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现代中国的现代性探索 | 罗陨飞·早茶夜读

文  |  阿飞

工程师

6月的主题书是《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前面的二十多期大家都谈了很多了，今天就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最近读的好书，也可以作为本月主题的很好的补充，就是这本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所著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和他的老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史华慈（Banjamin I. Schwartz），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魏婓德（Frederic Wakeman）、史景迁（Johnathan D. Spence）和黄仁宇，同为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大家。这本书内容并不多，不到200页的文字，除了序言、导论，正文一共只有四章，前三章的主题分别是清末魏源和冯桂芬的改革思想，以及从晚清耒阳暴乱到建国初期时农业集体化的这近百年间，中国财税体制发生的诸多变化。文章从一个个具体的切入点入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架构展开深入分析，最后落脚到“全国性问题”和“根本性议程”，文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论调，就是把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起源，或者说中国现代性的萌生与发展，都主要归结于中国自身的内生性因素。这一点大概也是这本书和这位汉学家在国内得到非常好感的原因之一吧。

左至右：孔飞力、魏斐德、史景迁

对本书印象非常深刻的几个点主要有：

1、何为“现代性”

标题中的“现代”这个词，最为简单的回答是“现时的存在”。然而，考虑到历史演进以及人类规范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现代”这个概念还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全球性/世界性 vs 本土性

传统 vs 现代 vs 后现代

共性 vs 个性

多元 vs 一元

在历史研究中，“现代性”的提出和界定，曾被认为是从“西方”开始的、并曾被当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现象。然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构建又是同形形色色、得到本土资源支持的经验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是由什么造成的？难道只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西欧和北美才会形成可以被称之为“现代”的国家功能、政治结构和社会体系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上唯我独尊的判断。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判断的话，那么，产生于西欧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与“现代”相关的历史叙事便都要从“现代”中被排除出去了。

流动的现代性

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当我们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便能够将现代化发生的“内部”史观和“外部”史观从方法论上统一起来了。文章认为，使得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为我们所处时代所特有的各种挑战：

人口的过度增长，

自然资源的短缺，

城市化的发展，

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

而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全球化。

然而即便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任何国家的现代性，都必须在自身文化传统和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成长。

今天恰巧看到星球研究所的一个10分钟的视频，视频从地理的视角展示了这100年间中国人进行地表塑造的一些活动：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由9%提升到22%，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中国对现代化国家的构建过程必定有着自己从本土资源承继而来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正是在这里，还可以发现“传统”对于“现代”的深刻渗透。

星球研究所出品《100年重塑山河》

2、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

这是书中第一章的标题，也是贯穿文章始末的主线。在本书中，孔飞力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全过程归结为三组互相关联的问题或矛盾：

1）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集中之间的矛盾；

2）政治竞争的引入和发展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3）国家财税权力的集中与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亨廷顿曾提出的政治现代化的三个标准，即：1）权威的合理化；2）新的政治职能，并有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职能；3）增加社会上各所有集团的参政程度。简言之就是合法性、国家治理水平和政治参与三大要素。其中政治参与又是重中之重，因为“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势力在传统的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和组织。”

亨廷顿

然而，以上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三组矛盾之间，并非是一种相互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而是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张力：政治参与的扩大会导致政治竞争的扩大，从而引发各方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对于这样的一个矛盾，孔飞力认为，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进入现代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的压倒一切的向往”。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过渡，乃至现代国家机制的建设，都只能以保持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能力为目标，但同时又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和地方性环境，于是，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及基层社区之间的权利分配关系，便成为现代国家构建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之一。

回顾这两百年的历史，不仅是中国，甚至是全球政治的变迁都一直是在集权与分权之间不断摇摆。传统中国是“皇权不下县”、皇权与绅权的笼络与依附。回到现代化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与农业集体化、还是近几年的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运动，都体现了中央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和行动力。当然，一个现代国家的考量标准并非仅仅只有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这一项因素，权力的相互制衡、法治的有效实施、以及地方一定程度的自治与发展空间，同样都是其必备因素。套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儿，“内卷”一直都在，近年来，什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各种战略一个接一个，浦东、大湾区、雄安，各种模式一直在尝试，央地、省府之间的控制、协作、竞争与制衡，既是发展的驱动力，也是问题的缔造者，不可否认，中国的技术官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进步和贡献有目共睹，但发展中形成的各种顽疾和侵蚀问题也非常严重。只能说明，中国眼下仍然走在现代国家的转型之路中，发展带来的问题只能交给发展去解决。

内卷

3、交给时间去回答

这本书很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就是，孔飞力在讨论“中国”时铭记于心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并具有种种多样性、又有着在前现代使得这样一个大国得以持续存在下来的丰富思想知识资源的国家。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辽阔的幅员以及多元化的人口及文化构成，再加上地区性的差异以及社会在结构上的复杂性，要建设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容易的。这方面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的国家。

木刻《黄河腹地》

在孔飞力的讨论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于中国前途的关切，以及一种从历史视角出发对于中国前途的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性”的构建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提供了这方面所需要的基本的知识资源。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包括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是需要从中国本身的环境和条件出发来实现的。

孔飞力在全书结尾写道：“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西方）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人类在文化和历史突变上的一切经验，都在人生条件的悲惨渺小和辉煌宏大上体现出了自己的相关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政治参与。理解并叙述中国“现代性”的构建和走向，不仅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远未穷尽的任务，更是每一代中国人脚下正走着的路，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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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白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