王长华||《桂湖的自信》之五：滇云讲学文化播火 / 四六文摘

2020年第126期||总第557期

艺海风│557期

遥岑楼书院

滇云讲学文化播火

——《桂湖的自信》之五

王长华

升庵流放云南三十多年，因地方官员的庇护，得以自由行动，四处考察讲学，“凡慎所至，各族士子皆从游问学。”嘉靖四年（1522）三月，升庵移寓安宁（今为云南省昆明市代管的县级市），安宁太守王白庵特意为升庵建造了一座“遥岑楼”作为讲学之所。“杨门七子”之一李元阳在《寿升庵六十序》中说：升庵“在安宁，尝讲学遥岑楼，县人又为之建升庵书院。在大理，‘紫城苍麓，夙尝授馆’。”“先生当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摩肩山麓。”嘉靖二十五年（1546）九月，“菊黄江碧，骊驹在途，送行门生各赋一诗”，欢送升庵重返安宁。在赵州，升庵与“时将军尧询，同年金磊友善，筑凤栖亭以馆之”。在蒙化（今巍山），升庵“寓冷泉庵，日与左祯、朱尧霁、张壁相侣，诸生朱寰、薛龠、左明理北面事之，颇受命提之益，公怜才造之，有一善极为极为奖励，故蒙士多从之游。”在临安（今建水），升庵“教授生徒，多有造成，故临之文风甲于诸郡，至今滇之人士尸祝之（1、古代祭祀时对神主掌祝的人。2、祭祀。3、崇拜）。”

柳公权书“群贤毕至”

升庵在安宁居住二十年后，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迁至昆明，在高峣的“碧峣精舍”公开讲学，“碧峣精舍”成为滇中办学育才和各族文人聚会的重要中心之一。

升庵虽为待罪之人，但还怀报国之心。嘉靖五年（1526）十二月，土司安诠勾结另一土司风朝文叛乱，举兵合围云南省城，滇中大震。叛乱之初，声势甚大。升庵慨叹说：“此吾效国之日也。”他便身穿戎服，“率旅僮及步骑百余，往援木密所守御。”升庵入城与镇守木密的副使张峨共谋固守之法。次日，宁州土舍（明清对土官族人之称呼;明清土司之属官，无职衔，多为土官宗亲充任，或亦参以异姓。掌庶务。其职，子孙可世袭）陆绍先率兵前来攻城。张峨率领军队与他战于城下，升庵督促城中兵众鼓噪而出助战，直至叛军败退，他才复归省城。在这场事变中，升庵完全站在朝廷一边，他称这次事变为“恶氛”，称安风的军队为“贼徒”，主动参与官兵的征剿，认为这是报效国家的难得机会。

遥岑楼

升庵谪戍期间，一直认为自己无罪，期望有朝一日遇赦回朝。嘉靖六年（1527）正月，嘉靖帝命史馆纂《大礼集议》。嘉靖七年（1528）六月，《大礼集议》纂成，嘉靖帝亲自作序，赐名《明伦大典》，其敕文云：前大学士杨廷和为罪之魁，“法当戮市，特宽宥削籍为民。”并令“礼部大书，揭诸承天门”，颁行天下。升庵预见到回朝根本不可能，赦还的可能性也很小。嘉靖十四年（1535）七月，费宏复召入阁后，他曾托费宏营救，可惜费宏入阁只有三个月便去世，他的愿望又一次落空。嘉靖十六年（1537）、十八年（1539），虽有“大赦天下”的诏令，但独不宽宥升庵、丰煕等人。六十岁后，升庵热望与家人团聚，他曾多次据律请归，他在《与同年书》中说：“凡军政条例，年六十者，许子侄替役。”可是，他屡次向军政当局陈述，但毫无结果。六十五岁时，他在《与云南当道书》中说：“原奉旨有永远字，例当依期顶补。犬马之齿，今已六十有五，有子而壮，可以替役也。批下永昌者，自可依军政条例，使走得骨于首丘。”可是，谁也不敢依照条例让他儿子顶替准他回乡，因为他是嘉靖帝钦定的罪臣。

昆明为杨慎谪居之地

升庵谪戍云南永昌期间，每日诗文唱酬，或结社讲学，或潜心著述，从不稍懈。他以超人的毅力和丰富的学识，足迹遍布大理、昆明、丽江、安宁、楚雄、建水、永平、剑川、巍山、临安等地，或寄情于绿水青山，时而高诵狂吟，放歌自醉；或寻幽探胜，时而考证碑铭，操觚泼墨，补壁诗词；或接触少数民族文人，相互进行文化交流；或入乡问俗，与“布衣野老邂逅邱亩之上”；或虚心请教，居然能“通夷语，识僰人文”；或深入考察山川地理，以补充和校正《水经》等书；或考据著述，以有益于从学问字的各族士子。升庵在游历考察中，先后编撰和整理了《滇载记》、《南诏野史》、《南诏备考》、《云南山川记》、《滇程记》、《滇侯记》、《南中志》、《记古滇记》、《古今谚》、《古今风谣》等书籍，以述当地政治、经济、人文、风俗、地理、历史，被称道是“云南旷古无述，述自今始。”足见升庵在云南民族文化隆兴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诗篇除描绘云南风光外，还写有许多表现民生疾苦的篇章。他还为云南各地作者选编诗文集，热情地为他们撰写序言，为发展云南边疆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云南保山永昌阁

云南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升庵戍所永昌为傣族、景颇族聚居之地，大理为白族聚居之地，丽江为纳西族聚居之地，巍山为彝族聚居之地，建水、开远为回民聚居之地。升庵谪戍云南后，把仕途失意后的满腔抱负，都倾注到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中来，他和各族人士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其中与正德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大理白族学士杨子云，嘉靖进士、监察御史、大理人李元阳，正德进士、保山人张含，正德进士、开远人王廷表，正德进士、按察司副使、昆明人胡廷禄，嘉靖进士、监察御史、晋宁人唐锜，嘉靖举人、知州、大理人吴懋特别亲密，形成了云南第一个少数民族经学流派，史称“杨门七子”。在升庵的影响下，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升庵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历史已经表明，升庵及其“杨门七子”，对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学者统计，升庵在充军滇云前，云南只有二十多人写有著述四十多种。到升庵戍滇以后至明末，滇人共有一百五十余人写有著作二百六十余种，其中百余种写于升庵同时或稍后。正是基于这些文治教化，才有了清初雍正四年（1726）的“改土归流”（即废除自元代以来世袭之土官而代之以流官的统治），并在云南大部分地区废除了土司制度，完全实行了与内陆一样的府县管理制度。直到今天，所以直到今天，在云南老百姓中，最受崇敬的古代三神（或人），就是观音、孔明和杨升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