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一生布衣，却是20世纪著名书法家，草书恣肆郁勃

已故浙江书画家余任天（1908—1984），生前曾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会员。以他在20世纪书画界的威望，这样的身份介绍的确显得单薄。不过，对他有了解的人会明白，这是一个实力远超地位的书画家。

余任天属于比较全面的艺术家，诗、书、画、印被沙孟海先生誉为“四绝压群伦”。余任天画作格调高雅，书法诸体皆善，但却为人清高怪异，甚至当收到执教浙江美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邀请时，都被他拒绝了。

浙派书家中多学者文人诸流，因而，书家的社会地位普遍都比较高，这与浙派书法的文人化传统也大抵有内在的关联。至少像余任天这样一生布衣，终老牖下的书家是不多的。

余任天一生以碑帖书估终焉，这虽使他胸罗古今，眼高学富，但却始终沉沦下层，郁郁不得志。这也养成他以贫傲人，睥睨权贵的孤介性格。

即使后来他显于世之后，这种狷介性格也始终支配着他，丝毫没有改变。据说，他拒结显要，不步浮华，自奉“立身唯直，处世唯诚，不邀宠，甘寂寞”的信条，大有古名士之风。

余任天以草书称，他的书法创作也以草书为主。据说其早年取法乡贤陈洪绶，对陈洪绶书法心摹手追，不过，在他的草书中我们似乎很难看到陈洪绶的影子。要说他的草书倒似乎有来自黄慎的影响，线条恣肆，不计工拙，有一种郁勃的气势。

余任天草书得之在势，而失之在韵。他的草书过于草率、粗拙，线条结构也不十分讲究，此外，功夫的欠缺也是不容忽视的。究其原因，与余任天取法不高不无关系。

余任天的草书既未经受晋唐的淬砺，也未得到宋明的熏陶，多的是任情恣性，率意而为，这便使他的草书缺少一种来自传统支撑的笔精墨妙和动人的精神氛围。

在这方面，余任天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观点恰恰从反面加深了他对书史上经典书家的曲解，而这对他正确认识草书传统是十分不利的。他说：

观黄山谷与王觉斯草书运笔时每故作矜持，欲行不行，时有间歇之处，而自矜为“屋漏痕”者，亦凝重而妨碍流利也，皆未悟自然之理。

这种对黄山谷、王铎草书笔法的指责，颇能道出余任天的草书旨趣和偏好，这便是追急速。在他看来，欲行不行，不仅有失草书的流利，也有违自然之理，此大谬矣。

草书贵在中有主宰，时加擒控，不可信笔，所谓迟速互救。唐代旭、素狂草之后，草书由一味追求纵驰，而一变为追寻内在紧张。黄山谷草书即大变唐代草法，线条颤掣、涩劲，笔力恍惚，自谓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从而把对线条的把玩提高到禅理禅境。

王铎草书，糅入楷法，点画精警，转折后勒笔留驻，欲行不行，一丝不苟。这正是王铎草法三昧处，也是后世习草者习焉不察，难以企及处。

孙过庭《书谱》云：“草书以使转为形质，点画为性情。”即指草法不能苟且矣。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张芝那句千年以来众说纷纭的“匆匆不暇草书”理解为作草恭谨费时，因而无暇作草，倒也颇为恰当。当然，这仍是聊备一说，难以成为定论。

余任天对草书留驻的不解，使他的草书怠于精谨，过于粗疏。其偶尔合作，草气弥漫，气势充足，备极逸笔草草之美。但大多作品失势、失笔，其失皆在一“粗”字耳。笔粗、法粗、墨粗，总之一“粗”字，使余任天草书无缘跻身现代一流草书家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