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子》之外另一本必须了解的纵横谋略典籍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官圈里存在一些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明说,比如,对于古籍中的谋略书,高官权贵、军政要人私底下读得津津有味,而在场面上却往往劝诫年轻人不要轻易去阅读,避免因受影响而萌发离经叛道的思想。

《战国策》就是这样一部古籍,它不属于经书正史,不符合儒家的道统精神,被认为是离经背道的。一些经学大儒视《战国策》为洪水猛兽,告诫应远离它。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曾经重校过《战国策》,但他校此书的目的是“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在他看来,此书属于“害正”之“邪说”,是万万读不得的。(参看曾巩的《重校战国策序》)

《战国策》记述着纵横之术,隐藏着谋略秘密,而这种谋略智慧完全不同于儒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很多士人官宦表面上不喜欢谈论的,但是,对于此书,历朝历代的王侯将相们却在明处规劝朝臣属将千万别去读,可是,他们在背地里却将此书细心揣摩,领略捭阖之道。

那么,《战国策》到底是怎样一本古籍呢?

第一,《战国策》所描述的时代战乱纷争、礼坏乐崩的时代

《战国策》记述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春秋时期,在春秋末期,列国世袭的大臣靠着继承的特权,聚集财富,收养门人,其势力不断扩大,形成特殊的地位,而当时机一成熟,这些权臣便挤压君主,抢夺君王地位,导致各国内乱频起。比如,晋国便发生了韩、魏、赵三家分夺君王权力的事;在齐国,田姓大夫夺了姜姓的天下,王权掌控者易姓;就连周王室也丢了许多的土地,分裂为东、西周,而两周的君主便失去了傲视天下的“共主”地位,沦落为与宋、鲁等小国同等的卑贫地位。

当时,秦、楚整合了各派各派力量,结束内乱,将势力伸张到中原,而北方的燕国则向南显示威力,形成秦、楚、燕、韩、魏、赵、齐七雄纷争的杂乱局面。致使周王室名存实亡。世袭的大臣有的乘势力的增强而变成了君王,有的却失势衰落了,沦落到无权无势的地位。专制集权的新君王蔑视旧贵族,置之不理,他们不再那么重视出身,而是大肆重用出身贵贱不同的能人智士,原有的封建制度瓦解了。而孔子所颂扬的周朝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

战国时代

对于《战国策》所描绘的时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段很好的描述:

“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不言礼和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言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

显然,七国争雄的年代,不再尊礼重信了,不再宗周言王了,不再重视祭祀聘享,出现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新局势,礼坏乐崩,列国纷争,这就是战国时的基本局势。

第二,《战国策》描述了纵横捭阖、伐交雄辩的策士们

首先,“士”这一阶层迅速崛起,为列国君王所尊重和重视。

战国一百四十多年,礼坏乐崩,宗周瓦解,祭祀日微,宴会无诗,轻义重利。这时候各国纷争激烈,国与国之间关系紧张,战事频繁,儒家的仁义在列国激烈的争雄中显得毫无价值,像孟子这样的儒学名士在这时期也不适时宜,得不到重用了。而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有实际智谋和纵横才学的人,“士”的阶层迅速发展起来,赶上大显身手的好时机,而最热门的人就是“策士”,就是后来所说的“说客”,他们驰骋于政治舞台,纵横于国际外交活动中,捭阖纵横,呼风唤雨。

《战国策》

显然,《战国策》所反映的时代具有区别于春秋时期的显著特点,其中,“贵士重策”就是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对士的尊重和重用,对计策、谋略的重视,取代了原来对儒家、仁义的崇尚。《战国策》的编校者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策士们备受重视,达到“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重要程度,各国纷纷招纳有谋略的策士,希望能借助于策士的策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其实,墨子早就有关于策士对国家重要性的论述。墨子说:类似的看法,《墨子》第一篇《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墨子·亲士》)

策士关乎国家的兴亡,策士的智慧、计策、谋略能给君王带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比起儒家的仁义理论,比起传统的世袭身份等都重要得多。君王需要策士,因为在列国纷争的年代,只有策士最有可能利用谋略帮助君王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只有策士能帮助君王富国强兵,威慑邻国,称雄称霸。

在重视策士的社会气氛中,当时很多君王都能礼贤下士,而在列国,贵士、养士、尊士,以及拜士为师的风气很是盛行。据《史记》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参见《史记》之《吕不韦列传》)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四君子”广收门客、招贤纳士的事例。

而秦昭王召见范睢的例子,可以说是当时最典型地表现了君王对策士极为尊重态度:

史书精彩地记述了这个例子:秦昭王知范睢来,“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睢:‘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参看《战国策》之《秦策三·范睢至秦》)

这里描述得很形象生动:秦国君屏退左右,在虚静的宫中下跪求教,再三请求。很明显,策士高高在上,郡王毕恭毕敬。这反映了当时的各国君王,都注重招纳士宾而礼请为上宾或或聘为谋士的风气。列国纷争,谁能重视人才储备,谁就有希望富国强兵。

其次,策士们向君王提供智慧、谋略,而换取的是政治权利、高爵厚禄,以及显赫地位和大量财富。

对于战国时的策士们来说,他们为各国君王出谋划策、治政领兵,并不是忠君王、行仁义,在策士们看来,仁和义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权和利益才是他们所追求的,这是战国不同于春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春秋时,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人是耻于谈利的,而这种观念到了战国时期,已经被重利轻义的价值观所取代。对策士来说,为哪个君王出谋划策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哪个君王能赋予他们权力,能让他们得到权力、地位和名利。

对此,著名的策士苏秦有一段表明自己心迹的话,说得非常明确:“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这即是说,在苏秦看来,为君主谋划是次要的,而首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谋划能够得到“金玉锦绣”,能够取得卿相的尊贵和权威。

史书还记载了苏秦当宰相前后的不同表现的例子,更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策士们对权和利的赤裸裸的追求。

苏秦(剧照)

这例子很精彩,所讲述的内容值得转述:

苏秦在拜别他的恩师鬼谷子之后,回到阔别多年的穷困家中,或许被认为学有所成而将会有出息,所以,他受到父母、嫂子和妻子的盛情欢迎。可是,当苏秦以自强自重、富国强兵的大道理游说周显王时,周显王却认为苏秦所说的空疏无用、不切实际,苏秦只好无功而返。游说失败后的苏秦变卖财产,想去秦国游说,但家里人怀疑他的能力,开始反对;苏秦坚持去游说新掌权的秦惠文王,通过历史政治实例和当时战争形势来游说秦王,为秦王描绘了一幅兼并诸侯列国、吞占周王室、称霸天下的宏伟蓝图,可是,秦惠文王虽被苏秦滔滔不绝的劝说唤起称霸雄心,但却认为要采用苏秦的策略时机未到,所以,并没有重用苏秦。苏秦不死心,又编录了一本历史上攻战取胜、霸夺天下的书献给秦王,但秦王犹豫不决,加上秦国高官对苏秦的嫉妒,苏秦的游说又失败了,得不到秦王的重用。于是,苏秦狼狈地返回。

此时,史书描绘了苏秦的狼狈相:皮袄破了,腿上打着裹脚,脚穿着草鞋,挑着旧行囊,背着破书,容形枯槁,神色憔悴,脸色黑黄,显得失意疲惫。回到家里,正在织布的妻子不理他,父母不和他说话,嫂子不给他饭吃,对着薄情的一幕,苏秦悲叹地说“失意了,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子,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还好,苏秦没有消沉,据说他发奋苦读姜太公的《阴符》,参透其中精妙,揣摩演练游说之辞。他转向东方游说六国。这回成功了,赵国君王在宫门外迎接他,密谈之后,封他为武安君,并授以相印。于是,苏秦的地位和神态全变了,史书记载:

有兵车百辆,锦绣千束,白璧百双,黄金数万,跟着苏秦后面,他到各国约谈合纵大计,拆散连横,以此来抑制强秦。苏秦赵国拜相,秦国不敢出兵函谷关,当时天下众人,威武的诸侯,掌权的谋臣,都要听命于苏秦来决策。

苏秦也很了不起,有他的绝招:

他不费一斗军粮,不征一个士卒,不派一员大将,不坏一把弓,不损一支箭,就能使诸侯和睦相处,亲密胜于兄弟。真可谓是:贤能的人当政,天下顺服;能人得到重用,天下顺从。(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苏秦有一个住陋巷、掘墙当门的穷困潦倒的人,摇身成了乘坐豪华战车,骑高头战马,游历天下的显赫人物,他在各诸侯国的朝廷上游说君王,使君王左右亲信不敢开口,天下无人能敌。

更明显的是,当苏秦要游说楚威王,路过洛阳,父母得知,赶紧整理房间,清扫道路,顾乐队,备酒宴,出城三十里远迎。妻子敬畏得不敢抬头看,只能侧眼偷观他的威仪,侧耳听他说话,嫂子跪在地上不敢起来,像蛇匍伏在地上爬,叩头谢罪。苏秦问:“嫂子以前待我那样傲慢不逊,而现在又如此卑贱下作呢?”他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财多富裕。”苏秦感叹地说:“唉!一个人穷困潦倒时,父母都不将他当儿子,而一旦富贵显赫,亲戚朋友都感到畏惧。人生在世,权势和富贵,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参见《战国策》之《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

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战国的重利轻义的观点,苏秦的至亲家人,对穷富卑尊的苏秦,态度完全不同。苏秦本人,也不讲任何信用,不遵任何的礼义,游说秦王不成,毫不犹豫地改换门庭,转为游说六国反秦,而目的在于金玉锦绣、卿相尊位,追逐的目标是权势和富贵。

第三,《战国策》的纵横谋略思想及其和影响

首先,《战国策》是一本与儒家孔孟的书完全不同的典籍,是对记述纵横家思想的珍贵古籍。

如果说,当时的东方鲁国是比较注重历史文化,倡导仁义,注重礼仪,士人重视以儒学的仁政之说来劝告君王的话,那么,秦晋等国则是更注重从现实的军事、政治需要来思考应采取的策略,有追逐权势和富贵的倾向,有较强的重利轻义观念。当时的纵横家们多是以捭阖策略和军事韬略来游说君王,表示能助其称霸天下。

孔孟的书是由他们的弟子们编辑而成的,而《战国策》成书过程却是相对比较复杂曲折的。

据说,西汉时,宫廷的藏书密室中珍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史料皆残缺错乱,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齐”只剩下“立”等,这种状况误通篇不少,而当时的经学家、文史专家刘向整理了宫廷密室所藏的战国史料,将称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的各种书籍,并根据东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个国家次序进行划分,把各书的资料分别编入十二国中。

刘向画像

刘向认为,这些史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辩言的,所以,他将所编辑的书其定名为《战国策》。从这一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史书。

刘向之前,蒯通撰有《隽永》,论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他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有学者认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等史料,很可能直接来源于蒯通的《隽永》,故而认为蒯通该是《战国策》的作者之一,当然,这一观点仍存在证据不足的疑惑。

所以,学术界多数人认为,《战国策》中文章是由战国时许多人共同编写的,而刘向功绩在于将战国的、文章、史料进行分类、校正、润色,并给予一个适当的命名。让刘向没有想到的是,他取的这一书名却被用来指称一个时代,叫“战国时代”。

其次,《战国策》是被史学界认为是上承《左传》下启《史记》的一部史书。

原本,《战国策》并没有那么受重视,曾被大多数经学家、儒家学者当成是离经叛道之书,可是,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它却被列于《史记》之前,归入“春秋”的类别,认可它具有正史的价值。

显然,《战国策》被肯定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同时又具有纵横家谋略典籍的意义。一方面,它真实记述了春秋末期以后一百四十年多中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从史学史价值来看,《战国策》是上承《左传》下启《史记》的一部史书,在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起着由编年体向纪传体过渡的桥梁作用。在另一方面,《战国策》不同于严格的国别史,它所记录的主要是那个时期策士、纵横家游说列国的政治方略、斗争策略和处世良方,特别是游说辩辞、策士权谋,以及划交智谋。它反映了当时非常重要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从君王公卿、世袭诸侯到新兴的“士”的阶层的核心地位的转换,描述了“士”阶层的代表,即纵横家们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新兴政治人物的风采。书中所记述的滔滔雄辩、精妙谋划和奇妙智术,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很明显,它是一部纵横家的谋略宝典。

现今版本的《战国策》共33篇,《西周策》1篇;《东周策》1篇;《秦策》5篇;《齐策》6篇;《楚策》4篇;《赵策》4篇;《魏策》4篇;《韩策》3篇;《燕策》3篇;《宋卫策》1篇;《中山策》1篇。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修订完成的版本。吴师道所编校的《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其他的版本也很值得注意,比如,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了新的注版本;近代的金正炜所编的《战国策补释》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其中有记述战国时事的,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这些关于“战国策”的书籍都表明了《战国策》确实是纵横家的谋略经典。

再次,《战国策》有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和文学的价值。

从语言表现方式看,《战国策》浅出深入,既言简意、流畅犀利、幽默风趣,又能点中要害,鞭辟入理,抓住主题。该书的作者善于用生动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抽象的事理,笔调辛辣,寓意深刻,铺陈畅扬,说理透彻,是古代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比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流传至今,仍生动有趣而又意味深远。

从文学上看,《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说理形象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人物的描绘文采飞扬,对论辩的描述气势宏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代散文大家贾谊、晁错、司马迁等,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曾巩等,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此外,《战国策》之中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以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很可能对汉赋也有过重大的影响。

最后,《战国策》对于纵横家谋略思想和谋略文化的传播,是它的最显著的贡献。在战国时期那个波澜壮阔、风起云涌、铁血争斗、变革图新的特殊时代,纵横家们叱咤风云、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以及游说策划所表现出来的谋略和智术,通过《战国策》活生生地传留下来,让后人能清晰和深刻地了解战国时代策士们的纵横谋略和论辩智术。《战国策》是当之无愧的古代谋略宝典。

《战国策》是继《鬼谷子》之外的一本极为重要的纵横谋略典籍,它永远是耐人寻味的。 它既是史书又不完全是史书,它的谋略文化价值很有代表性。《战国策》之前,有《左传》具有史书的严肃性,但也已具有相当的谋略文化的价值,南怀瑾先生把《左传》和《战国策》列在一起,视为纵横之书。

《左传》也表现了深刻的谋略思想,书中描写了很多的谋略典例。比如,通过对一百多次战争的描写,表达列国纷争时的崇霸思想,像“城濮之战”,晋文公“取威定霸”,奠定了霸主的基本地位;“邲之战”(两棠之役),楚庄王一战显威,称雄中原等。作者都是站在颂扬的角度,着意渲染,颂赞称雄霸主思想。再如,通过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记述,描写了很多的计策和谋略。譬如,鲁庄公用曹刿的“一鼓作气”之计,击败齐师;再如,晋军用年轻将领范匀的“塞井夷灶”之计,置之死地而后胜;又如,郑人以“空城之计”,迫使楚军迅速撤军;还有,晋军统帅栾枝以“曳柴扬尘”之计,诱楚军上当,大败楚军等。

而《战国策》比《左传》写得更具体,更形象,更真实,虽有渲染,但不一味颂扬;虽有夸张,但往往从根据看是合情合理的。《战国策》所描绘的策士的纵横谋略,所表现的捭阖善辩的智者风范,对后世政治家显然影响是很大的。如汉代涌现出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捭阖的智者,极很可能与《战国策》的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实,就连正史名著,如《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也明显受《战国策》的影响,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人物,以情节性表现方式来描述战争,以智术来阐述政坛权谋,以韬略来表现宫廷争斗,让史书有了纵横谋略的印记,这不就是《战国策》给史书带来的影响吗?《战国策》作为谋略文化典籍,给史书注入了“智谋”,在这个意义上,它作为纵横谋略的经典,其影响超过了另一纵横家理论著作《鬼谷子》。

当今,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商业竞争复杂多变,现阶段其实也处在广义的“战国时代”,国际间的角逐没有停止,我们更需要“战国策”,竞争的方略是相通的,竞争时代都需纵横捭阖的策略,需要谋略智慧,《战国策》在纷繁复杂、竞争不断、角逐激烈的当今时代,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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