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特色文萃
屋里很静，我却知道他睡不着，只不愿打扰他，没有和他说话。我想，在他的脑海中今夜一定挤着故人和旧事。首先来到的又一定是他的父母和妻儿。再不然，是他去作神游，在故土的庭前向父母行大礼。我明明地看见，在他身边立着他的婆姨，手上抱着娃娃。那是二月的一天，我和张艺谋、何群正在北京参加“青年导演摄影影片研讨会”。因为开会，我和他住在一间屋子里。下午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艺谋因《黄土地》一片而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的消息。一时间，走来祝贺的人很多，其中不少是我们在学院时的师长和同学。大家自然都为他高兴，不在话下。
过了几天，我问他：可曾给你的父母和嫂夫人写信？他点头说：要写，要写。我竟也说了声：要写，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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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艺谋初识是在六年前的电影学院。因住在一座楼中，每日碰面，彼此也知道姓名，熟是不熟。只听说，在入学考试的当口，他的报名作品让老师们拌了嘴，他当时的年纪又比一般考生大出许多，所以学院方面不予录取。后来还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亲自发话儿，才勉强进了学，其实，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就算他各科成绩均属优等，又没人为他拌嘴，年龄上也合槽，怕也是入不了学的，这也算因祸得福了。为了什么事呢？我后面再讲。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只听说他在班里各门功课都好，同学们也敬重他。后来在一个摄影展览上看到他四幅一组的作品，意意思思地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有一幅印象挺深，其作长过一米，是百尺危悬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却没有壮怀激烈的意思。想像与制作都好，境界上也是沉沉的。因是同代人，便生出一片领悟之心，叹了半天。后又听说他的摄影作品在报章杂志上刊出了不少，好评之外，尚有褒奖，其中最奇的是一位女青年，其人待业既久，经艺谋一张头像，刊在《中国青年报》上，竟考中了空中小姐，后又来致谢云云，我倒觉得有点演义了。学习期间，因有了好感，曾同他谈过日后合作的事，可学业未毕，到底是空话一句。等到拍毕业作品，他参加田壮壮导演的《红象》组，我其时也在云南，但未见面。后在北影遇见，就是来送样片，我随他看了几本，以为不错，他却认为未敢满意。言谈之间感到他志向极高。1982年毕业，方知他被分配到广西厂，当时颇感惊讶，因他是西安人，又结了婚，怎么去了广西？后来听说这与他入学时的风波大有牵扯。一年以后，他与军钊、肖锋、何群一起拍出了《一个和八个》。看了让人犯傻。
张艺谋比我大一点，今年整三十四，51年生在西安，人称古都。
它在关中平原上，古时候叫雍州，有先秦的遗风，汉唐的余绪，说到华夏文明这件事，它也是煌煌的发源地，三秦五律，扬华天宝、秦关汉月、人杰地灵。八百里沃野，称得上是江山形胜。按理说，生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孩子该是幸福的。可艺谋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在近三十年里头受到不那么好的待遇。艺谋人前寡言语，更不谈家事，后来熟了，我才偶知一二。他家父辈都是军人，二伯父在解放前夕想要率部投向这边，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后杀了，可在以后的长时间里死人倒背了个潜伏的名儿；大伯父也有行踪问题，艺谋和兄弟们身上就背上了“台湾关系”的罪过，一张满是不实之词的纸片竟在他的档案袋中癌一样地受用了二十多年。而他本人因不知情，在遭到冤屈时就自然得不到解释。其父也因是军校毕业生而成了历史反革命。这样一个家庭在解放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其情状想是想得来。艺谋自小的家境也自是寒素。小时爱玩，游泳池是好去处，进去一次，先要在更衣室代人守半天衣服，守得饿了，就吃一个干馍。苦等到可以下水，就比别人更多些快活。“文革”开始后，艺谋的父亲去了陕南插队，作医生的母亲走了“六·二六”道路，他自己也因下乡，照顾不成幼弟，在这期间，弟弟因病失聪，终于成了聋人。从1968年往后，张艺谋插了三年队。三年间，无非春种秋耘，夏收冬藏，就在这种传了几千年的耕作活动中，他见着了为活着而劳动的农民。他也尝到了穷的滋味。一次，他跟我说起夏日里割麦的麦客，一顿吃得几斤面条，撑得打滚儿了，就用擀面杖使力擀自己的肚子。泄过以后，下一顿又再吃下几斤。我听了觉得这故事道理很深。三年之中，他有很少的机会去到陕南，一边放羊，一边在父亲的只言片语中明白一点自己的家世，羊不饿的时候就往返八十里路买回自家的口粮。我们谈起这类题目，只当是说笑话。这是我们的好处——好在不把它当一回事，活着，就是这样。三年之后，艺谋进了咸阳棉纺织厂。进厂也费周折，原因还跑不出家庭的事儿。“革委会”几次议了又议，最后还是因为他会打两下子篮球，才二回吃上“官粮”。在厂里，他把百十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让女娃们纺纱织布，剩下的事就是用手指头把四层厚的劳动布“唰”地一声撕开，如此这般，七个春秋。我听说，艺谋是在当搬运工的时候弄起了业余摄影。都知道，这是个花钱的事儿，他得吃饭，他又有家，家里有的是没工资的父亲，年过八旬的祖母和两个兄弟。可是他偏想有一台照相机。后头，他卖了血。用自己的血换一台相机，不犯什么法。相机有个套子，是他没成亲的媳妇做的，外面是劳动布，里面裹着棉花。那以后不少年，他成了摄影系的学生和专业摄影师，也没有用过比他自己的“海鸥”更好的相机。他觉得“海鸥”不错，“海鸥”可以拍出很像样的相片。相机的好坏不是最重要的。这个恋爱从中学就开始了。肖华和他同是班干部，他不相信有哪 个女娃比他画画儿画得更好些。可他确实看到了出自肖华之手的图画，比他画得更好的图画。于是渐渐地，课桌上出现了果真像小说《银杏树》中描写过的那类字样一一张艺谋和肖华好了。“文革”的开始自然转移了同学们的注意力，于是他们有机会一起下乡了。她自然要替他洗衣服，替他做面条，好让他在麦收时撑圆肚子，然后再把家中每月寄来的十元钱拿来和他共用，买肥皂和烟叶。后来，她也去了工厂。厂子在兴平，离咸阳几十里远近。她两星期来一次，替他洗衣服，替他做饭，好让他能扛得起装满棉花的大包。她放走了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体面，为的是不让张艺谋想到自身觉得难过。可她让自己的父母难过了。1982年，他们结了婚；一年以后，他们有了个女娃娃，取名张末。意思是最后一个。她是张家长子的第一个女儿。我一直觉得张末是个好名字，哪怕国家的政策允许，肖华也负担不起第二个。张末降生的时候，张艺谋并不在家。他在拍摄《一个和八个》。也许因为当女儿的第一次睁开眼睛，没看见自己的父亲，所以，在她渐解人事了，也总是躲开这个黑得可以、瘦得可以、自己应该叫他爸爸的人。我没有看到张艺谋第一次抱起自己女儿时的模样，我却听到他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我想回去和孩子熟悉熟悉”。我点个头，心里却叹一声。
张艺谋、张末、肖华。1988年
记得那是在西安，《黄土地》开拍之前，我随他去他的岳父家，肖华抱着孩子连声说，“叫呵，叫呵。”孩子于是叫了声爸爸。肖华笑了。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张艺谋眼中的一滴男儿泪。这个叫作张末的孩子，降生以来学会的第一个词就是爸爸，因为每天晚上她的母亲都在向她念叨着这个词。日子一久，她学会了。尽管她还不知道谁是她的爸爸。人说孩子是一把锁，锁住了父与母。张末却是一个十八年感情的信物。她有一双和张艺谋一样的、被祖父称为“沉默与思考”的沉沉的眼睛，或许因为其中反射着父母多年生活中所有的悲哀与快活吧。毕业后的三年里，他和妻儿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几个月；至今仍在兴平县工厂里工作的肖华因照料女儿上的困难，不得不长时间地寄居在西安的娘家。至于说艺谋的父母，更是指不上他，他们住在五层高的简易楼上，单吃这一件事，就需要人手把几百块蜂窝煤一次搬上楼去。一年间见一两次面，父亲并不说什么，母亲只是笑，忙前忙后的张罗饭。
我曾在西安见过张艺谋的双亲。他的父亲今年六十二岁。倒回去三十五年，他不过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在这三十五年里头，他只是活着，不能对社会有任何贡献，除了教导三个儿子以外。这一点对于艺谋不会没有刺激。
我很喜欢、也很尊重艺谋的母亲，过去的困苦不能使她显出忧伤，斗室之中只要有她在，总是有笑声的。她每日由家庭而医院，由医院而家庭，对亲人和病人都担负得过多。可是作为母亲和医生，终于不能救治是亲人又是病人的二儿子。乐观的下面，该是一颗忧伤的心。艺谋对于母亲一定是理解的吧。因此，为这，也为其它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事，写了或没写的事，在他决定投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他愿意跟在老父的身后，卑微地在某些人事干部的白眼前面，诉说和请求。又在无望进入电影学院，而有好心的老师指点他去投考另一所学院时，他可以不吃不睡地在挺大的北京城里奔走。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粱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走扬华天宝的秦地，阿房弃石，兴庆断瓦，去病陵前石雕，始皇穴中兵马。茂陵刘郎已作秋风过客，饮中八仙唯余黄桂稠酒，更有则天武后，以土为女身，万世横陈于关中大地。凡此风物种种，感受浸润足以涤胸襟，壮怀抱，识兴亡，举志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万家忧乐吧。家事国事，亲人故人。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稼轩词中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想这正是艺谋不能被电影学院录取时的心境吧。而他一旦被录取，便会鼓瑟而歌，就是更自然的事了。1984年的元月至三月，我们几个曾再赴陕北高原，生活、选景。白天，我们在一眼看不到边的沟壑梁赤中间上上下下地走；或是踏着留不下脚印的浮土到村里去，在老乡们的土坑上半天半天地坐。天黑透了，就在寒窑里头用红泥小火炉煮羊肉，酒喝到耳朵热，就聊，琢磨将来影片的模样，聊不多久我就觉得，艺谋在艺术上喜大，喜开阔，喜欢把人和环境弄在一块儿，又不越出总体的限制。他好默想。一事过脑，百转坦肠，想透了，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必欲尽兴一述，方肯罢休，现出他性格中潇洒的一面。何群则多有神思，即兴道来，光彩是有的。他们之间也拌嘴，以何群的善言语，有时竟不敌艺谋，最后用一句骂人的话作结，众人都跟着一笑。——骂人有时是亲热。组内人员都以“张大师”戏称艺谋。还有一个绰号叫“张黑脸”。听见有人说“艺谋又黑脸了”，意思就是拍摄有问题了。一次，选择一个山坡景地，要求是坡上有一颗孤零零的杜梨树，树下有白色小路，蜿蜒向上。此景遍寻无着：不是树不合适，就是路不合适。艺谋自然又黑了脸。最后决定：踩它一条路出来。于是摄制组全体人员从下午二点开始，用卓别麟的步伐，鱼贯而上，只留艺谋在对面山梁的机位处指挥、观察。四小时后才告成功。这条路白且平滑，不落脚印痕迹，极像往年踩踏成的。这时他的脸也就渐渐变白了。另一次，在窑内拍日景。为使光效真实起来，艺谋就须调整窑内外光比。一条拍过，他站在那儿不出声，半晌才说，外面毛得太厉害了，要是窑外有一座灰楼就好了。众人都笑：外边除了土坡就是山峁，这窑洞本身还是何群打的，何来灰楼！他不笑，只是发呆，身上的黑粗布大襟棉袄的衣襟吊着，像一块大擦嘴布。我对他说：“下一镜机位不动，这样……”他说：“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照明组长对他说：“怎么着，大师，灯就不动了呵！”“外面有座灰楼就好了。”十天以后，样片来了，看完以后，我问他的感觉如何。“还行”他说。他说完了，我心里念佛。艺谋衣着简单，除单衣裤外，拍戏两月，就穿一双胶鞋，又不穿袜子。一脱鞋，非让人窒息才罢。不得已，每晚提入浴室放置，次日清晨取出仍臭不可闻。这双鞋引起另一段故事：去年六月二十日，我们在陕北佳县补完最后一批镜头，急欲返回北京冲洗，以决定摄制组是否撤离。事先约好了，有车在绥德等我们，然后乘车经吴堡过黄河大桥，入山西境直赴介修，夜间乘火车奔北京。进了山西地面，天已擦黑，这才发现山西全境修公路，红色“菲亚特”在泥泞中像船一般走，走走停停不说，还得不时下车推进。午夜十二时许，天降大雨，离介修24公里处车辆堵塞，通行无望。我们下来勉力推车掉头，决定直取太原。掉头之后，已是一身泥水，车走到一铁道路口，公路平得像镜面，都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凌晨前稳抵太原。艺谋便喝令停车，其余人都觉惊讶。只见他下得车去，脱下那双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央，口中念念有词：你跟我不易，现在戏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了，说罢上车，喊声走。众人笑完，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拍完，他也照此办理过。这是第二回。凌晨五时二十分，泥车飞速驶抵太原火车站，下来的人以赤脚大仙为首，使晨起的太原市民瞠目。四十分钟之后，车行北京。1982年夏天，刚刚毕业的张艺谋回到了他插过队的那个村庄——和他媳妇一块。他们离开这个村庄已经十年了。曾经和他一起看过谷仓的老汉已经逝去，而当年的娃娃已经成了亲。人们不能明白，学一个拍电影还要四年，四年，种了几茬麦?可他们承认——“艺谋好了。艺谋现在好了。”艺谋接过捧不下的鸡蛋和红枣，然后去作全村每户人家的食客。一位十多年前向他借过几块钱的老汉，一见面就连声道:“钱没还后生哩，钱还没还后生哩……”说话的时候，脸是红红的。人们又站在村口送走了这一对夫妻，眼神是定定的，脸上是笑笑的。在他们眼里头，北京是今生到不了的天堂；上了大学的艺谋现在是好了。他们不会想到，艺谋是来感谢他们的。他们也不那么想：他们曾经教给了这个后生许多许多……张艺谋获奖之后，报刊上的宣传拂拂扬扬，特别是广西厂给了他重奖和优厚待遇的消息更是成了口碑。其实，到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艺谋还没功夫回去领取奖金、享受其它待遇。我看到的倒是其父的一封来信，信里头这样写着：“你的获奖及报刊上对你获得金奖的宣传，于你是好事，亦不是好事。其他获奖者均未有此宣传。我同你妈商量过了，以为三千元奖金过多，应辞谢不收，三室一厅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广西孑然一身，要它何用？不过虚设而己。唯有提升两级工资可以接受，这是对你劳动的报酬。.”我常和艺谋不开玩笑地说，他长得像一尊秦兵马俑，假如我们拍摄一部贯通古今的荒诞派电影，从一尊放置在咸阳古道上的俑人的大远景缓推成中近景，随即叠化成艺谋的脸，那么，它和他会是极相似的。或许因为艺谋是真正秦人的后代。秦始皇兵马俑现在已经是闻名于世的奇观了。人们依它的规模和气势去想像当年剪灭六国的壮阔场面。而我却凝神于单个俑人的身姿与神气。与庙宇中的神象不同，他们既无狰狞的金刚相，也无慧目低垂的君临感。说他们是写实的，却不去扰乱观者心；说他们是写意的，又不失去亲切感。微微分开的双腿，支撑于踏实的双足之上，稍离体侧的双臂抬起了微耸的双肩，平和的面容和坦白直视的双目，并不使人想到他们是军人。只是无论将军、校尉或者兵士，头上都不着盔，只以布巾束发，表示着他们义无反顾的勇力。不以军人相标榜的军人往往才是可怕的。正是由这样结实、普通的将士组成了秦王的兵阵。用这样的兵阵破关东，扫六合，变西夷小国为大一统者，当然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那些张扬的花拳绣腿之辈恐怕难与他们相较！我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兵阵。齐国的，楚国的、燕国的……无论秦楚齐魏燕赵韩，现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目，叫作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