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历史文化】王志强 ‖ 蜀汉重臣李福当是平阳府君阙墓主

本文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
坐落在绵阳市郊芙蓉溪畔的汉阙——《绵阳县志》  记载为“平阳府君阙”,自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备受各地专家和学者关注。但是,其墓主是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主要是可供考证的文字依据太少,阙文又早已残缺不全,依稀可辨的几个文字也是影影绰绰,似像非像。历代各种文献资料,有关此阙的记载也是寥若晨星,难以寻觅。尤其经历了 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破坏,整座阙坏损更为严重,原阙橼头上留下的几个汉字几乎消失殆尽,更让人费解。

阙,是一个历史时期留下来的文化产物,代表一个历史文化层。它出现的时期在两汉至三国末(史称汉魏时期)。其时宫殿、祠庙和陵墓前常筑有此物,多以石材堆砌而成。前二者用来装饰威严、渲染气氛、肃立环境;墓阙则有名垂万世、旌表祖先、扬举后人之用。故凡有条件者,后人总会为其先人建造墓阙,以期荣宗耀祖、扬名天下。墓阙的墓主按汉时规定须是有一定身份之人,或达官贵人(太守以上),或豪门望族。从阙的建造风格和工艺难度来看,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汉代,也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企及。绵阳的“平阳府君阙”因阙文有对墓主“府君”之称,故可以断定它是一座墓阙。

汉平阳府君阙(晏茂川 供图)

墓阙的建立有一个基本原则,墓主必须是当地人,也就是说,墓主不管逝于何地,必须还葬故里,方能由后人为其立阙。因为阙不仅颂其墓主,还要扬其后人、张其宗族。这也是身为蜀汉重臣的蒋琬大司马虽病逝于涪县(今绵阳市区),但因非涪县籍(原籍湖南),故只能“厝葬”涪县(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只能修墓立祠,而没有立阙的缘由了。另外,“府君”一词也颇带时代性。“府君”之称有三种情况。一是汉魏时,因太守自辟僚属如公府,故尊称太守为府君。如《后汉书·高获传》中,高获称太守鲍昱;《三国志·华歆传》中孙策称太守华歆;汉乐府《焦仲卿妻》中称太守,皆曰“府君”。二是汉魏以后对贵人的敬称,如《世说新语·言语》中称司隶校尉李膺为府君。三是自唐以后,不论爵秩,碑版通称死者为府君。三种称谓,虽时代不同,但结合汉隶阙文字体出现,绵阳的“平阳府君阙”肯定为汉时墓阙。

既然是墓阙,那么墓主为何人?几十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各有不同解读,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
“×平杨叔”为墓主

据宋代《隶续》记载,阙文仅有“平杨府君叔神”六字。作者对此加有按语:“平杨府君六字,盖汉人神道所刻者。石缺不全,莫知为何人,汉字存于今鲜矣,譬之麒麟一毛,虬龙片甲,皆可贵也。”可见宋时阙文已斑驳脱落,缺头少尾。从其记载中,“杨”字非县志所载“阳”字。“杨”很显然为墓主之姓,“叔”则为其字。故此六字表述的是:此阙是在×(或××)平担任过府君之职的杨叔其人的神道碑。这个“×平”有可能是当时的地名,如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中有文曰:“族祖武平府君”,其“武平府君”就是指在武平郡当太守的常宽。据此可以推断,墓主是在×平当过府君的杨叔。

李业阙(晏茂川 供图)

但遍查两汉、三国及晋代史书,在册的显赫人物中均无杨叔其名,涪县更无此人。这仅是根据此文献记载推断出来的一个人物。

2
“汉平杨叔”为墓主

清乾隆时期,四川著名文人李调元著《蜀碑记补》记载:“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八字。清嘉庆《四川通志》金石部分记载为“汉平杨府君神道”。民国《绵阳县志》“艺文”引言里,在慨叹明末战乱给绵阳县带来的灾难时说:“李譔五经,简篇灰烬;汉平双阙,传刻苔封。”这些记载皆言“汉平”。

查“汉平”一名有三个地点:一是今江西樟树市西,后汉置,三国吴改为吴平;二是今重庆市涪陵区东南,三国蜀汉置,南朝宋省;三是湖北旧荆州府境,南齐置,隋废,今缺。前两地与立阙时代相符,但江西一地离蜀太远,汉魏时期还未见有蜀人赴其地做官的记载。再查《三国志·后主传》载:“延熙十一年秋,涪陵属国民夷反,车骑将军邓芝往讨,皆破平之。”  蜀后主刘禅建兴中(223—237)改涪陵郡为涪陵属国,延熙十二年(249)  分涪陵西北置县,故名汉平县(今武隆县西北鸭江乡)。因此,“汉平”一名有地点可查,若“汉”与“平”二字连缀相称,那么阙文所指墓主就是在汉平县做过府君的杨叔其人了。

南阙(晏茂川供图)

但“汉”“平”二字连缀古来早有存疑,据民国《绵阳县志》记载:“今仙人桥侧所存石阙,刻有梁  大通造像各种。阙上端并有‘汉平’二字,如瓦当式隶书。第一‘汉’字,第二坏烂,第三‘平’字,谓之平阳府君阙。‘汉平’二字不相属联,又多刻大通造像杂其间,且‘汉平’字外无字,殊难臆定,姑两识之。”再对照《隶续》之记载,这个“汉”字很显然是后人经考证补刻于阙上。汉平杨叔仍未查见其人,亦有待进一步详考。
3
蜀汉重臣李福为墓主

又查,汉时“杨”“阳”因同音常相通假。如地名“丹阳”,《史记·楚世家》记为“丹杨”,《汉书·地理志》记为“丹阳”;“杨货”一名,《论语》记为“阳货”,《史记》作“杨货”。如果扩大“杨”“阳”相通的用词范围,那么“平杨”即为“平阳”,“平”和“杨”连缀组成一地名,汉魏时已有平阳郡、平阳乡、平阳亭等建置,那么阙文六字之意又可释为:在平阳作过府君之人的神道。这尤如前文中“武平府君”一样的称谓,这在古代称谓中也属常见。而“叔”字在这里只能作为  建造墓阙的人对墓主的称谓。如《隶续》中收有另一碑阙为“汉杨侍中文父神道”,其“父”字就是对墓主的称呼。

据《三国志·蜀书》载,蜀汉重臣李福,字孙德,涪县人,为益州豪强李权之子。先后为蜀汉书佐、西充国长、成都令、巴西太守、江州督、杨威将军、尚书仆射(蜀汉时,为尚书省次官,主持日常事务),封为平阳亭侯(地点尚未明确,一说在江油境,一说在三台境)。其籍属、身份和封号都符合立阙条件和“平阳府君”的称谓。阙文中的“叔”字,则表示立阙人与李福的辈分或排行(古时兄弟间排行为孟、仲、叔、季)关系。

以上三种情况,都离不了杨、李二家。据晋人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汉时涪县大姓为“杨、杜、李”三家,可见杨、李二姓建阙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但《隶续》的作者为北宋洪造(后改名适,1117—1184 年),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他不可能亲临绵阳来查看此阙,他为收集天下汉隶字体而著《隶释》《隶续》二书,故阙文皆由地方呈报,他汇总编纂。再《隶续》一书是晚年著作,终编于北宋淳熙六年(1179),分四次刊刻,有的刻于越(浙江绍兴),有的刻于蜀。现在再版的多是清嘉庆影印本。《蜀碑记补》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进士后入翰林为庶吉士,在京所著并刊印成书。清嘉庆《四川通志》是引用李调元之文而成。其文皆受《隶续》影响,只是变“平杨府君叔神”六字为“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八字。

北阙(晏茂川供图)

但是清同治《直隶绵州志》中将“平杨”改为“平阳”又是何因?今查该州志的主编是绵州知州文棨、董贻清,他们亲自督纂并厘定,总纂伍肇龄、何天祥二人。伍为进士出生,历官居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侍讲学士等;何亦为生员,另外还集用42 位文人学士参加编修,尤其是州官文棨之祖父李在文、父亲年昌阿皆为绵州州官,三世牧绵,皆勤于修志。因此,该志书改“杨”为“阳”亦非儿戏或笔误。此志不仅改了阙文,而且将《隶续》所集之阙文亦改  为“阳”,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另外,  从各文献中所引《墨宝》一书之文曰:“平杨必姓名,如建平太守之类。叔,其字也。”其中“必姓名”明显是刊刻之误,因其例证“建平”就是地名,所以正确的原文应是“平杨必地名”。由此可见,原阙橼头上六字变为八字是由后人补刻所为。再南北朝梁大通年间,有人又补刻有浮雕造像于其间,所以不排除此八字的排列并非原文排列顺序。另按惯例,应为“汉故平阳府君叔神道碑  ……”等内容。“汉”和“平”之间应有  “故”字,而“平”和“阳”字是相连缀  的。如是成立,那么墓主定为李福可能性就更大了!再则,从立阙的原则看,必须符合建造时代(必须是汉魏时期)、官阶(太守级以上)、封号一致(平阳亭侯)、原籍(墓主归葬故里,由其后人为其立阙)等几个条件,李福都完全满足。晋人常璩《华阳国志》里明确记载有  “李福,涪县人”。所以《宋集古堂记》里说宋时绵州(今绵阳)近郊的古碑碣屡遭破坏的情况时,十分慨叹:“如公琰(指蒋琬)之碑,孙德(李福,字孙德)之碣,里父犹了□识其全也”,十分明确地认证了留传至今的国家级重点文物“平阳府君阙”就是蜀汉重臣李福的墓阙,不可置疑。现绵阳市内不少史志专家、学者及北大考古系主任孙华先生亦持此观点,应该说是破译了此阙墓主的千古之谜。

(本文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5期,总第225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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