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系列：舅姥爷的革命生涯（4）

（发表于2016年《解放军文艺》第八期）

4

只要舅姥爷知道，他体内流敞着浓郁的不安份基因。早些年，我们黄安县虽是穷乡僻壤，却历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黄安自建县以来，反抗与斗争不断，诗书与礼乐齐鸣。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特别是李贽在此传道后，男人强硬倔强，女人开化明理，遇事男人挑梁打斗，女人当仁不让。特别是进入民国，先是黄兴的革命党在武汉一带活动，黄安有不少人参加，等共产党来了，革命之风盛行，谁家要是不参加革命，那简直是有辱门风。一场黄麻起义后，整个黄安县被赤化成红色的海洋，男女老少，连几岁刚学会走路说话明白一点事理的孩子，也要参加革命。

而我舅姥爷，想参加红色革命并以此为荣时，却被国民党一夜之间抓了壮丁。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周家的大名在当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这次来抓他们的，是另外一支过路的国民党部队，据传是蒋光头的嫡系。当时，这支国民党部队与共产党的红四方面军，经过数场血战，严重缺乏兵员，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要补充兵源再说，舅姥爷撞在枪口上了。

许多年后，舅姥爷在酒后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对过去的一切，充满了淡然的心情，但他在叙述时，对过去的辉煌还是充满了眷恋。比如，他当了卫生兵后，那日子过得是相当的滋润。一早起床，他不用训练，可以在被窝里睡到开饭；在打理好营长的事后，他才晃晃悠悠地来到各个连队，查看每个伤员的病情，能诊的诊，不能诊的听天由命。在某些时候，舅姥爷甚至有些后悔，没有完全学到舅太爷的精髓，对有些病只是望洋兴叹。特别是看到有些人活活地等死时，舅姥爷甚至有些内疚。但那也仅是一会儿的事，对于一个刚16岁的少年来说，玩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

舅姥爷这个人一生最好吃。这从当兵时可以看出来，舅姥爷给他们看病，全是为了吃得更好一些。早些年在家里的时候，舅太爷家的日子也远远好于周边的人家。但舅太爷有个脾气，家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无论是客人还是家人，无论是雇工还是长工，大家都必须都吃一样的。舅姥爷有时先跑到厨房里偷吃的，被舅太爷抓住就是一顿饱打。这也是舅姥爷想跑到外面去的原因之一。

现在，舅姥爷成了营区里受欢迎的卫生兵，吃的事便显得尤其大了。他和勤务兵，关系混好后，两个人经常偷吃营长的美食，偷喝营长的汤，但也仅限于尝尝。对于长身体的他们来说，尝尝当然还远远不够。他们得想办法填饱肚子。我舅姥爷发现，兵营里经常克扣当兵的伙食费，那些当兵的也是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的。于是，一些老兵便唆使新兵去偷去抢老百姓的东西。舅姥爷家里有个传统，饿死冻死，也不能偷不能抢。因此，老兵们把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东西，给我舅姥爷吃时，舅姥爷拿着，想起舅太爷的话，却常常下不了口。

他越是这样，那些为了躲避训练的老兵们，越是把偷抢来的东西，送给舅姥爷吃。起初，舅姥爷并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来历，来者不拒。直到有一天一个在国民党当官的亲属找上门来，老兵们说舅姥爷也吃了时，舅姥爷被营长骂得够呛，蹲在房间里哭了。从那以后，舅姥爷说，他无论饿得前心贴肚皮，再也不吃来历不明的食物了。

许多年后，舅姥爷回忆过去的生活时，特别要讲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这一段。因为，他有时饿得头昏眼花，连帮忙给营长推拿的力气也没有。

于是，他常常等营长睡着了，与勤务兵张德贵一起，去乡下的田地里挖泥鳅、捉鳝鱼，甚至抓蛇吃。那时，舅姥爷驻扎在黄坡，靠近武汉，那里河多湖广。有时，他们甚至在夜里偷偷溜出来钓鱼。我舅姥爷天生聪明，他用竹子编成的竹篓，总有办法找到鱼吃。这把营长高兴坏了，有时连病也不让他看，连推拿也不上，让他和勤务兵一起去搞鱼吃。

虽然饿得发慌，但那时舅姥爷最幸福的日子。他与勤务兵张德贵，一边在树下钓鱼，一边用柴火烤鱼吃。我们黄安县属丘陵地带，山多林密，塘少鱼乏。而江汉平原不同，四处都是河流，到处可见湖泊，我舅姥爷和勤务兵张德贵，常常能撑饱肚子。

张德贵是河南新乡人，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国民党队伍路过时，他瞒着家里跟着部队走的。他长相清秀，又有眼色，就被营长选去当了个勤务兵。这个人，比我舅姥爷大五岁，后来与我舅姥爷成了一生的朋友。许多年后，张德贵去世时，我舅姥爷本来病了，可他硬是连坐几天的大车小车，赶到河南去参加张德贵的葬礼。回来后，他因为思念瘦得不成人形了。

在舅姥爷的记忆里，张德贵坏点子多，经常戏弄营里的兵们。他在营长身边工作，兵们都怕他，见了他就躲。他也会弄些小把戏，还会武术，枪又打得特别准，所以大家对他很服气。牛逼轰轰的张德贵，自从有了那碗鸡汤之后，对我舅姥爷是出奇的好。

在舅姥爷眼里，这种好还有其它原因。就是副官对营长有意见，常常找张德贵和周大福的茬。有事没事，副官就给他们派活，一会儿去挑水，一会儿要去劈柴，一会儿去种菜，一会儿把他们弄去站岗……勤务兵张德贵受不了，几次想与副官干，被我舅姥爷拉住了。

“我总有一天要毙了这个狗日的，姨，啥子人呀！”勤务兵说。

“可人家是官呀！我父亲经常对我讲，穷莫与富斗，富不与官争！”舅姥爷劝勤卫兵说。

张德贵说：“你看他把你欺侮的，不仅要给他按摩，还要烧火、站岗，还要你去训练，卫生兵把病看好就行了，还需要训练么？”张德贵总是打抱不平。

张德贵曾在战场上救过营长，因此经常被营长爱着护着，吃苦头的还是舅姥爷。营长也知道副官的意思，就是想打仗立功，早日往上爬。但营长不想打仗，他只盼望日子太平，与共产党打仗，有几次打赢的？湖北人性格剽悍，吃软不怕硬，打起仗来，国民党的军队是哭爹喊娘！

看到整不住勤务兵，副官就整舅姥爷。先是，让一批老兵拉舅姥爷去赌博。舅姥爷家族多少代都特别反对赌博，所以没有沾染这个恶习。但舅姥爷经不住老兵们的拉扯，禁不住就去参加赌博。这是黄安人的通病，赌博是他们生活的必须品，直到今天，住在县城的人，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庭都有麻将机。男人打完女人上，女人没空甚至有的小孩接着上。舅太爷说：“赌博是恶习，我们周家人不能沾。”但舅姥爷好奇，先是赢了几次，兴高采烈的。接着，便开始输钱，输得连两年后当兵的薪水都没有了。

舅姥爷呆呆在站在屋子里，没钱，老兵们不让他玩了。如果借钱可以，先要扣掉高利贷。舅姥爷那时不知这几个老兵设了套来套他，他借了一个老兵的钱，正等下注时，副官带着人进来包围了他们。

“敢在我的地盘里赌博？你们死定了！”副官说。

面无表情的副官把他们全部抓了起来，关进了几间黑屋里。舅姥爷被单独关在一间，进来便又挨了一顿死打，打得他哭爹喊娘，直到张德贵找到他。

张德贵说：“你上当了，那是他们设的局。”

舅姥爷说：“什么局？”

张德贵说：“他们只把你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放了。”

我舅姥爷听后暴跳如雷，要冲出去与副官拼命。张德贵拦住他说：“你斗不过他们。连营长都让他三分。你不知道呀，他带着几个老兵经常欺侮新兵，克扣新兵的军饷；有的新兵存了点钱，他们就设局赌博，让新兵们穷光光的。最后，他们还放高利贷，控制新兵。”

张德贵还说：“新兵们都害怕他们。有时遇上打仗，他们让新兵在前面冲，说如果胜利了就免去债务。有的新兵欠钱太多，不得不往上冲……”

我舅姥爷听后不寒而栗。

张德贵迅速向营长报告了情况，我舅姥爷被营长保出来了。回来时，低着头。

营长看了看说：“周大福，你再赌博，我枪毙你。”

舅姥爷说：“我再也不敢了。”

虽然不赌博了，但舅姥爷还是受到副官的刁难。有时，遇上训练，副官便让舅姥爷在操练场上跑圈。舅姥爷农村出身，从小便随着舅太爷走村入户、翻山越岭的给人看病，早练就一身硬骨，这点小事难不倒。但架不住饥饿，一饿两腿像灌铅似的，千斤重腿提不起，跑得头昏眼花。只要一停，倒地就睡。遇上副官不高兴，就用鞭子猛抽。

舅姥爷是个火爆脾气，按他的性格，完全可以把副官按倒在地收拾一下。但舅姥爷也估量了，他不是对手。副官长得人高马大，舅姥爷一个人收拾不了，只有忍着。

又有一天，副官命令几个老兵，暗地里又将舅姥爷收拾了一顿。那天夜里，舅姥爷上厕所时，也不知怎么回事，头上便被人蒙了布，按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那些人下手很重，舅姥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等勤卫兵听到惨叫赶过来时，战斗已经结束。

周德贵扶起舅姥爷，舅姥爷只是哭。

周德贵说：“一定又是他娘的副官干的！”

舅姥爷说：“为什么要打我？”

周德贵说：“他们收拾不了我，自然要收拾你了。以后要防着点。”

第二天，舅姥爷实在受不了副官的折磨，就利用给营长按摩的机会向他诉苦：“营长，我想回家去。”

营长吃了一惊，直起身来问：“回家？当兵的是想回就能回的吗？我们不是散兵游勇。开除了被抓，说不定头就没了。”

舅姥爷说：“我不怕。”

营长说：“你不怕，如果找不到你，他们还会去操你的家！”

舅姥爷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想当逃兵的想法，再也不敢滋生了。

从那以后，舅姥爷说，他忽然特别后悔跑出去当兵。但他高兴的是，听说红四方面军自在我们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后，迅速壮大，黄安已成为一座红色之城。

营长说：“你们黄安人呀，骨子里想的都是革命，闹得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都有革命党，奇了个怪了！”

营长又说：“怪的还有，那些地主、富农出身的伢，也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疯了头了么？”

营长一边说一边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舅姥爷。舅姥爷听了心里很高兴，脸上却佯装镇定。对照营长给他的，他当逃兵的念头愈来愈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