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海提篮桥监狱最后一任监狱长王慕曾的光辉人生

【王慕曾】 解放前国民党上海提蓝桥监狱末任监狱长,因为他的智慧和勇敢,保护了一大批党的干部,避免了重庆渣子洞屠杀革命烈士的惨剧再一次重演,功莫大焉!上海电视台、凤凰电视台对此事件做过专访实录,历史应该记得他的功绩。

国民党上海提篮桥监狱

最后一任监狱长王慕曾的光辉人生

谢 群

上海外滩档案馆的卷宗中,保存着一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死刑判决书的缩微底片,在模糊的屏幕上,被告王慕曾的身份渐渐清晰:解放前上海提篮桥监狱最后一位典狱长。

提篮桥监狱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是一座著名监狱,因其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号称“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5月。抗战结束后这里是关押、审判和处决日本战犯的场所,曾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关押于此。它以囚禁高官、中共地下党、重大政治犯而著称于世,其中包括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提篮桥监狱民国末任典狱长王慕曾,(1901—1951),字沂斋,杭州新登县长盘村(今永昌镇)人。其先祖明朝时,由河南固始以军职而屯田,落户于长盘村。祖父王亦城勤劳,家境渐兴。父亲王用章(俊卿),清末廪生,当过地方官吏。民国初,王家通过三代人的努力已成为士绅之家。保存在我馆的1947的户籍登记清楚的记录了王幕曾的家乡所在地、毕业学校、家庭人员关系。而且非常有趣的从他儿子的取名:王浦生、王潼生、王沔生、王汉生,发现了他为官从政的人生轨迹。

14岁时,王慕曾毕业于新登公立高等小学(现新登镇小)。当时新登地处浙西山区,交通不便,没有初等教育。为了不使其埋没乡间。王父送其去嘉兴秀州中学就读,毕业后,考入浙江公立政法专门学校攻读法律。1928年,王慕曾因毕业成绩优异,又因实习考评为“优秀,被浦江县录用并任要职,由此开始步入政坛。其后,历任国民政府江西庐山警察署署长、陕西西安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嵊县、德清公安局长,咸阳专员公署秘书长、陕西临潼县、沔县、宁强县县长、汉申专员公署秘书长等职。

王慕曾在沔县任县长期间,非常重视教育,亲自踏勘、征地,修建了“沔县县立初级中学”(现勉县二中),并自任校长,勉县从此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中学,至今还保存在勉县二中的石碑记录下了这一段历史。同时王慕曾还支持修建了至今还在恩泽勉县(沔县)人民的汉惠渠!

抗战胜利后,在外漂泊多年的王慕曾弃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多次以乡民代表的身份参政议政,为战后家乡重建献言献策。

1947年中华民囯宣布正式进入宪政时代,总统副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产生,并在全国各地举行第一届国大代表选举,代表却由国民党“内定”,为了粉饰,又让地方“竞选”。新登县代表“内定”的是陈立夫的学生叶青,地方百姓不满,推出王慕曾、周廷采与其竞选。国民党县党部劝他“作退让”,因地方士绅、百姓支持,终以高出一万三千余票的绝对优势战胜叶青,当选为“国大”代表。民囯新登儒商项墨庄的日记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

1949年4月,王慕曾因从政经验丰富,为人清廉,且又专业对口,由司法部代理部长赵琛(浙江东阳人,其妹夫赵伯勋的堂叔)推荐,再度出山任上海提篮监狱典狱长。此时,国民党己大势所去,上任不久,南京被攻克,上海成了孤城。我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正为营救提篮桥监狱的同志而犯愁。党组织负责人吴克坚,委派徐大可、翁正心等,以民盟参政员身份,与王接触。想要营救政治犯,王慕曾深明大义极力配合。

其“起义投诚”之事,史料是这样记载的:1949年5月上旬,一日,上海一街道上,驶来一三轮,在绿叶西餐馆门口停下。车上,下来一位中年绅士,头戴藏青色法兰西圆盘帽,身穿深灰华葛呢长衫,左手掖着只黑色皮包,略显富态的脸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他,就是王慕曾。

他担任上海提篮桥监狱典狱长。里面典狱长的职务虽不起眼,却是个中央特任的二级官员,由司法部长赵琛委派自己有着“国大代表”光环的亲戚担任。按说,在这风雨飘摇时,不应接手这“烫手山薯”,可王慕曾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借此寻找契机,觅得自己的新生之路。

上任第三天,翻阅案卷,王发现一位叫田大成的民盟囚犯,原名叫翁正心。他将其提到办公室,告诉他,你的案情不重,且查无实据,可取保就医,监外候审,并于当天帮办好了手续。送别时,王向其隐约透露自己想参加民主党派的意愿。孰不知,翁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翁将此情况遂向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汇报。吴吩咐翁继续以民主同盟参政员的身份与王接触。经几次交谈,彼此都表露心迹,并约定了正式会谈的时间。

此时去西餐馆就是会谈。王慕曾推门进来,见到了吴克坚、翁正心等。吴赞扬王的急流转舵,鼓励他立功,说:保护狱中同志安全,在你的历史上将添上光荣的一页。王十分激动,频频点头,说:“鄙人将尽一切努力。”他从黑皮包中抽出一页纸,说:“这上面可有你们要的?”吴克坚一看,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签发的移押绝密令,明天将移押的囚犯名单中,竟有十多位地下党的同志。吴指着一个个名字,郑重地说:“这些,我们都要,望大力协助。”王虔诚地说:“请放心,鄙人会全力以赴。

王回到监狱,叫来他的妹夫、总务课长赵伯勋,向他简要介绍了与中共地下党人士会见的情况等。赵也说到一事,即监狱有几位有钱的囚犯,害怕上海不保后落入共产党手中,自己没好果子吃。其家属行贿,希望能将这几位有钱的囚犯移押走。赵伯勋掏出一张纸条,说是陈大庆手下的孙崇夏刚才派人送来的名单。王接过一瞧,情不自禁地说:“好极了!”他向赵如此这般地面授一番机宜。

次日晨,一艘小火轮停泊在黄浦码头,满载着百十号囚犯及押送人员,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孙崇夏奉命前来检查。一核对清单,问赵伯勋:“怎么少了这么多?”赵伯勋懊恼地说:“总共这么点转移费,大船租不起,小船又装不下。”他故意将孙崇夏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为了你的这几个人,昨夜我几乎向大舅子下跪了。末了,还教训我说下不为例!”孙自知心中有鬼,飞快地在清单上签名,命令启锚。

数日,孙崇夏又来电话通知王:囚犯都要转移。王以租不到船为借口,拖延着,一直拖到了5月中旬末。又一日,孙崇夏又打来电话,要王明天将囚犯全部转移舟山。王声称租不到船,电话那边的孙崇夏口气也很硬:“汤司令(汤恩伯)已备有铁甲战船。”末了,还补了一句说:“陈司令明天将亲自来提篮桥检查!”

王慕曾感到事情紧急,便求计于地下党。他告诉翁正心,请他转告吴克坚,有重要情况汇报。旋即接到回话,让他去爱俪园会面。

王与吴、翁见面,议定了主意。吴指指旁边的一人说:“这位是林亨元先生,随你回去,狱中同志由他组织指挥,我会在外面组织人员配合。”王说:“林先生请跟我走吧!”

5月22日,监狱百余名准备移押的囚犯整顿好行囊,等待检查后出发,而所有的地下党员及部分民主人士已发了枪,伪装生病,移住在了狱中的“感化院”,一旦第一套计划行不通,就实施第二套计划即“武装砸狱”。

9时整,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率宪兵、军车来接收囚犯。王慕曾也是一身戎装。他将陈迎进办公室,倒茶,然后递上囚犯清单,随附一份留狱囚犯名单。陈问:“这些人为什么留下?”王答:“实不相瞒,狱中卫生设备差,眼下染上了病。”陈说:“不妨,可一起带走!”“报告司令,万万使不得!”王啪地立起来,神色凝重地说,“卑职要对党国负责,将疫病犯送上了舰,如果传染给将士们,责任重大!”他见陈呆着不出声,补充一句:“司令如有为难之处,慕曾赴台之日将向委座面陈一切。”说着,有意按按腰间的“中正剑”。这个动作,使陈大庆猛然醒悟:眼前这位职位不高的典狱长,来头不小。当年,蒋介石当着众多高级军官的面,称赞王慕曾是“军人之楷模,党国之中坚,”并解下自己所佩的“中正剑”,亲自系在王的皮带上。想到此,陈说:“好,那我去瞧瞧。”王用手一拦,说:“犯人染的是'虎列拉’,司令不如另派个人。”陈一听,这“虎列拉”又名霍乱,极易传染。陈对王点点头,随即吆喝:“孙处长,那你去瞧瞧!”王慕曾随即叫来妹婿赵伯勋,轻声交代几句,由他陪同孙去。

半个钟头,孙惊慌地回来。原来他一到门口,便被几个穿白大挂的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不由分说地喷了一头药水,给穿了隔离服,戴上大口罩,并告诉他,出来后还得消毒。吓得他哪里还敢看。他告诉陈:“这都是些患病的囚犯,看来没几天可捱了!”陈不再过问,遂令将囚犯押上军车,开走了。

王带赵伯勋来“感化院”,让赵在门口看着,不让其他人进。他向监狱的人道了惊,告诉他们:这里我作主,你们自由了,可以离开监狱了。林亨元提出,汤恩伯他们虽然走了,但上海还在国民党手中,现在外面很乱,组织上要我们在狱中武装待命,还望王先生通力合作。王表态说:“鄙人完全接受贵党调遣。”

从此时起,提篮桥监狱每所小号门都打开,地下党员等骨干都手执武器,严守监内重要岗位,直至我军接收。

5月27日上海解放,50余名地下党及民主进步人士毫发无损获救。得知王慕曾典狱长弃暗投明,起义投诚,人员获救,监狱和平移交后,时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市长陈毅听后,充分肯定了此时间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强调:这些同志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进监牢的,现在我们把他们解放出来,不能这样无声无息、默默无闻,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对这件事要好好做文章,搞得有声有色、热热闹闹。后来,张祺等人又把出狱的大部分同志找回来,重新在提篮桥监狱集合。组织上海各界人士代表,在监狱大门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当时正值苏联电影代表团访问上海,他们现场拍摄了这些历史场景。后来这些珍贵的内容,被编入新中国第一部历史纪录片《解放了的新中国》中。此后,张祺同志在他的革命回忆录里,也专门书写了当时迎接革命同志出狱的资料。营救过程中地下党曾承诺,保证王慕曾的身家安全。解放之后,王慕曾接受军管会的安排,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担任法院公设辩护人。

1951年“镇反”中,王慕曾因陕西方面来人举报,功不济罪。上海军管会1897号文件定性其为反革命罪而被杀。1985年12月,上海市高院查清案情,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王慕曾在国民党风雨飘摇、行将没落之际接受了这一职位,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壮举,保存了我党的实力,助推了上海和平解放。

材料来源

富阳区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陕西勉县档案馆

金华浦江档案馆

新登一代儒商项墨庄的日记

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董建波教授

富阳新登长盘王氏家谱

王慕贞二儿子王潼生、四儿子王汉生的回忆材料 

撰文|谢群

编辑|盛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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