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和革新，是他始终保持的两种风格
伍蠡甫（1900—1992），广东新会人，又名伍范，画名敬庵，室名尊受斋。现代著名的西方文论家、美学理论家、国画家、翻译家，与其父伍光健被称为“中国译坛双子星”。
新中国成立前曾任私立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北平故宫博物院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上海画院兼职画师，《辞海》编委及美术学科主编，中华全国美术学会、全国外国文学学会顾问，上海社联、上海文联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卷编委，著有《谈艺录》（1942）、《中国画论研究》（1983）、《名画家论》（1988）、《欧洲文论简史》（1985）等书。
伍蠡甫出生于上海，从小在父亲的书房里养成对绘画的兴趣。他先是学习西洋画，后来转为国画，曾受教于近代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1923年伍蠡甫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北上工作，适逢故宫博物院成立，他一有闲暇即去泡博物院，浸淫于皇室秘藏历代字画之中，这为其艺术创作和画论研究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基础。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20世纪的中国美术开始跳出文人画的视域进入大美术的广阔空间，开始以“西方”这一他者的角度和眼光来反观自身、发展自身。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中国进入了“无一画家不参加论争”的国画改良运动活跃时期。伍蠡甫在这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开始了他的艺术创作和画论研究。
总体来看，伍蠡甫的创作和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师法传统、积累功底为主。第二个阶段是40年代至“文革”结束，伍蠡甫试图以西方的概念和体系创造出国画的哲学，以现代事物入画反映时代精神，实现国画创新。
他此时的画作呈现两种风格，一为继承传统一路，一为摸索创新一路。“文革”结束至晚年为第三阶段，此时的绘画不再表现时髦事物，而是追求平淡写心、朴拙内美的境界，他对国画创新的思考也复归传统。
1928年，伍蠡甫回到上海，在复旦执教，同时兼任暨南、中国公学等校外文教授，授课之余，沉浸绘事。这一时期为其创作的第一阶段，他的作品沿着传统方向探寻，自明清而上溯宋元，追踪石涛、董源诸家，积累了深厚的传统功底，画风古朴稳健。
1936年，伍蠡甫赴伦敦大学攻读西洋文学。1937年在英国举办中国画展，受邀到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做《中国绘画流派》的专题演讲。留学闲暇之余遍览大量西方名画和外流中国名画，从而两相比较，不断借鉴、提升创作理念和技巧。
1937年，伍蠡甫中断学业回国。1938年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又被聘为北平故宫博物院顾问，同院长马衡一同到贵州安顺鉴定故宫寄存的名画，揣摩院藏大量真迹，著有《故宫读画记》追述所见。全民族抗日期间，他在重庆、成都、香港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将所得展款捐献抗日圣战，被誉为“艺人楷模”。
在其勤奋不倦的一生中，伍蠡甫“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学理论做了持久深入研究”（蒋孔阳语），尤其是尝试解决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达成中国画第一要义“意境”。他第二阶段的创作和画论研究，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较大。
他认为，当下“国画家大都墨守成法，不很愿意兼通艺术的一般理论”，“国画研究者太过囿于历代权威的意见，充其量只不过是这些意见的零星重述，抑即旧材料的累积，不能使读者从中看出什么系统的解释”。
他把改革矛头直指“气韵生动”“笔致高古”等传统艺术内涵，试图引入西方的思维方式解构传统，创建一门科学的国画哲学体系，以使创作者和读者能够掌握国画的发展规律，预测、指导国画的发展未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求国画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中国社会的发展。当然，拿来主义常常导致格而不化，伍蠡甫未能建成系统的国画哲学。
在绘画实践上，伍蠡甫开始了大胆创新。为了反映时代精神，他成为了国画家中将当代事物搬入山水画作的第一人。1941年，伍蠡甫在重庆举行抗战献机个人画展，首次公开了他革新后的山水画。
洋房、工厂、军舰、枪炮，寇机被击落或我机侦察等场景都成为其笔下的创作对象，以此实现国画的变革。他的观点是：“本来现代的题材是没有不可入画的道理。
唐宋画中所表现的衣、食、住、行，在唐宋时难道不是'现代’的吗？”“我们如果一味学习唐宋的画法，我们的眼前心上，便很可能地只有一些皴、擦、渲、染的形式，伏在形式后面的东西——内容反都消灭了。于是乎形式一代一代留下来……它便能蒙蔽人的心眼，使人想不起或看不见当前的生命内涵。”
1948年在广州举办画展后，岭南派创始人高剑父赞其云：“伍先生的画除了其笔墨近寻往古而外，自有其自己面目。”“胸次有万卷书而画之气象益博，此之谓充实之美。此乃中国艺术精神，非徒从浮面而描写者也。”
当然，对于他这种革新后的山水画和创作理论，并非全部观众都能认可，他甚至被推上“离经叛道”的高台，但是伍蠡甫仍然“抱定这种精神，朝着这一取向走去”（陈子展语）。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伍蠡甫的绘画始终保持两种风格，即传统的和革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