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想看到什么样的中国？从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就能看出

1958年，日本有一个著名导演今村昌平，他曾经拍摄过《楢山节考》这么一个电影。

这部影片的大致内容是讲述日本的农村生活，人们面对着人口增加，而食物不足的现状。

于是村里到了70岁的老人，干不动农活了，就会被子女背上楢山，在那里活活等死。

即便有的子女不舍得，但也只能遵从老人的意愿，在新年之前将老人背上山。

有的老人被背上山之后，不想就这么被饿死，最后选择跳崖结束生命。

一个平平无奇的电影，当时却受到很多西方人的大力追捧，这部影片甚至当年在戛纳电影节获得了最高奖金棕榈大奖。

当时被誉为“电影界的莎士比亚”日本超级大导演黑泽明怎么也没想到，今村昌平凭借这么一个犄角旮旯拍的电影，在地位上竟快追上自己了。

今村昌平在国际上的地位虽然显著提升了，但是他在国内，却被观众各种批评和攻击。

这是为何呢？

观众们认为，他这个电影是在丑化日本，电影被欧美等西方人看到之后，实际上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被人看笑话了。

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比如某国男子拿着几万块钱问中国人，在上海能买几套房子。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有趣，然后认为别人无知，就会觉得自己高大上，却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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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西方人的眼里，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呢？

这要从中国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他们的电影中说起。

为什么他们早期拍摄的电影在西方能受到大力追捧，在国际上都能获奖无数是为何呢？

1985年，陈凯歌拍摄的《黄土地》上映，可以说是他的开山之作，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获得各种奖项。

这是讲述了陕北农村一个贫困女孩翠巧的故事，受到顾青新思想的影响，从小被定下娃娃亲的翠巧，才得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顾青让翠巧的父亲唱民歌，他父亲却说：“不愁不喜唱个啥？”。

陕北民歌之所以具有长久且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那些民歌都在表达着歌唱者内心的情绪，发愁也好，欢喜也好，都表达着内心的真情实感。

影片中翠巧的父亲没有名字，或许这是导演很好的设定，因为翠巧的父亲就是中国千千万万朴实、勤奋，但也愚昧，贫穷的代表。

在贫穷的生活压力之下，不得不让女儿早早出嫁，即便早出晚归，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善生活。

这部影片充斥着对个体的关怀，更饱含着对处在时代巨变下民族出路的拷问。

3年后，陈凯歌的《孩子王》上映，这部影片获得第4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

这部影片也是讲述了在一个贫困山区里，有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师资缺失，没有一本像样的教科书。

队长就把一个知青派到这个学校去当“孩子王”，做那群贫困孩子的老师。

直接展示了那时的教育落后和文化残缺，其背后的尖刀更让人反思。

对于那群孩子，他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又是谁亏欠他们，又是谁在拼命摆脱命运的枷锁。

这样的一部贫困山区拍摄的电影，在西方人看完之后，也大受欢迎。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影片能够直击心灵，让人深思。

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就像那部日本的《楢山节考》一样，这些影片将落后，贫困，封闭甚至丑陋的一面为题材，展现在他们眼里。

无独有偶，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写满了旧社会和女性的创伤。

夜里挂满了大红灯笼，常年阴雨的天气，几乎没见过晴天，过着循环往复的日子，吃着不想吃，又不舍丢弃的食物，透着一股子女人的矫情和嫉妒心。

每天生活在闭塞的院子，无趣的生活，压抑，幽静，家里四位太太，唱戏的唱戏，算计的算计，看似波澜不惊，却过着各自悲喜的生活，很多事情都无法自己抉择。

那些高高挂起的灯笼，看到的却是阴冷沉重，那深宅大院，就好像是一座牢笼。

还有张艺谋的《菊豆》、《红高粱》等等，也是类似。

当时他们两人也和那个日本导演一样，被国内的观众批评和质问。

中国也有积极向上，凌云壮志的很多事情可以拍，为什么总要去盯着这点犄角旮旯的黑暗面呢？

后来张艺谋转型拍商业大片，这样的质疑声才慢慢消散。

现在的贾樟柯导演也喜欢拍这样的影片，也被人批评。

02

他们的电影在西方人眼里很受追捧，或许这也是一种猎奇的心态，喜欢看别人落后，愚昧、黑暗的一面。

并不是说陈凯歌和张艺谋的电影不好，这样的电影在我们看来。

它能够触碰观众的心灵深处，引发情感共鸣，看完之后让我们思考和感悟。

这样的电影，和时间无关，和地点无关，和性别无关，和语音无关，和民族无关，而真正表达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

而西方人虽然总是喜欢说什么平等，但是从他们评价电影就不难看出，内心其实充斥着不平等和歧视。

用猎奇的心态去看中国，而不是所谓的平等。

平时就像那些农村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别人有钱了，有人就会羡慕嫉妒甚至恨，但是看到哪家一直很贫穷，就很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甚至笑话别人。

西方人也一样，他们也希望看到我们贫穷落后的样子，满足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