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以前论晋以后书法之变，主要讲在继承王羲之笔法基础上的变

作者：方波

在明中后期一些文人眼里， 原被认为是王羲之传承谱系中的一些书家如欧、褚、颜、柳等与王羲之有了重大差异。如杨慎 (1488—1559) 认为， 书法之坏， 自颜真卿始， 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 并不认可颜是王的正传。何良俊认为唐时书家各自成家， 区分派别， 而晋法稍变。王世贞则指出亚栖关于欧阳询变右军体一类的论述是呓语， 认为欧阳询书法确实是一变， 但非变右军。汤临初认为， 至欧阳询， 晋人之法小变， 至褚遂良则古法之亡过半。

董其昌也指出王羲之传承谱系之内的一些书家和作品与“二王”法的不同， 如其论褚遂良、颜真卿书迹云“褚河南书此《赞》真迹， 在馆师韩宗伯家。余尝借观， 近于分隶， 非二王法”、“颜鲁公《送刘太冲叙》, 郁屈瑰奇， 于二王法外， 别有异趣”。倪后瞻在论述笔法时也着重强调欧阳询笔法与“二王”的不同， 认为“至欧用笔， 与二王相反之处人皆不知”。

在王羲之传承谱系中的书家与王羲之笔法、风格的不同得到了强调， 而在王羲之传承谱系之外的、以前并不被人注意的一些作品和书家也进入品评中， 并明确以“法出二王之外”的特性受到明中期以后文人的关注与赞许。

杨慎云：

丁道护《襄阳启法寺碑》最精， 欧、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朴， 而有隶体无晋逸， 谓之“毡裘气”。盖骨格者， 书法之祖也；态度者， 书法之余也。毡裘之喻， 谓少态度耳。

在杨慎的论述中， 原来带有贬低意味的北方书法多“毡裘气”的评论， 也成了枝节末事， 并无损其骨格。

董其昌对“二王”系列外的书家和作品的品评也显示出其对“法出二王之外”的肯定态度。如其跋《杨羲黄素黄庭经真迹》云：“杨书以郗氏为师， 不学右军父子。然翩翩有冲霄之度， 实自餐霞服气中来， 非临池工力所能庶几也。”又， 《跋九歌》云：“此一种行楷， 自陶隐居《鹤铭》出， 华阳隐居帖稍属寒峭， 或欧阳信本学陶， 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李日华 (1565—1635) 也有类似的论述：

有客持晋、唐、宋细楷帖来评定， 末一帖乃《赤城王庙记》, 笔法清整超妙， 于《黄庭》、《乐毅》、元常诸楷之外， 别标胜韵。大约于张旭《郎官石柱》、丹阳《瘗鹤铭》间斟酌取会。或以为薛稷， 然记文有张乖崖， 乃宋以后物也。有如此手笔， 又能于锺、王外自立一家， 宁有不名世者？意或是蔡君谟、黄长睿诸人耳。

另一方面， 在地域书法之争中， 也显现出了一些新的趋向。董其昌在标榜自己家乡松江的书法时， 也和其他文人一样， 将松江这一地区书法的发展看作了一个自在的实体， 喜欢去追溯松江书法之源。董其昌列举了历代松江籍的书家， 而并不在意这些松江籍的书家与后世松江书法是否有实际上的传承， 是否有实际上的影响。董其昌将松江书法的源头直接追溯到西晋的陆机， 他之所以这样做， 可能是因为陆机是他所能发掘出的最早的松江籍的文人书家。

董其昌因标榜地域书学源流之久远而提出松江书法始祖为陆机的观点， 而陆机活动于王羲之之前， 既非王羲之一系所能笼罩， 其书法风格也与王羲之一系有较大距离， 是与王羲之， 与书法授受源流没有关系的。这个观点看似不经意， 但在观念史上却有着独到的价值。

我们固然不可夸大这一现象的实际意义， 但也不可忽略董其昌的这种观点背后所可能存在的涵义， 即在唐宋元人完成王羲之书法一线单传观念的建构， 王羲之是今体楷、行、草的取法源头基本成为文人们的共识后， 董其昌将陆机推为松江派书法之始祖， 提出了另一个在王羲之之前的书法源头， 实际上隐隐约约确立了王羲之之外的另一条发展线索。董其昌提出松江书派始祖为陆机， 尽管这种始祖只是名义上的， 而不是实际上的传承， 但还是在无意中触及了书法统系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