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历史：五七干校与我

身边的历史：五七干校与我

国家、社会与个人，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平凡如我，身边却有非常多的大历史，集体记忆。这些往事，于我只是故事，对于故事中的人，却是他们人生中最美的芳华。

桔子罐头厂，倒闭多年，当年在外面捡很多盖子卖。

（商店内景）

（原五七干校商店）

五七干校是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大事件之一。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在黑龙江省庆安县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办五七干校的热潮。江西是五七干校开办最多的省之一。当时最大的五七干校就是江西进贤的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干校。距我家大约四公里之外，刘家站垦殖场六分场（我们一般称为畜牧场）就是当时的五七干校，据当地现在居住的人反映的情况是北京一些著名大学（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学府）的教师下放劳动改造的地方，不仅是自己来，而且还要拖家带口的来。

他们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参加劳动，学习政治，挥洒了他们的青春。直到70年代中后期才陆陆续续地返回北京。

这里的故事，到底如何？我不清楚。询问我父亲，得知他们是知识分子，也干农活。后来，这个地方还办了桔子罐头厂，至于是五七干校的人办的，还是后来的人办的，我没有考证。20年前，这个厂就倒闭了。

父亲与五七干校

我爸回忆到，他小的时候读书不厉害，但是，抓鱼捉虾很厉害。1968年左右，他到那边玩，认识了一个小伙伴，名字叫杜翊。两人几年的感情非常好，那年，我爸14岁，杜翊12岁。

30年后，大约1998年，杜翊夫妇再次返回江西，寻找他少年时生活成长的地方，物是人非。于是到鸭塘周家来找我的父亲。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儿时的玩伴。当时，我父亲44岁，正在农田里干活。听说有人找，马上从田里上来，要接待客人，两人说了很久都说不明白，因为我爸不会讲普通话，只好请隔壁荣财哥帮忙做翻译了。原来是来找儿时伙伴的。当时，在家里随便吃了点东西。叙了一下旧，留了一下联系方式。每年过年都会互致问侯。当时，他小孩才出生没多久，我家里我最小，在读高二，我哥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姐姐已经嫁人了，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小孩。我自己到北京好几次，爸爸每次问我有没有找杜翊叔。我说时间安排比较紧，所以没有拜访。爸爸还说，去北京一趟，哪怕回来就死，都没有遗憾。那一代人，对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概念，以及神圣的地位，不是我们现代青年朋友可以理解的。也因此，我和哥一直都没有带爸爸去北京。等再晚一些，带他去吧。

（杜翊叔到我家）

转眼又过了20年，就是在2018年，杜翊叔已经退休了，几个朋友一起再次旧地重游，我们村里已经有了餐馆，我父母坚持要在餐馆请杜翊叔一行用餐，可是杜翊叔他们开车到刘家站买了一只鸭子，说如果到餐馆吃，还不如到城里去。现在到了这里，就是要在家里吃才有家里的味道啊。

之后，杜翊叔还专程到景德镇来玩了一趟，专门过来看了一下我。当时由于工作较忙，没有陪他玩一下，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只能等到下次了。杜翊叔邀请我们全家到北京去玩，说别的不敢说，吃、住、行、导游应该都没有问题。我很感动，再三感谢之后，也再次邀请他们再回江西来多住段时间。

（杜翊叔到景德镇来看我）

这是我父亲和我家及杜翊先生的集体记忆了。至于杜义先生的父亲在五七干校经历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我和后“五七干校”

1979年 2 月 17 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至此, 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

五七干校的学员返回北京后，留下的房舍，田产，厂房等如何处置？

应该还是集体的，但是，人去楼空，田还得有人种，我们访问了几户人家，有好些是从全县各地迁过来的住户，有一家是从画桥山区出来的。看来，人口的迁移的总体情况，符合“人往高处走”（人往好处走）的情形。当然也有从附近村庄迁过来的。

目前来看，垦殖场对于五七干校的房舍，实行的是不能拆，不能改的基本方针，这里面既有文物保护的意味，也有那些在此处留下青春芳华的人对此处的情谊。这让我们想起了西欧地区对于传统建筑的态度。也让我们学了一点历史的人，有凭吊的场所。

再次来到五七干校的旧址，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与此处的交集。

大约在1989年，我当时8岁。我们四房的一些小朋友和大朋友在秋收完了之后，闲来无事，到了畜牧场。看到了我之前没有见过的风景：有水塔，有大片的桔林。我哥也在其中，比我大7岁。大概有十人左右。到得桔林，看周围没有什么人，大一点的哥哥们，都在树旁摘起了桔子吃，我们也很想吃，但是个子小，又胆小，只能在树底下捡一些掉下来的吃。

没过多久，就从远处来了一群守桔子的青年，手上还拿了棍子和绳子。我跟建平（我两最小）看到哥哥们都被抓起来，悄悄地躲起来。眼看着天要暗下来，哥哥们还没有回来。于是我们两跑出来，手里拿了几个桔子，大声说：“我们偷桔子了。快来抓我们吧”。没过多久，我们就被他们抓走，关在与哥哥们一起的地方。因为我们实在认不到回家的路啊。

后来，经过“审讯”：我们不得不供出了我们是鸭塘村的。于是，他们便带着我去找我们的家长，让家长拿钱去“赎”，我便一家一家地指认。因为那时我们村里的房子都是连通的，我找了个机会便溜走了。以为这样就没事了。想不到，最后，还是被罚了两块钱，而且还是因为我爸的姨的儿子在那边做会计才能放出来。另外住在我家后面的雨荣，因为家里是公社的屠宰场的，而且地位还不低，被好吃好喝，好好招待，然后专车送回来。

以后，我到余江县一中上学，还经常经过这里，每次看到桔林，都没有采摘的冲动。直到后来上大学，学校后面一片桔林，采摘一下午5元，管吃饱。后来吃桔子都是甜的，小时候桔子留给我的味道总是涩的。

大历史中有一些细节问题，在那个任何事情都要别人来安排的年代，每个人的命运之舟都不知驶向何方。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有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人离不开政治。

（原干校的房子，瓦上都是青苔）

（小时候，水塔是我对现代化的第一个印象）

（小时候，这里人种葡萄，最早有电视，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

背景资料：

一、五七干校开办原由：1、理论基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2、外界刺激：苏共领导干部特权化、腐化；3、历史铺垫：1957-1965 年干部下放运动；4、现实需要：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靠边站”的干部亟需重新安置；5、政策驱动：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与决策。

二、五七干校开办的总体情况：仅1968-1971 年，各省、市、自治区（缺福建）共举办五七干校 1497 所，将 43.95 万名干部和工勤人员以及 1万名知识青年下放五七干校学习劳动。

三、评价：

1、利：客观上五七干校又使干部与知识分子在劳动中增加了一些生产知识和技能,增强了劳动观念,锻炼了身体，磨炼了意志品格，并为他们认识国情民情、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提供了一些机会和条件。

2、弊：损害了许多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身体健康，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使他们对知识的价值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对前途缺乏信心，造成其人格被扭曲，其才智被湮没，其专长被压制，其业务被荒废，其成果稀少，酿成了许多悲剧，使他们当中不少人惨遭批判，甚至一些人被迫害致死。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之前被迫处置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典籍，造成对旧书刊资源的极大损毁。

3、情怀：他们因有知识而被轻贱和蔑视, 有的自称干校三年与鸭子“相处最久而又感情最深”, 因为“只有鸭子从没骂过我”( 陈白尘) ; 他们也曾为自己辛勤劳作的收获欣慰:“小试翻天覆地手, 白茅换作稻满湖”, 歌颂“五七道路宽又广”( 臧克家) ; 他们或沉醉于迥异于城市的农村风光,“日斜归牧且从容, 缓步长堤任好风”( 王世襄) , 像隐士般恬淡超然和豁达,或像战士般激情豪迈:“满腔热血, 鼓荡着我们革命情怀的飞舟”( 郭小川) ; 他们中的多数人虽身处逆境, 但不甘沉沦, 仍欲振作精神, 有所进取, 继续学术研究或文学写作,“独轮车虽小, 不倒永向前”( 沈从文) ; 他们中一些人在逆境中威武不屈, 贫贱不移, 不落井下石, 不揭发别人以求自保, 不怨天尤人, 泰然处之, 埋头苦干, 任劳任怨, 坚信党的事业和共产主义前途; 一些人并未因艰苦的生活改变读书习惯和求知渴望, 在劳作之余读马列, 看毛

著, 求新知, 在与农民、农村的直接接触中, 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底层的了解, 这种经历成为他们后来工作中的明显优势; 一些人在这所“大学”里实践学习, 他们没有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人”,却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

参考资料：霞飞《“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张绍春《五七干校对干部与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王林《五七干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