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与王蘧常门风承传的同与异
如果说，沈曾植是在碑学视野下，对章草作出了创造性建构的话，那么，王蘧常的章草则在碑学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碑学的笼罩，而从章草本体出发，对章草作了书史的梳理与扬弃，并在回归汉魏古法前提下，将章草创作再次提升到书史高度。
沈曾植像
沈曾植在晚清学界被誉为“当代通人”，这当然不仅仅指其他对元蒙史及西北边疆史及舆地沿革之熟稔，包括诗文书法的全面修养，同时还指其他在晚清变法大局中所坚守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他同情变法并与康有为结谊。在康有为上光绪帝变法书失败后，力保康有为免于囹圄之灾，而劝其以金石书法相陶冶消遣。康有为正是听从沈曾植劝告，而避居广东会馆汗漫舫，沉潜六朝碑版刻石，写下碑学名著《广艺舟双楫》。沈曾植与康有为，无疑是晚清碑学两个标志性人物。他们具有共同的变法思想，又都共同倾力碑学；变法失败后，碑学成为他们不灭变法理想的象征，并共同将碑学推到近现代书法史的峰巅。
而具体到清代碑学，沈曾植与康有为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即碑帖融合问题。这是自包世臣、何绍基、赵之谦以来便致力解决，而在观念上未获统一并逾趋纷争的问题。如何绍基便批评包世臣用侧锋指法而全无北碑底蕴：“慎翁于平正两字，全置不讲，扁笔侧锋，满纸俱是，特脑有积轴，具有气韵耳。书家古法，扫地尽矣。”又曰：“包慎翁之写北碑，盖先于我二十年。功力既深，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余以“横平竖直”绳之，知其于北碑未为得髓也。”
包世臣认为：“书艺始于指法，终于行间（《艺舟双楫，书述下》）。何绍基则以腕法回应包世臣指法，他认为写北碑须“一心运臂，臂运腕腕使笔，笔使墨，墨使指，又诗曰：“书体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
何绍基书法奠基北碑、篆隶，兼融颜鲁公，用笔上书以篆籀融北碑，创为“回腕法”，讲究肘腕并起，全身力到。这便自然与包世臣的侧锋指法大相径庭；由此，用指法还是腕法成为碑学与帖学笔法分歧所在，何绍基认为王羲之帖学也存八分意矩，并与蔡、崔通气：“余学书从篆分入手，故于北碑无不习，而南人简札一派、不甚留意。惟于《定武兰亭》，最先见韩珠船侍御藏本，次见吴荷屋中丞师藏本，置案枕间将十日，至为心醉......盖此帖虽南派，而既为欧摹，即系兼有八分意矩。且玩《曹娥》、《黄庭》，知山阴棐几，本与蔡、崔通气，被后人摹仿，渐渐失真。致有昌黎“俗书姿媚”之诮耳。当日并不将原本勒石，尚致评帖家聚讼不休，昧本详末，舍骨尚姿，以后世书律所以不振乎？”
沈曾植书对联
至晚清康有为，他对赵之谦以北碑融二王帖学的取径也大为不满；认为：“赵之谦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㧑叔之罪也。”
对碑学笔法的不同理解，便得清代不同书史时期碑派诸大家，对碑学笔法有着各自不同的主观性认识。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碑学在面临自身危机之际，必须走出北碑的单一取经，而重新谋求碑帖融合与转化。由此，以此来认识何绍基、康有为对包世臣，赵之谦的批评，其主旨并不在碑帖融合本身，而是重在由对碑帖融合所带来的碑学笔法弱化的担忧。
1905年8月7日，沈曾植与梁鼎芬等合影
由维新变法所带来的强国梦理想的萦回，使得康有为、沈曾植落实到碑学实践，都有着对雄强碑学理想的憧憬。这是康有为不能接受赵之谦以二王帖学融合北碑的根本原因，沈曾植也同样如此。他早年取法包世臣，沉溺侧锋取势，强调指法与转笔，故用笔擒纵倾倒，乃至施以“抽笔”、“卧笔“。中年后，取法张裕钊，似求得碑派之正。晚年则由汉简得笔，转而沉潜章草，这使他走上一条与大多碑派人物不同的碑学道路。从主观上说，这是由沈曾植独存孤迥的书学观念所决定的路——独诣曰能。他不愿走一般意义上的碑学之路。即如碑帖融合，他也无意于像前代或同代碑学家那样，以北碑与唐法或“二王”作简单嫁接，而是始终在寻求一条陌生化并具有原创性的碑帖融合途径。由此，客观上，晚清西北汉简的出土，为沈曾植的碑学创作转型提供了契机。“与甲骨文被发现同一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49）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古楼兰遗址，得晋木简120余件，这是竹木简被发掘的最早记载”（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1906年在甘肃敦煌，西北古长城遗址出土发掘汉晋木牍700余校，号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合撰《流沙坠简》，1914年出版。收录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中国盗掘的敦煌汉简、罗布泊、汉晋简牍及少量纸片帛书等共计588枚。《流沙坠简》的材料，出自法国汉学家沙田宛著作中的照片。该书分作小学、术数、方技、屯戍、丛牍类。
沈曾植 书法
沈曾植是在晚清碑学背景下，第一位将北碑与汉简兼融的书家。因而，他首先是一位章草复兴者。由于是从碑学语境致力于章草的复兴，这就使得沈曾植对章草的认识，越过元明赵孟頫、宋克、俞和、邓文章、祝允明章草，而带有复古的性质。同时，汉简本身所蕴含的古法，恰恰与北碑的汉分古法相融合，沈曾植正是认识到这个结合点，而对流沙坠简产生了不可抑止的向往，因而他得知罗振玉、王国维正在编辑出版《流沙坠简》，便在第一时间写信给罗振玉，希望罗振玉尽快给他寄来《流沙坠简》影印件以参阅。在得到《流沙坠简》的影印件后，他认为汉简与他过去认为的与唐代书法近似，证明了这一点，他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他认为汉简“乃与半生据石刻金文悬擬梦仪型不异。”并希望得到更多《流沙坠简》资料。同时，迫切追问，《流沙坠简》中“是否存章草今、隶？自认来日无多，先睹为快的迫切心情无以伦比。
流沙坠简
汉简为沈曾植晚年的碑帖融合探索，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空间，同时，也使碑学碑帖融合的转型探索上臻于崭新高度。沈曾植通过对汉简的取法，使他的碑学创作走出了对帖学接受的困境。而避免了如包 世臣用偏锋转笔、赵之谦用二王绞转笔法，受到何绍基、康有为那样的来自碑学内部的批评指责。沈曾植对汉简的接受，恰恰是在与碑学篆隶古法共通的书史背景之下。同时，汉简的草化，又为他提供了改造北碑一味硬折的笔法之撑，而将北碑的方雄硬折与汉简的圆转流利结合起来，从而呈现出来自碑帖结合的新理异态。“从具体的连贯之形，按照顿挫间隔成一组；意的连贯，是沈曾植对既有形式语汇的进一步发挥。要刀笔折锋纯粹去实现连绵形态，势必产生夹生的弊端。对联贯视为精髓与生命，”但在具体的形骸相貌上，却不强求机械，而从一个意的角度加以强化。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出沈曾植作为一代大师的高度，在他的章草中，既有古代章草的结体意识，又有方笔线条棱角崭然，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钩连吻合之美，而且，各种都是在流畅的挥洒过程中，自然呈现而无丝毫矫揉造作之态。”（陈振濂《中国现代书法史》）
沈曾植的魏碑式章草，意味着章草的近现代复兴和典范。它的双重价值与意义在于，它以对汉简的引纳，复兴了章草古法，而使得唐之后笔法尽失的章草具有了现代意义。从沈曾植开始，近现代的章草具有了现代意义。以沈曾植发端，近现代章草开始超越元明赵孟頫、宋克、祝九明章草笔法之弊，而从古典章草之源“汉简”，来重建章草笔法系统，这是功莫大焉的；此外，沈曾植的章草开掘是建立在碑学基础上的，因而，他对汉简章草的开拓性成就首先反馈在碑学转型建构之上。这突出表现在，他以汉简而不是颜稿行或“二王”与北碑结合，而开辟出具有典范意义的碑帖融合路径，这不能不说是晚清碑学的最高成就。
王蘧常晚年在书写
王蘧常是沈曾植门弟子，也是继沈曾植之后，将现代章草推向高峰的人物。他从19岁拜沈曾植为师，在碑学启蒙上受到沈曾植的亲授。在沈曾植指导下习《郑文公》、《爨宝子》、《爨龙颜》，又在研习《十七帖》的同时，在沈曾植指导下开始学习章草。据《王蘧常自叙》说：“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会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偏小，殊难广大。汝能融冶汉碑，它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先生又教曰：“凡志学毋走常蹊。必须觅前人夐绝之境而攀登之。如书法学行草，唐宋诸家，以为人摹滥。即学二王，亦鲜新意，不如学二王之所出——章草。自明宋（克）祝（允明）以后已成绝响，汝能兴灭继绝乎？又曰：学章草必须从汉隶出。赵子昂所书，虽着意波发，乃是唐宋人笔法。” 由此，沈曾植对章草的接受是在碑学语境中开启的，而汉简作为民间书法一系，又与清代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可以说沈曾植对汉简的接受是碑学拓化的结果。同时，也在根本上超越了元明赵孟頫、宋克章草。沈曾植对王蘧常的章草启蒙，也恰恰是立足于广碑学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便学“二王”帖学，也必须不为“二王”所囿，而应学“二王”所自出——章草。王蘧常章草乃与沈曾植观念相一致。“不落唐以后一笔，意在秦汉三代。”“王蘧常书法可以视为晚清金石碑版书法后结之巨果。”（梅墨生语）
王蘧常书对联
从碑学立场出发，延及篆分再溯及简牍章草，这是王蘧常章草与沈曾植相同之处，甚乃说，没有清代碑学便没有沈曾植、王蘧常章草。但相较而言，王蘧常章草出于碑学而超越碑学，尤其到他晚年章草，已与碑学若即若离了。这表现在，他植根简帛而上溯至三代金石碑版，以篆籀笔法而与《十七帖》、《平复帖》、《急就章》冶为一炉，走出了北碑一味讲求方折侧笔之窠臼。也即是说，王蘧常后期章草创作，围绕的是矫转元明章草的唐宋笔法的浇薄，而致力回到章草之源——汉法并上溯三代金石碑版。在这种章草创作价值选择中，北碑已退而其次，乃至消融在他章草创作整体格局之中。这也使王蘧常的章草创作与沈曾植的魏碑或章草产生了很大距离，而表现出“异”的一面。联系到处于不同碑学境遇，沈、王之间这种章草创作之“异”，又是很正常的。相对来说，沈曾植并没有明确的章草创作观念。他对汉简的接受，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笔法因素和古老书体形态而与碑学结合，最从终不是追求一种纯粹章草化的创作结果，而是旨在完成以碑学为核心的碑帖融合目标。所以在书史上，沈曾植的行草书，严格地说是碑派草书，它融入汉简章草因素，同时又揉入晚明黄道周、倪元璐诸家笔法，而很难视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章草。相对于沈曾植，王蘧常的章草创作则要纯粹的多。他在创作之始，便立定明确的章草创作目标。中年之后，他所有的碑帖临摹取法，都是围绕着章草进行的。
《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 王蘧常 章草
如果说王蘧常在19岁进入沈曾植门下，受到沈曾植碑学观念的深刻影响，而奠定了一生书法创作基础的话，那么，中年之后随着沈曾植的去世和晚清碑学高潮的消退，王蘧常的书法创作已摆脱了对碑学的单一取法，而超越碑学之维，走向以篆籀古法线条为核心的创作之途。从50岁开始，王蘧常耽力研究《居延》，《武威汉简》及魏晋楼兰竹简残纸汉碑瓦铭，谋求将汉简与陶瓦砖铭融为一冶；60岁后则默诵《说文》部首，并用小篆写了6、7年日记。这种来自文字学的影响与他青年时期同窗，古字学家唐兰的影响有关。而王蘧常对小篆的精心研究和对《说文》的熟谂，又为他上溯三代金文碑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70岁后，其章草已人书俱老，自成一派。联系到他早年苦研《十七帖》，王蘧常的章草真正从碑帖源头上，寻觅到了章草古法。由此，当他到晚年，以“蘧草”垂范当代的时候，我们已无法从单纯的碑学立场来认识其章草。它起于碑学，而超越碑学。王蘧常接受了沈曾植的章草创作观念，但却又超越了沈曾植来自碑学立场的章草创作局限，而使章草获得了历史的突破。
王蘧常 书信手札
由此，王蘧常作为沈曾植门风传脉，他与乃师沈曾植共同面对碑学，却解决了现代书法史不同的碑学课题。沈曾植面对晚清碑学危机和由碑帖融合所带来的岐路旁出，他走的是一条以北碑化冶汉简章草之途，从而在近现代书法史上，第一次开启了碑学意义的章草创作，这也意味着章草的复兴。其更富于开拓与转化的价值与意义在于，沈
曾植对汉简的取法，从古法意义上，拯救了元明之后章草的衰颓，而以北碑及篆分古法的双重价值赋予了章草的现代体格。沈曾植不仅以其魏碑或章草垂范近现代书法史，以其新理异态的碑学创作为清代碑学树立了最高典范，同时，也以其汉魏古法给予王蘧常以章草启蒙。
如果说，沈曾植是在碑学视野下，对章草作出了创造性建构的话，那么，王蘧常的章草则在碑学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碑学的笼罩，而从章草本体出发，对章草作了书史的梳理与扬弃，并在回归汉魏古法前提下，将章草创作再次提升到书史高度。这突出表现在，他有意摆脱沈曾植魏碑式章草的硬折侧笔和强烈顿挫钩连意识，而是以篆籀笔法融合汉简章草，使其章草表现出绵浑盘叠，高旷遒逸的笔法特征。他以其讨源性章草复古实践，在笔法上廊清了元明以来章草的笔法异化——以唐宋人笔法写章草。仅摹其形而无笔法之实。这便为章草的笔法寻源提供了基础。而王蘧常章草作为现代章草典范，也以其创作实绩，揭橥了章草笔法之源，这无疑是较之沈曾植仅仅以汉简来挽救晚清碑帖融合危机，更具章草本体意义的书史贡献。
近现代的中外学者极尽赞美之词，“魁杰”“完人”“伟大”种种词汇皆是在称赞这样一位遗老领袖——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
海日楼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书家沈曾植（1850—1922）的斋号，他为学志广，舆地、律法、医学、儒道释以及诗词、金石、书法，无所不涉。对于沈曾植的研究，近年渐成显学，或记其生平，或叙其学术、或论其诗词，或研析探讨其史地著述与书艺成就。海日楼的收藏十分丰富，然而，与其声名日隆的学问、书法相比，却鲜为人知。
△ 沈曾植于《式古堂法书》拓本册前题跋
桑椹在《金石书画》沈曾植专题中言：“毋庸讳言，与同时代的一些碑帖收藏大家相比，海日楼藏碑帖并无太多令人惊羡之本，以版本一般者居多，这也符合沈曾植当年的经济状况与收藏经历。”沈曾植在《式古堂法书》题跋中言明了自己对于刻帖价值的判断：“刻法帖与仿刻宋元旧本书籍同例。当具其源流所自，行款题记，一一存真，则古帖之面目不（忘）亡，而后之学者亦可据形迹以追溯神明所自，盖神明虽妙手不能传，形迹之传，非辅以碻据，不能坚后人之信。《元祐》《淳熙》两续帖，皆刻存图记，集帖旧法，固如是也。《墨池》刻例（遂）最谨严，《停云》详墨迹而略石刻，遂开后来草率之渐，《戏鸿》以后，无足论矣。”由此可知其收藏理念，并非执意追求名碑珍帖，而是侧重于具有史料价值且物美价廉的碑帖。如其收藏之《甯贙碑》“开有唐之先声”，被誉为“粤碑之冠”；又收《兰亭序》数十种，颇成体系。
01 海日楼珍藏《姑孰残帖》拓本册
在海日楼旧藏碑帖中，最为珍贵的要数民国初年沈曾植所收宋拓《姑孰残帖》册。该册凡十五开，汇陆游、苏轼、苏舜钦三家作品，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碑帖上有樊彬、沈曾植、缪荃孙、朱家济、沙孟海等题跋。从沈曾植记樊彬收藏轶事的题跋中可知，该册由樊彬于咸丰年间在京城购得，散在光绪初。
△ 《姑孰残帖》
△ 沈曾植记樊彬收藏轶事题跋
02 版本各异的《兰亭序》
在沈曾植收藏的碑帖中，版本各异的《兰亭序》成为其收藏体系中一大亮点。浙博藏海日楼碑帖中，《兰亭序》拓本有四十余种之多，本次精选十二种刊出。沈曾植对于不同版本的品骘考鉴也体现出其广博的学识与高远的鉴藏意识。
△ 《兰亭序》神龙本
沈曾植补临“盛一觞”“是日也”页
△ 《兰亭序》渤海藏真本
△ 《兰亭序》刘氏覆颍井本
03 一窥沈氏家族朋友圈
《张通妻陶贵墓志》《张通墓志》《扶余隆墓志》三件拓片上均钤有沈曾植印信。然题跋非沈曾植亲笔所书，而是由沈颎请诸友人如陈锡钧、高振霄、翁廉等题耑，并由屈起、谢学承、沈炳儒等抄录《海日楼文集》中相应题跋，合裱成轴。借此一窥沈氏家族交游的同时，这些拓片也是文人收藏、考据、题跋活动的缩影。
△ 《扶余隆墓志》
04 沈曾植自认“书学优于书才”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评价沈曾植：“他是个学人，虽然会写字，专学包世臣、吴熙载一派，没有什么意思的；后来不知怎的，像释子悟道般的，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他晚年所取法的是黄道周、倪元璐，他不像别人家的死学，方法是用这两家的，功夫依旧用到钟繇、索靖一辈子的身上去，所以变态更多。专用方笔，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奇趣横生。他死后，墨迹流传，售价更昂，可见时人还有些儿眼光。”沈曾植释子悟道的书学秘奥，我们可从其趣博识高与其书风变迁中寻得蛛丝马迹。
沈曾植认为自己“书学优于书才”，其高见亦显露于各处题跋中，常发前人未发之论。同时，透过题跋的书迹，观者又可体察沈曾植书风的变迁。
沈曾植于《高湛墓志》后题跋作于光绪己丑（1889年）夏日，已能看出取法米芾、欧阳询等的笔法结构，粗细对比明显，结体修长，清秀工稳的帖学气息扑面而来。
△ 《高湛墓志》沈曾植题跋
同样书于己丑年的还有《刁遵墓志》跋，不似《高湛墓志》跋之清瘦，笔毫舒展铺开，横竖短画略有碑刻之方与拙。
△ 《刁遵墓志》沈曾植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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