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10｜陈硕、陈婷聊经济史研究

本期，我请来我的好朋友陈硕和陈婷老师谈谈经济史研究的心得。

我一直很想向“村长”请教，如何发现有趣且重要的研究课题，如何搜集海量历史数据，如何将数据中发现的历史规律介绍给对海外读者。我也会和他聊聊这些年来经营“大焖锅”和“工作论文”的体会。

本文为此次对话的文字整理版（在保持对话原意的基础上，经主持人与嘉宾的审定，修饰了少量因口语表达问题可能会影响理解的内容）。本期播客音频版已同步上线，您可点击下方小程序回听。

交易担保 喜马拉雅 EP10｜陈硕、陈婷聊经济史研究 Mini Program

主持｜徐轶青

斯坦福大学助理教授

嘉宾｜陈硕

复旦大学教授、论文大焖锅创始人、工作论文咖啡馆创办人

嘉宾｜陈婷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商业分析和数字经济中心的副主任

整理｜Euphie

老徐：大家好啊，我是老徐，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很高兴找到我的两位好朋友，来谈一谈经济史研究。今天两位嘉宾的工作都非常出色，所以同时也想向他们学习一下怎么做研究。第一位老师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陈硕老师，他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非常年轻就评上了教授。他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今年和去年都发了很多，所以今天也想讨教一下他是怎样做到如此高产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很多奖项，比如说上海市社会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青木昌延经济学论文奖、年度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等等。我觉得大家对陈硕老师肯定不陌生，因为他主办“论文大闷锅”好几年了，我们做社会科学的人从这个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今天也想问一下他是怎么会有这个办闷锅的想法，怎么坚持下来的，这个事情其实还挺难的。

另外一位是陈婷老师，她是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系的助理教授，也是新创立的商业分析和数字经济中心的副主任。陈婷老师也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的博士，两位老师还是同门，都是龚启生老师的学生。我也非常地崇拜龚老师，龚老师带出了两位这么优秀的学生，当然不是偶然。请两位陈老师一起来是因为他们都做跟经济史相关的研究。另外，陈硕老师还是一位创业者，很多朋友也知道，他是工作论文咖啡馆的创始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已经有两家分店。

今天我主要想谈三类问题。第一个是八卦，我想问陈硕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咖啡馆、大焖锅怎么搞的。第二个是跟科研相关的，想问问两位老师，他们怎么做研究、怎么维持高的产量、怎么带学生，以及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大陆，青年教师会碰到哪些问题，我们怎么去避免一些坑。第三个是跟经济史研究相关的问题，我知道也有很多青年学者对经济史研究感兴趣。其实我几年以前做博士生的时候，也挺感兴趣的，但是没有做下来，因为门槛还挺高的。今天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去做研究和怎么去积累，因为两位都是在这个领域比较成功的年轻学者。

第一个问题我首先想问陈硕，咖啡馆挣不挣钱？我还挺好奇的。另外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起来开咖啡馆？以及，从搞一个实实在在的业务当中学到了什么东西？可能有些听众没有去过这个咖啡馆。这个咖啡馆像它名字一样，非常有特色，里面的墙体装饰都是很有名的学者的论文以及他们的签字。当然咖啡也很好喝，有很多复旦的同学都去那儿喝咖啡谈恋爱之类的，是一个圣地。你怎么会想起来做这件事？

陈硕：谢谢轶青，还有陈婷。我就想非常简单地概括一下咖啡馆的故事，就进入到今天的经济史专题。咖啡馆从业态来讲是不大可能赚钱的，这是规律。其实不在乎是谁干，业态就不赚钱。有人说开咖啡馆赚钱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赚的是你自己的钱，其实就是你的工资，你在里面全天工作，赚到了7000或8000块；如果你去工作，你也能拿到这个钱，其实机会成本是正好的；另外一种赚钱是资本运作，现在基本上能够看到从共享单车之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到了咖啡业，包括上海的manner和seesaw，都在攻城掠地。之前有一波已经失败了，但是这波又来了，到处都在扩张，一夜之间就出了很多。这一波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作为一个小业主就在观看，它对我是个好事还是坏事呢？虽然他们是竞争者，但其实他们在各个地方布点，我就能知道每个点大概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在这块地方做的成功与否我都能知道，也能总结经验，什么样的地方生意会比较好。但是我也不会去投资，我只是关心这个业态。另外一点他们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也培养了客户，这些东西对于咖啡业都是挺好的，不管这个店失败与否，都会有很多喝咖啡的客户被培养出来。上海应该是中国咖啡环境最好的一个地方了。如果忽然有人花好多钱把我们店给买了，我就自由了。我们店现在每天基本上不赚钱，就当个乐就行。我给同事介绍：你把咖啡馆当做一个宠物就可以了，你每天往里面折的钱就是它的猫粮。有这个心态，你就能开起来。这个店是5年前开的，一般开4个月就能足够告诉你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了。

老徐：这个想法是你在几个月之后得到的一个想法，还是你在没开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儿。

陈硕：是我在开第二家店的时候有了这个想法。我开第二家店并不是因为第一个店生意好，而是因为我不是咖啡业界的，招人非常不容易。如果是学界的话，任何一个学者我们只要通过微信几个人就能达到这个人，不管他多大腕，你都能联系到。但是在咖啡业我完全没有这种关系。比如一个店大概只有3个人，没法再承担第4个人的工资。3个人有1个人走的话你就排不了班，我跟我老婆都不会咖啡又没法去顶班，我们也没法通过认识的人去找人。这个业界的从业者平均工作时间也就是4-6个月，之后就会辞职。员工都特别年轻，没什么生存压力，所以流动非常快。这个情况就让我很崩溃，找不到人就很焦虑。然后我就想再开一家店，这样就可以保证有7个人，个人的冲击就会变少。所以开第二个店单纯是这个原因。但是第二家店折得更厉害的时候，就给我造成很大压力，我就开始想，到底业态怎么回事，我在琢磨觉得它不大能赚钱，得认清形势。

老徐：你从这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因为你本人是搞经济学的，对你理解经济学是不是有一些帮助？

陈硕：对经济学有帮助。我发现，很多事情，特别是组织内部的很多行为，其实和道德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开这家店学到最大的地方。之前我们为了解读这个组织的行为，就会用最简单的方法，判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好人做什么，坏人做什么。包括我们去分析国家政治精英的行为的时候，中国传统的思考模式，就是谁是清官，谁是奸臣。在编史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东西，背后是一套非常庞大的智慧。为什么用这种简单的方法呢？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店刚刚开始的时候雇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因为我也不懂，没法把他当做员工，所以就会跟他商量很多，比如说走线布线、弄完咖啡该怎么处理等。基本上没法作为一个经营者去要求他，因为我也不懂，新店又有新店的生态，所以都要商量。但是时间长的话，他其实就在里面形成了他的习惯，也就是这个店的规则。但是习惯这个东西是没法传承，你也没法教给别人。当这个店一旦进入正轨的时候，你要引入新的员工，新的员工就会有新的习惯。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习惯平均，然后建立一个操作手册，有点像计量中的拟合值（fitted value）。但是这个又不能跟每个人匹配。比如有人三天可以打扫一次，当你要求每天都要打扫的时候，他就会不舒服。所以要不然他按照规则来，要不然他就只能走了。这个事跟道德没关系，不意味着我在这里是一个坏人角色，他是个好人，我把他干掉。当进度没法进行时，一定要制度化。我就到想古代那些第一个皇帝，为什么要把这些帮他打仗的人干掉？之前我们认为这样特别残暴、特别坏。但后来我就因为这个组织运转，知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后，就知道了这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就是组织运营要制度化，来的新人全部制度化。这是我觉得挺好的点。

老徐：改革也有这样的特点。

陈婷：对，刚刚陈总讲的故事，我之前是听别人转述的。他跟周老师讲过，然后周老师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般都是书斋学者，只从书里面获得一些知识或者观察，能亲自参与，还挺不容易的，我先致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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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陈硕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是不是更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从业者的生活压力。疫情期间是什么情况？

陈硕：我第二个店周围所有的店在疫情期间都倒闭了。对员工很大鼓舞的是我的店坚持了下来，还为国家一直保证着这4个就业。自己弄个小店之后，我就关注很多创业的人，了解到在德国政府会承担50%的房租。而国内基本最大头的就是房租和人工了。其实食材没有多少钱了，最贵的咖啡也就是不到4块钱的食材，但是剩下70、80%全都是人工和房租。疫情期间，我的这两个房东一个是私人房东，没有采取措施；另外一个是企业房东，减免了一个月的房租，仅此而已。压力还是挺大的。

老徐：我其实还想问问，你作为企业管理者，有没有情怀的因素？或者说，在企业管理中，有没有情怀的角色？

陈硕：把情怀当作职业专业性这是最大的一个教训。其实情怀本身是一种私人动机的东西，工作的管理必须是专业化的东西，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逻辑。前一个属于私人领域，没有对错之分，都是灰色区域，是商量出来的，可以平常聊天聊的。后一个就是规则，就是1和0。如果你做错了，第一次免责，第二次就要罚款，全是硬的东西，这两个其实很难兼顾的。之前带来的直接教训就是，你最想用情怀或者想当作朋友相处的员工，最后跟你都不可能还是好朋友，甚至关系很不好，这就是最大的教训。现在工作就是工作，我到店里买杯咖啡就走，平常我也不在那边，都是店长在帮忙。

这种灰色区域和1、0的这种区域，其实在学界有很多很像的东西。比如，合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密切关系，而且具有工作关系，所以你到底是挑一个很牛的人，还是挑一个跟你比较匹配的、但是没有那么牛的合作者？我当时比较极端，希望又匹配又牛，但是不能兼顾的话，你怎么选？其实就都体现在了我工作中遇到的这种情怀，私人和工作是对冲关系。像匿名审稿制度那就更残酷了，我对这些东西体会颇深。

老徐：你在企业管理的体验或者教训，对你在学术上管理、学术研究的生产过程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启示？我们这一行业给反馈其实挺慢的，不像市场上面你做坏了一件事你就得关门，因为你每个月就要付房租、要付人员工资。但是学界做坏或者说研究不在轨道上，反馈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你要评tenure的时候才显露出来。学界的市场压力没有那么大，可能导致情怀党还可以生存下去。

陈硕：没错，学界对所谓的惩罚其实要比业界温柔得多。业界是正负都有，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惩罚和奖励方式。你做得好有奖励，做得不好马上就被惩罚，比较圆满。学界来讲，你做得好的话是有奖励的，这个和业界很像，奖励可能是你的文章影响力，而业界奖励就是你的收入。但是从负向奖励来讲，学界的负向奖励远远低于业界。在学界，你如果不干的话基本是可以混的，特别是拿到tenure之后就没人管你。当然，人很复杂，他会去包装，肯定也会说干了很多事。业界一天成本要四五十万，不管你干不干四五十万都要支出去。我两个小店，一天的成本都要2000块钱，这个压力非常大，当然对于制造业简直是九牛一毛都不到，制造业一天可能有200万。所以轶青刚才说得非常对，这是第一个。第二，我应该没有把业界的这一套拿到学界来。我感觉陈婷应该比较熟悉，我跟陈婷互搭还是蛮多年，留下了很多开心的回忆，学界这一套东西应该是在社科部共同塑造的。

陈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从治理水平来说，我们可能都还可以，很多idea也能想出来。但就我而言，非常缺乏行动力。所以你到底是怎么从想到开咖啡店，然后开始做的？包括你刚刚说，我们圈子其实挺单一的，经常交往的就是学界内的人。你怎么找到一个地方开咖啡馆，怎么跟业界联系上去进货的？我觉得这事太神奇了，也太难了。当年我们在社科部讨论过很多东西，会想一些赚钱的事情。当时我就有结论，我这辈子应该就只能在学界努力了，我赚不了钱，因为我没有行动力，能想到我也做不到。所以这点我觉得非常神奇，陈硕当年就是特别有行动力的人，我们在lab组织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他引进的。

陈硕：在学界，其实我们的行动力一样。你把一篇文章写出来，整个从idea开始到投入，我们都相当于学界个体户，这不次于一个小电影的投入。只是业界的行动力跟学界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找一个店，我要知道房租是多少，就围着复旦周围去问。我也不是特别熟，跟这些人打交道也不是特别会。我基本上花了两个学期骑自行车去找去问。你想想人家正在开店，你去问这店租不租？基本上这些做生意的都不会给你好脸色，但是你甭管，总是有热心肠的人会给你讲，然后你就知道了。接着就是房租，基本上复旦周围几条街，谁是大房东，谁是二房东，这个房子大概多少钱，有没有产权等问题，在我转了一圈后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执行力其实和写一篇文章、做case感觉也差不多。

另外一点，我爸爸是做生意的，所以从小耳濡目染。你如果想做一个咖啡店的话，你不去做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躺赢的。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事情，同时你面临很多不舒服。比如说我那个店，我没法找一个每平方米2000块的设计师帮我设计方案，所以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弄。我去观察其它的店，看看人家吧台里面，袋子放在哪儿、纸杯放在哪儿，设备是什么牌子的，员工穿的是什么鞋子，工作人员的裤子是不是统一的。我观察这些东西，收集了很多咖啡店的图片，总之最后就做下来了。我真的是按照写一篇论文的方式去总结每天干什么，用 Excel表的形式，总结员工从第1天一直干到第365天的工作流程。员工是没法给你价值判断的，你也不能假定员工有责任心。我们给人家钱做这个工作，他/她把工作做好后，你是不能再往上要求的。你给我工资，我就是做我本职的工作；如果你要让我帮你着想，那一定是要靠合伙人才能驱动。所以业界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给员工这些钱，你就不能让他/她操你应该操的心。我就按Excel表给他/她编排每天要做什么，比如说机器一年保养4次，过三个月就有一个保养机器的任务，做了就打勾，基本上就这样就做出来的。

老徐：所以这个执行者是你，去执行规则（enforce rules）的角色也是你，还是你请了其他人？

陈硕：没有，全是我一个人做，因为没有那么多预算。特别是，上海业界和学界完全不同，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自成体系的，包括收费。比如我们会看到各种 to C 端的客服都非常地好，通过很多话术，你都会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但是你一旦进入业界to B 端的生意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产品非常贵，售后也不是很好，投诉也不理你。比如，每天都要用的咖啡机坏了，你耽误不起，都要自己修。所以时间长了，你就发现整个业界是另外一个世界，你也就锻炼出来了。

老徐：还是很了不起的。

陈硕：我挺喜欢这些东西。

陈婷：以后你得写本书，应该很好看。

老徐：我觉得把跟组织经济学相关的东西结合在一块写，真的是会很精彩。

陈硕：我现在的合作者是范新宇，他是做政治经济学的。我给他讲这些故事，然后用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数据给他检验，现在很多是这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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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你是怎么会有“大焖锅”这个想法的？

陈硕：我觉得陈婷应该更熟悉 “大焖锅” 。我在2006年的时候就开始弄 “大焖锅” 了， “大焖锅” 在不同的社交媒体里面都保留下了。2006年我刚去龚老师那边，陈婷还没去对不对？

陈婷：对，我2008年去的。

陈硕：那时候要读论文，但我英语不好，我读完之后不知道这篇文章说了什么，我就写中文留给自己备忘。但中文就基本有点像半翻译了，写的特别长，大概得有七八页，写完之后还要再顺两遍。我就发现中文的备忘可以独立当做一个参考，就把这东西放到“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我给自己起个网名叫“人民特约论文评审员”，放了大概得有十几篇文章。因为周期特别慢，我大概两三星期才能读到那个程度。所以其实十几篇相当于小一年的工作量。后来龚老师给我题目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时间去写7页纸的一个半翻译文章，就只能缩短篇幅。但是我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我就缩短成几百字几十个字，总之做点备忘。我不是为了在社交平台上写东西，而是纯粹为了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刚刚轶青问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坚持，因为我从来不是专门为了做这件事情。专门做的话，你要额外拿一个精力做，我可能一忙就忘掉了。后来我进入复旦带学生，我就想让学生练习写作，他们写完、我改好后，就放到了网上，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老徐：这个工作你现在一直在坚持自己做吗？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做，自己完成的吗？

陈硕：因为我学生少，所以总体来讲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我现在学生一共才三个人，我的学生一直不多。我跟陈婷还有一个共同的学生，以前是我的学生然后推荐到陈婷那边。我现在就三个人，我还是坚持要给他们改三篇推送，然后每篇改三遍，这个就是流程。如果改完三篇之后还有结构性的问题，我感觉他/她的逻辑可能有点欠缺，我就会跟他/她讲学界特别在意逻辑这个事情，就让他/她再想想要不要坚持进到学界。基本上就用这个东西来当做一个考评，每两到三周我给选好一篇文章，我不定时地改，就一直这样推下去了。

老徐：所以一直是这几个同学？

陈硕：不是，换了挺多。因为我之前一直带本科生，我没有研究生。本科生流动挺快的，他们大四就跑了，现在已经换了好几波了。

老徐：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我现在开始做播客，虽然频率很低，其实也有一个流程，从一开始约人到最后一个小产品出来放在线上。虽然有很多人帮助我，但还是挺花时间的一件事情。我就想你十几年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你平时也很忙，有很多研究，还要开咖啡馆，这还挺不容易的。其实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论文的阐释或者综述，但是能够坚持10年的人，除你之外我没有见到过。也许在其他领域还有，但是至少在中文的社科里面还挺难的。

陈硕：我之前在规划这些的时候，包括咖啡店的规划，我是给自己设一个最底的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干扰我的研究，我不能卷进去。这个店一定要设计成不需要我到场工作，它的人财物全是靠流程的。这两个店现在已经达到了，我之前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这种流程管理。很多人都以为我每天在店里，其实我不在。老板去店里挺微妙，老板带一些人在店里天天玩的场景很多都是电影里才有的，他根本不考虑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妙情感。你想我是老板，员工见到你就很紧张。领导在旁边时，员工就不自在，我也不自在；因为员工觉得我让他/她不自在，我就不自在，所以那种很微妙。我每天就是过去买杯咖啡，跟员工寒暄一下，我就赶紧走了。所以电影里面都是骗人的，除非老板自己干倒是挺放松，因为他没考虑这个组织内部这种层级之间的情感，特微妙的这些东西。

“大闷锅”也是这样，10年其实也不是坚持，因为它本来就没给我造成任何太大的负担。首先我本来就喜欢给学生改东西。如果之前是逻辑性的用词不考究，然后我跟学生讨论出来，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就像做一个雕塑，之前是个大石头，然后雕成一个特别美的东西。推送的内容其实在一定程度也是脱离之前作者的。之前我们推过轶青的文章，它是叙述轶青写的东西，但是和轶青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你的文章一发表之后，每个人都有权利来叙述和解读你的文章。

然后咖啡店我之前并不知道我内心最深处，到底把它放在一个什么位置，后来出现了一次突发事故，我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可以牺牲店的。每到春节之后就一堆人离职，最后离职到什么程度，就是两个店再缺一个人就不能运转了。一旦有一个人那天感冒不能上班，店就得关。然后有一个顾客跟我讲，我之前有个员工出品不符合卫生规定。卫生管理特别严格，卫生基本可以一票否决。现在互联网时代，我就特别怕有任何卫生问题。我当时就跑过去处理这件事情，我知道他一旦要走的话，这个店就一定要关。我没有信心，我当时就拿了一把锁去。幸运的是处理得挺好，员工也没走。那个时候我就能感觉到，我真的是愿意关门也不愿意自己去当人工。我就知道这两件事情，是不能耽误我的主业的。

老徐：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我很是佩服，而且你这个阶段有很多文章。我知道情绪跟研究是非常相关的，一个好的结果或者一个东西做不出来，对情绪起伏的影响是很大的。我觉得在情绪有起伏的情况下面，你还可以同时去管理这两件事情，还是挺不容易。

陈硕：谢谢。

陈婷：补充一下。陈老板是一个习惯很好的人，而且他能坚持。我记得他教过我一些很好的习惯，我印象非常深刻。例如他刚刚说的翻译论文，我就记得当时他教过我，他说你想到一个idea，就建立一个folder，然后把所有看到相关的东西全放进去，再慢慢去整理。我当时觉得这个习惯真的特别好，到后来我写paper的时候收益非常多。当写paper的时候，如果没有整理这些，但是有个地方要加一个曾经看到过的例子，回头去找就找不到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他这个习惯实在太好了，但是后来我也没有真的能坚持学下来。还是有很多东西，我就会放在里面忘了，但是他确实是能做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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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我学到两个事情，一个是你刚刚说的习惯，另外一件事情是流程化。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很多规程，如果你能够把它流程化，给自己的生活或者研究的进程加一些结构，或者加一些checking point，是件很好的事情。另外你说积累，我推荐一个软件paperpile，我也是这几年前才开始用。我发现它非常好，可以把所有的文献都储存在云上一个地方，你可以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之前换过的很多个文献管理软件，都不太有用。我觉得陈硕这个方法很好，我之前用onenote，跟keynote差不多的，反正有什么东西就都记下来。后来我发现有这个工具之后，可以有一个网络化的视角，就哪个paper跟哪个paper有关系，你可以加一个tag，放在一个虚拟的folder里面。

我们转到第三个大的话题，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我首先想问问你们两位，都是专家了，你们怎么定义经济史的研究呢？还有在经济学里的经济史跟历史学里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们是怎么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陈婷：好的，我再说一个陈老师对我的影响。我博士阶段没做经济史，当时也是很现实的考虑，因为我对现实理解比较多一点，而历史的积累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先做政治经济学，第一我比较了解，而且比较安全，容易找工作。不过现在近几年有些变化，也不一定了。当时我就记得他跟我讲，玉米引种那篇paper的idea就是从何炳棣先生的那本书里面看到了有一段讲玉米引种这件事，觉得可能挺重要的，然后他就去做研究，我觉得这太妙了。因为我本人很喜欢看书，我觉得是不是我也可以做。如果我可以每天就看书去找idea，就真的可以将快乐的事情跟研究结合在一起了。然后我就试着做经济史，因为可以不断地看书，也没有那么大的负担了。尤其是可以不看paper这件事。

陈硕：陈婷是数据狂人，她不会按照这个研究去收集数据，数据本身就能带给她乐趣。在社科部，我感觉对咱们影响最大的除了龚老师之外应该还是白营老师。你刚才说玉米那篇，再往前追溯三年，白营老师给我讲检验韦伯的故事，我当时就觉得惊为天人。在我眼里马克思、韦伯这些都是在书里面的人物，我们从来没想怎么去检验他。我觉得他是对我们影响挺大的一个人。我就觉得这样去看历史，太厉害了。我当时非常羡慕，觉得我以后也要做这个东西，算是最初的一个动力。

老徐：所以也是role model的影响。龚老师和白老师，他们非常优秀的研究给了你们启发。

陈婷：因为你终于发现不用纠结在某一个paper的某小点去找，费力去做研究。你只要想到一个好的idea就可以做很多很大的东西。

陈硕：陈婷说得非常对，一篇文章选题之后投入其实都差不多。白老师、龚老师来做的这种题目，架构特别大，你就会一直喜欢这种题目，然后我就很enjoy这个东西，就一直走下去了。我感觉挺棒的。

老徐：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反面的案例，我当年也是读了你和龚老师的一些研究，读了贾瑞雪的研究。贾瑞雪老师是我原来的同事，也是我的师姐。我觉得这类研究非常漂亮，也想做这样的研究。在社会科学里面，大家都有这样的冲动。在我念博士的阶段，我记得在哈佛，正好陈硕也在那边，我还问过你怎么入门经济史的研究，用经济学的路径去研究经济史，你也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看。但是我后来发现是非常难的，如果没有像你们社科部这样的环境，有龚老师和白老师这些role model在前面，甚至他们可以手把手地告诉你可以去看这个数据或者是做那个数据，我觉得一个人自己开始还是挺难的。当然也有例外，像贾老师她就很成功，她也应该是自己做的。经济史的重大吸引力在于时间尺度比较大，所以你可以去回答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的问题。这个是很多当代研究（contemporary research）不能够做到的，因为它研究的尺度太小了，就研究5年、10年的事情，而制度变化是非常长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经济史里潜在的坑是什么？大家如何避免错误地入坑，然后花了很多时间，但是什么没有都做出来。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什么？

陈婷：我觉得经济史可能最大的门槛是文献，我是说超越paper的文献，就是各种历史学家曾经有过的一些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你对原始的史料数据来源的积累。确实像轶青说的，我们估计有一些优势。如果我们想做一个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东西，可能我师兄做过，我就问他，有没有可能有某某数据，或者在哪里能找到，他就会给我一些细则。这个确实是挺有优势的，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替代。

另外一方面，有人有一些误会。因为曾经有一些同学给我们的师兄郭老师发邮件要一些数据，有时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项目，一般我们不太愿意分享。经济史跟做当代研究还不太一样，因为你很多用到的数据其实都是现成的。像做美国数据大家都有一套，包括怎么处理这些数据都已经非常有规则了，就像陈硕说的咖啡店都有规则了。但你本身发现新的史料，发现新的数据，它就是一个贡献。你介绍这个史料给大家使用，就是个贡献。你不能够抹杀大家在这方面的贡献，不然的话以后就没别人贡献了。

第二，历史学家做经济史，他们比较关注历史的真实是什么，还原历史的真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数据有些缺陷，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就必须得把这个事情解决，他们是还原现实的。虽然这个方法论有点不一样，但是相同的一点是都得对史料或者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过程很了解。如果你用二手数据的话，我觉得很难完全进去。

陈硕：总结一下陈婷的话，就是经济史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要系统的数据；第二个要有更好的研究设计；第三个它是一般文献的问题，而不是回应历史的问题。经济史系统的数据是与我们曾经在社科部的那些数据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囤的数据不是为了系统本身，是为了时政需要。因为如果数据差的话需要更多的假设，需要更复杂的模型，这样其实它的漏洞也是更多的。这一点和历史学家和传统经济学家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龚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说在传统的经济史里面，如果你天天收系统数据，其实不是特别主流。

陈婷：对。是这样的。就像管汉晖老师做从宋代开始GDP估算，他就要跟经济学合作的。

陈硕：第二个就是研究设计。之前白营老师带着我们读Daron Acemoglu，那时候Acemoglu死亡率那篇文章出来没几年。那篇文章2005年发的，2007年我们就读到了。那是将近十几年以前了，不像现在大闷锅马上就给你推出来了。之前没有这些媒介，都靠跟美国、欧洲那边最前沿那帮子人。所以那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在经济史是可以用非常好的研究设计做DID，RD都可以用的。这相当于大大提高了经济史的科学性，这样你就可以和很多其它领域对话。

然后陈婷刚才说的第三个就是文献和paper。现在经济史基本上就是回答刚才轶青说的制度怎么演进出来的，制度的长期影响等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经济学的问题，不是历史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经济史来做很多关于这个议题的研究，而不是用历史。我觉得目前做经济史的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系统数据科学的研究设计，以及一般的经济学文献。

老徐：我作为外行，我想到一个可以算是经济史的问题。如果关注到一个改革或者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且它对于一般的经济学史或者社会科学是有价值的，但是同时我并不知道它数据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可行。所以要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你才可能有可行性。但是你去探究可行性的时候，这个门槛也有点高。因为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个数据在哪。如果你现在去收集这些数据，也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收集出来的成果是能够满足你的计量经济分析要求的，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我是一个博士二年级的学生，你觉得怎么去降低这样的不确定性？

陈硕：我觉得这个问题更主要还是数据的问题。因为谈到一个好的研究设计，这在每个学科都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应该不是经济史的问题了。但是可能其它学科的数据门槛没有那么高，你可能马上就可以用统计数据或者是官方的汇报数据，或者一些问卷调查（survey data）就做出来了。但在经济史里面，我并不知道前后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是不是行，我感觉寻找外生冲击的可能要让位于你是否熟悉你的数据。记得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在港科大的图书馆待着，就只看目录，特别是那些统计资料，我就只翻目录，我也不去记，大概就知道什么样的数据是有的。比如说民国的数据，等到真做研究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它有哪些数据，再去看一下到底支持不支持这个假设。我感觉这是两个相互微调的过程。在这个行业里面时间久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因为各种经济史会议就都会共享数据。你基本上想到的idea不会出现完全没有数据的，因为那种情况你也不会去想。最后就相辅相成都差不多了，你知道那个幅度在哪，你也知道数据的界限在哪。我感觉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全职干的话一周就出来了，就把这些文章的summary看一下就好了。

老徐：我觉得陈硕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把已经发表的或者是工作论文的经济史研究都读一遍，然后看看他们在用什么数据。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陈婷：包括也要看历史学家写的东西，当你对数据了解到一定程度，基本上都能找到。我很喜欢囤数据。做实证的人没有办法，你的想象力可能有时候受限于数据。但是只看paper，可能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还要看历史学家写东西。基本上我们想到的话题历史学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接触过。如果你把那些发表过的书和论文，包括历史学学生写的博士论文，都看过一遍的话，就会有很多印象。比如哪些数据是可能有的，大概在什么地方？然后电子化这些数据有多大的成本？心里就会有个大概。

陈硕：我觉得数据是经济史研究里一个挺大的挑战，也是为维护垄断地位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我觉得经济史和大数据很像，我们都有一套独门数据的。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录了一套数据，我自己的经济史圈子就是这几个，但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录了这个变量。比如我最近正在录50年代广播站的变量，我感觉广播站挺重要的，能够把国家的声音第一次带到中国的最基层。所以我自己做数据，做一些排他性的数据都遇到这个问题，我怎么才能让很多人知道，但同时保持可控。可控也很重要，因为我花的时间精力录的，如果没有明确的益处的话，就是完全做公益了。我就想问一下，轶青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是先把文章发出来，还是发文章之前，跟很多学者根据这个数据聊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一块展开新的合作？我觉得学界很多的事情特别地固化。我就想能不能反思一下之前学界的组织，比如同行审议这种匿名审稿，建议50年之后全部公布出来。匿名世界特别可怕，它是一个互联网的世界，我觉得是现在学界创造出最可怕的事情。

老徐：刚才说了很多点，一个是你说数据怎么要让别人知道，但是同时又有一定的保护机制，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专利很像。在一定的时间内，它既要激励你去搜集这些数据去做创新，然后同时在一定年数之后又能够变成一个公共品。是不是能够做成一个平台，其实需要一些功夫。我觉得长远来说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数据在保护一段时间之后公开其实是一个大势所趋了。

第二个关于匿名审稿，你看计算机的话，跟我们社会科学差得不是那么远，很多东西是共通的，他们有用的一些数据也是社会的数据。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些举措，比如试图把这个程序更公开化，或者说把一篇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所有人都可以匿名或者实名地评判这篇文章。计算机里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会议论文。有些会议会再给审稿人和写文章的人几天的时间把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审稿人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让写文章的人回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直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接收为会议论文。他们就能加快周转的过程，而我们有时候是3个月、6个月给你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关于匿名的问题，我觉得你刚刚这个提议其实很好，在多少年之后把你做过的事情公开，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有一位资深的老师说过，发一个特别好的杂志，是一个地位的象征，是一个零和博弈。我发了我不希望你发，我没发我更不希望你发，那就是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的事情，是一个双赢的事情，那就不一样。这个是有结构性的问题。

陈婷：第一个数据交流的问题。其实疫情前我们尝试过做这样一件事，当时我跟我在北大的合作者刘冲，还得到了暨南大学IESR的支持，开了一天的小会，主要目的就是找学者来讲自己用的数据，讲讲在使用数据的过程中发现了什么trick，然后大概介绍一下内容。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讲一下正在用那个数据做什么。当时是有些困难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不一定愿意讲。虽然我们也会私底下羡慕别人有很好的数据，但我觉得也确实要credit，不然就没有人努力去获得数据了，这是没办法平衡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办会的目的就是想说如果一个人有数据，也已经有些idea可能在开发了，但是这个数据还有其他开发的价值，如果别人能提供idea，他们两个就可以合作了。这个会就是想提供一个平台，但是中间确实有困难，有很多同行不一定很愿意去学。当然不同人态度不太一样，有些人有数据了也很open。但也要理解，因为有些可能是跟一些公司拿到的数据，确实是不能说的。其实那一天的会开下来，大家反响非常地好，比我们想象得要好很多。

老徐：这是个很好的形式。

陈硕：我感觉重塑学者学界的这种组织形式，开一个数据的专题其实挺好的。

陈婷：对，包括可以请业界的人来讲。

陈硕：我觉得好的讨论一定是没有答案的，双方都不是对和错的人，那种才是真正好的讨论。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是经验性的。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经验这个东西，我感觉大部分人和人的差距很多是given的，很多只是听着而已，其实很难内生为自己的经验。所以说在介绍经验的时候，一些习惯，还有一些小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反而是对很多的学生们比较有用。比如说就如何组织文献，轶青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其实和个人的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刚才讨论执行力，大家只是听一下很难。有些人执政力强，有些人弱，其实大家都有自己处事的方式。我执政力强，一天到晚处于焦虑状态，整天睡觉睡不好，就是它一定会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事，但最后大家都是很公平的。我感觉审稿是特别好的一个点，理性和感性其实都在这里面。

老徐：你做了很多分享的工作，大家受益都很多。我知道你前年夏天搞的跟年轻教师分享一些经验，包括基金申请这些都是非常有用。这个东西如果能够积累成文字或者再办第二次、第三次会非常有帮助。

关于杂志这件事情，我觉得改善的方式是未来有想法的人可以自己开始办杂志。比如说你现在已经tenure了，也比较安全了，在某个时间点你可以考虑来办一个杂志。我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怎么样，在美国其实挺容易的。他们有一个志愿者团队来编辑，找一个出版社挂靠，直接可以办，然后整个的审稿流程都可以发生变化。但需要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有心力去做这件事。我最近投了一篇文章，杂志很有意思叫Journal Of Quality Description。他们只收描述性的文章，不收因果推断的文章，然后这个又是专门针对数字传媒的数据。他们就是有几个美国的年轻教师觉得搜集了一堆媒体的数据，比如微博的数据、Twitter的数据，但是很难做因果推断，只是描述这个事情就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搞了这个杂志。我觉得在未来是有这样的空间的，因为现在研究传播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要等杂志印出来才能够读到，而且这个周期已经是5年以前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播形式以后也会发生变化。

陈硕：我记得兰小欢的公众号“文短图长”，其实就是一个描述型的。我觉得很多事情描述就能解决90%的问题了，很多因果其实是sense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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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徐：因果在我们社科就没有100%的事情。就是证据足够强了，你的belief可以update一下。你们两位还都是青年学者，虽然陈硕从职称上来说已经是senior。你们觉得博士刚毕业开始教学和研究，碰到最大的坑是哪些？怎么去避免一些坑？哪些坑尤其是要避免的？

陈硕：我只能谈国内的学界，我个人最大的挑战是这样的：我觉得之前在港科大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环境，龚老师每天跟我们聊天，谈idea，我回来之后明显感觉国内的学界事非常多，而且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你就可以申到一个课题，然后你可以雇人，可以购买东西，提高自己科研上的福利。现在问题是一个课题你只要花一两天的时间就能拿到，这样的话你就能有很多个，可以出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最后就把你的时间全部填满了。正常的话我们写一个东西，你没有三四天静下来就没法思考很多。比如说前面那些introduction部分，你很难做那种构架。在国内你会觉得每件事情付出的成本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你都可以尝试。这种情况特别像抽烟，为什么戒烟很难，就是因为成本太小了，最后你就发现你的所有的时间都被填满了。我感觉这个才是最大的的坑，你稍微没有一些抵抗力的话，就完全顺着坑走，然后你就被卷到里面去了。每天都很忙，非常忙，但是做研究的时间就不断被打断，就不可能做出一些深入的构架性的东西。

老徐：我阐释一下你的意思是要学会say no吗？

陈硕：对，大是大非say no容易，像这种小便宜say no特别难。别人递你一根烟，就一根，你抽不抽？还是细的尼古丁含量很低的那种，你可能就抽了。我觉得这个很难。

老徐：就跟看抖音、b站差不多对吧？零碎时间积累在一块就是很多时间。这个事情是不是还能够拓展到，别人请你帮个小忙，或者做一个你原来没有那么感兴趣，但觉得也可以做的项目。

陈硕：对你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国内是非常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地方。你说纯粹绝对不是，但是如果你想锻炼企业家精神，这绝对是比美国和香港的环境要有挑战多了。但是如果是你投入一篇文章的时候，你的精力都被分散掉；但如果你想在国内锻造出一个组织，然后把一个研究分成流水线这样做，那我觉得内陆的学术界更适合这种。

老徐：你这么高产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陈硕：我都是自己搞的，我没有做成一个组织。我当然梦想是做成一个组织。

老徐：但是你每年发那么多文章，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陈硕：我主要是跟学生合作，我把所有的文章都给学生合作，有些文章甚至我觉得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文章了。有些是为了拿tenure或者评课题，会写一写目前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过去之后就不再重要了。但是有些问题比如对中国历史非常基础性的思考，这样的文章我都会愿意和学生一块合作。学生可能也动力比较大，我的几个学生都是同时在思考三篇文章。我是故意给他们塞三篇文章，给他/她做两篇，他/她自己再想一篇，我就想训练他们的时间管理。

老徐：不过我们复旦的研究生也很优秀这一点对吧？

陈硕：复旦研究生非常优秀，本科更优秀。问题是培养好了就跑了，这是我遇到最大问题，很难说服他们留在这读博士。

老徐：哈哈我本科就是复旦的。

陈婷：在香港遇到的困难跟刚刚陈老师说的差不多，相当于环境对Junior还比较友好，系里不会给你安排那么多的事儿，像我在学校就只教两门课，比senior老师少一门，但是系里面的事情还是会involve到你。你要平衡教课要花多少时间，申课题要花多少时间，最后写论文要花多少时间，大的项目要花多少时间，小项目要花多少时间，这太难了。包括你开始做的项目，可能人情的考虑大于50%的话，这件事情最后一般就不太work。最后你就发现全都是投入，没有产出。这方面好像我也没什么经验，都是在摸索当中。一般来说，就做研究而言的话，写一篇你觉得potential不是很高的文章和一篇potential还蛮高的文章，花的时间投入成本差别没有那么大。

陈硕：听陈婷刚才说的我有一点启发。比如分子是你发表的文章，或者是你拿到什么课题头衔，分母是你为了这个课题的储备，肯定比上面分子要多得多。你可能要为了发三篇，你要屯十篇去投，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不确定性。我有一个能够降低很多焦虑感的经验，就是我不大在意幸存率。我不是很关心发表这些东西，我也不懂这些生态，不知道这些期刊谁是主编。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把分母做大。幸存率我可能控制不了，那我就把盘子做大。所以我现在啥课题都申，啥头衔都申，文章就多多写。是因为你做大分母，就最后分子就扩大出来了。你自己能可控的就是多写，多申，总能申到的。陈婷刚刚说的我们都遇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其实这个东西是一样的。处理不确定性就这两种，一种是我增加它的存活率，另外一种就是我把底盘做大。我更偏向于把底盘做大，这就是为什么我疫情期间写那么多paper，然后每年的课题、头衔我都申，就是这个逻辑。

老徐：我有一个同事跟我是同一年级的、同一个导师，他做美国政治，他说过跟你一模一样的话。他现在已经评上教授了，跟你有点像也是非常年轻的教授。他说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我们投出去多少文章。但是我得加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的文章都写得非常好，文章本身就普遍的质量比较高，所以这个是work的。但是如果你生产出一堆垃圾来也是没有用的，你去投出去，你每年投入20篇30篇都没有用。我观察你们两位的最大公约数，你们是idea generator，能够产生很多想法或者有一些数据的积累，然后又跟很优秀的合作者和学生一起工作，就会有成批地产出文章，然后投出去。后面你说的我完全同意，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其实不容易。因为一开始都是个人的小作坊，也许还没有学生，也许有些学校的学生不太给力，还不如自己写效率更高，然后找到一个好的合作者也并不容易。所以可能每个人的环境不太一样，我还是很珍惜我现在的环境。我觉得你们两位能够做到现在这样的成果，其实跟你们早期的积累，跟龚老师的培养还都挺有关系的。

我想问一下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包特老师的问题（未来也会请他做一期节目）。他说如果你们两位想要穿越到古代的话，中国的、不是中国的朝代也可以，你想回到哪个？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朝代或者地方？

陈婷：小时候是喜欢汉，长大了读历史后喜欢的就是宋，喜欢开放自由的时代。

陈硕：我那天读了李硕写的孔子，虽然不是很严谨，但是他把孔子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写孔子为什么强调这种父父子子。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视角，我觉得还挺好玩。他就讲春秋特别多的事情，那个时候可能是中国从贵族式到这种草根开始兴起了大变革。在那个时代可能是挺好的，有非常多的企业家精神的故事，我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陈婷：我本科的时候看过一本书，作者说，孔子去创造儒家学说是为了justify原来正在衰落的贵族阶层。你原来血缘的价值没有了，我就建立一个君子的价值，作为一个道德代表的价值。

陈硕：我感觉不能想出一个好时间坏时间，它都是一个灰色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孔子那个书，我觉得挺好。

老徐：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你是士族还是普通人，这在那个时候的差别还是挺大的。包括魏晋南北朝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认为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其实那些氏族都过得不错，皇权没有那么强，但是普通人不一定过得很好。

我最后用这两个问题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活动。有一位可能是念PhD的同学，他/她说在PhD的期间怎么做研究的规划，怎么看待博士课题的可持续性，以及对未来的科研生涯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第二个问题是就当你成为了老师之后，你怎么和研究生一起工作，怎么训练他们一起去做研究的？

陈硕：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但是第二个好难回答。

陈婷：陈老师刚刚说的有一点挺重要，就是除了要把盘子做大，还要不那么在乎失败率。我觉得知道放弃还挺重要的，基本上你想10个idea，甚至已经都run了，有些都到了regression的阶段后，能做出来也就一两个，这已经不错了。

陈硕：陈婷是社会学训练对吧？

陈婷：对，我本科是社会学。

陈硕：我本科是会计，和我后来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看之前咱们在社科部，我感觉就是不需要总结经验你就知道别人是怎么过来了。我这个经历对这个学生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是回头看，我还挺相信命运。我是白纸一张去的社科部，我没有任何经济学的积累，当时已经工作了三年，然后本科又是学的会计。我在经济系读master的时候，他说要修三个外系的学分。我就阴差相错去了社科部，当时有一个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看着名字又不大。第一次见龚老师，他就讲土改，一个香港人跟你讲中国的土改分地、大条小条，就觉得有趣。然后我就稀里糊涂跟着他上那个课，我就问他能不能申请咱们PhD。我其实一点规划都没有，陈婷有规划吗？我知道有些人在本科的时候就有规划的。

陈婷：我也没有具体的规划。我本科学社会学的，我刚来社科部，也是学过龚老师一门课， 好像是Emperor in China。如果是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我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命运了，听起来好复杂，就那些大条小条。

陈硕：我感觉经验这种东西一旦变成一种knowledge，其实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因为首先我们会包装自己，这是人的本性，其次你会选择性的把我们遇到的纠结、挫折给遗忘掉，这也是人的本性。这种系统性的东西其实有点类似成功学，我觉得参考不是特别大。

我倒是觉得说一下自己在做选择时候的纠结，然后让听众思考，不要让他们学习，还比较有用。我在书里会写一下我在社科部的一些经历，以及我当时怎么想的。今年已经写了七七八八了，我应该明年就交给出版社了。我最近写那些拒稿的经历，把这些失败都写下来，我感觉分享这些东西可能更好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带学生，我其实没有太多的经验。我还是比较强调那种师徒关系的，不是特别西方化的，所以就造成了我的学生不多，多了之后我也hold不住，就容易变成很正式的组织关系。我现在学生一直存在3到4个人，加上本科生。我跟他们保持非常多的互动。比如我明天就有组会了，大概是5个小时的组会，我会跟他们一块弄。我知道有很多组会是让学生准备好老师过来听，我不听我就直接就坐在那跟他们一块读，每次组会自己都会精疲力竭。然后同时拿我自己的文章跟他们合作，之前是跟龚老师合作，现在基本上都跟我学生合作。

老徐：组会是读别人的研究、发表和working paper吗？

陈硕：是这样的。我特别不喜欢每个学生跟我单独一根线，学生和学生之间也不是很沟通。这个来源于龚老师，我觉得平常我们之间横向关系是挺好的。横向关系就是沟通比较多，但我知道有些团队他们跟老师是纵向关系比较好，但横向关系他们有竞争关系。通过这种组会的时候我会故意去加强沟通。比如说我给a同学做一个研究，我会故意留出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是a 同学没有的，并且我会告诉a 同学 ，b 同学有，让他们一起做。同时故意设置很多这种横向的关系，让学生之间互相沟通。

读paper会有两种，一种是读论文的组会，另外一种是做研究组。比如今天我要谈a 同学和b 同学的文章，他俩就把这个文章扔到群里去，我们就坐在电脑旁，一起一句句跟其他人讨论。我会问c 同学和d 同学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大家都参与进来去改a 同学和b 同学的文章。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我需要补充一个变量，然后我说c 同学有这个变量，你们会后去找他/她讨论就行了。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接触到其他人的文章，并且是非常深入地接触，差不多相当于他/她自己写了。

老徐：读书会和做研究的比例是怎么控制的？

陈硕：读书会现在是一周一天。提前让学生花4个小时准备，一共花8个小时。让他们平常先自己开组会，然后每周都有一个轮值的coordinator。然后第二天放在集体的组会上，我们大概一次过15~20篇文章，然后跟他们一块讨论。

老徐：一周开一次，一周读20篇文章，这频率非常高。

陈硕：我会让他们把所有的文章，写出一个非常短的150字的摘要一样的推送，然后放到“论文大闷锅”里面，这样的话整个就形成一个环了。

老徐：但是一周读20篇怎么能够保证读得很细呢？我上课一周4篇都很难。

陈硕：这是我故意设置的。因为我觉得给学生三个月，让他陈述一遍paper，其实对复旦的本科生来讲都不是问题。但我们真正做研究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让你读这样长时间读文章。我们一般做研究，一篇文章的文献综述部分最多不会超过两星期或三星期，你后面还有数据，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一般的一篇文章引用文献大概是几十篇，有些文章你看过之后还可能不引用，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两周之内你就得消化掉这么多。改审稿也是有deadline的，怎么可能让你去慢慢改。所以我一篇文章只给他们20分钟，然后就锻炼他们提取信息的能力。

老徐：这个是粗读的。你有没有精读的赛事，还是在课里面精读文章？

陈硕：我精读只限于方法论的文章。比如说我读钱老师文章就是用来学DID，那个是不限时间的，讨论也不限时间，那篇文章我们甚至会讨论3~4次，每次讨论4个小时。然后就钱老师里面的每一个技术细节都弄懂，甚至我们会把code给做出来，然后现场让一个学生去做replicate。那种学技术的文章是不封顶的，但是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你学完之后就一直会了，就不会再读了。

老徐：除了每周举办读书会以外，你研究开会的频率是怎么样？

陈硕：我平常研究是鼓励学生不要太正式，我鼓励他们随时都可以把问题截个屏扔到群里面去，这样的话大家都能知道进度，所以我是不研究开会的。我特别鼓励学生把这种沟通变成一种细碎化的沟通，有问题随时截个屏，我在一些垃圾时间就给他马上处理掉了。然后等进度差不多了，我们就开组会，就把他的文章打在上面，底下一堆学生一块跟着进行。

老徐：学到了。谢谢。我代表听众再次感谢两位陈老师，今天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经济史的，还听到了八卦，还听到了怎么去做研究，怎么去带学生。我学到非常多，我希望做成播客之后会有更多的朋友从两位老师的研究经历当中学到东西，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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