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超民 | 云南:活动的边疆

云南是中国的西南边疆,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有4060公里的边境线。今天的云南边疆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从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今云南设置益州郡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中,云南的边界一直处于变动不居、活动不定的状态。今天云南的边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东南亚诸国,蚕食云南边境,清政府妥协退让形成的。云南因失去藩篱,由堂奥(腹地)变成了边地。

云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云南是中国族类最多的省份,也是跨国境而居的族类最多的省份。云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处于东南亚的北面,居高临下,是东南亚湄公河、红河、伊洛瓦底江的发源地,与东南亚诸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是利用东南亚资源与市场最为便捷的地区,经过缅甸可直达印度洋。滇缅输油管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传统海运路线上马六甲海峡这个易被人控制的咽喉。

在历史上,云南曾经极大地影响过中国的统一和发展。研究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回顾云南边疆发展与形成的历史,对于当今维护国家统一,保卫国家安全有重要的意义。

一、云南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卢汉为《新纂云南通志》所作的序言中说:“云南,古荒服地,素称僻远。然俯视中州,雄踞上游,有高屋建瓴之势。自庄矯王滇,以始皇之强不能夷为郡县。汉武当全盛之时威震四夷,乃得抚而有之。武乡侯将北征,必先定南中,一为根本。迄于有唐,四裔宾服,中叶失驭,遂使南诏称雄,凌辄巴蜀,宋不敢有。论者惜之。元人问鼎中原,首取云南,以厄其背。明小腆亦据之以延祚这十余年。云南虽僻远乎,语其形式,关系大局之重,为何如也。民国以还,护国之役,尤以一隅系全局安危。抗日之师,亦以云南为反攻基地。历观往事,云南讵可妄自菲薄哉。昔长白英奎序光绪《云南通志》谓滇为大有为之地,志亦大有为之书。允哉斯言。”这段话概括了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云南是在秦楚相争统一天下时被发现的。云南虽远在西南一隅,但与中国的统一息息相关。秦夺取巴、蜀,以为夺取天下的基地之一。楚国意识到失去长江上游的西南必危及王国的安全。派庄躇率大军溯江而上拼死护卫楚国西南大门,不料动作迟了一步,抢得先机的秦国沿江而下,直捣楚国后门,楚国随即土崩瓦解。可是楚国大将庄矯却在云南高原上,征服滇国,成为滇国之王。

汉武帝统一天下,为断匈奴右臂派张骞出使西域,意外发现从蜀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为打通“蜀身毒道”发现了西南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使南越归,上书请求通夜郎,即命唐蒙出使夜郎,约为置吏,属犍为郡。试图以夜郎为基地沿南盘江——珠江而下夹击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即平南越,驰义侯率兵经略南夷,设置牂牁郡。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兵临滇,滇王出降,设置益州郡,下辖24县。益州郡的建立推动了大一统的汉帝国的发展与巩固。

三国时,云南为大姓雄踞。孙吴政权、刘汉政权都意识到云南在统一天下中的作用,尽力联络、拉拢、扶持南中大姓。为此,诸葛亮不得不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率大军南征,平定投靠孙吴的大姓,扶持拥护刘汉的大姓,调整南中郡县,设置庲降都督统领南中,利用南中的人力物力,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唐朝初期支持南诏统一洱海区域,稳定西南,制约吐蕃,促成大唐天下一统。因边吏与朝臣处置失当,导致天宝年间唐朝与南诏的西洱河之战。战争以唐朝失利告终,加上“安史之乱”的闹腾,唐朝陷入危机之中,宣告盛唐的终结。吐蕃势力一直是唐朝最头疼的边患。为对付吐蕃,唐朝联合南诏,于贞元十年(公元679年)与南诏在点苍山会盟。南诏弃蕃归唐,实现了唐朝断吐蕃右臂、合围吐蕃的战略,彻底改变了在西部边地的被动局面。唐朝后期,南诏不断骚扰唐朝西南边境,“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房,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为对付南诏,唐朝不得不派重兵在西南屯戍,因府兵制败坏,屯戍士卒思乱,庞勋振臂一呼,倡戈横行,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新唐书·南诏传》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桂林”。此论欠妥,但南诏在唐朝兴亡中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南诏亡后36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又28年(公元965年),宋灭蜀。宋王朝因北有“大敌”,无暇顾及西南。鉴于南诏给唐朝带来诸多麻烦,宋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错误地认为,南诏是使强大的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一直对大理釆取防范的政策,甚至编造出“宋挥玉斧”的神话。尽管宋王朝限制与大理政权的交往,但是大理政权始终与宋保持着经济、文化的联系。大理国始终奉宋朝正朔,使用宋朝历法。大理国依然使用汉字,士人多习汉文经典。

宋王朝消极地汲取“唐亡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教训,为集中全力应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对大理国釆取不进取亦不排斥的和平共处原则,不釆取军事行动、不开展政治活动、仅只保持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双方的发展不无益处。但是,宋王朝忽视大理国的战略地位亦大吃苦头。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占领大理后,宋王朝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局。蒙古人利用大理的物质资源与爨、僰军,从云贵高原挥师东进,宋王朝的灭亡也就无可挽回。宋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立国以来一直忽视大理,没有在大理建立有效的政治、军事体系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公元1252年(宪宗二年)忽必烈率师征云南,1253年蒙古军攻克大理,先后平定云武城八府三十七部,军进而占领安南。蒙古军以云南为基地,从云南和安南两路出兵,敲击南宋的背部,形成钳形夹击之势,最终灭亡南宋。蒙古军攻克云南利用云南的人力物力灭亡南宋,不能不说是统一中国的经典战例。

朱元璋认为:“云南自汉以来服属中国,惟宋不然,胡元则未有中国,已下云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讨平之。今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当即进讨……夷性顽犷,诡诈多端,阻山扼险,是其长计,攻战之策,诸将必酬之熟矣。若顿师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胜,乘胜进取,一举而定,再不劳兵可也。”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率师征讨云南,经过两年征战,明军占领云南各地。朱元璋在云南设置三司加强郡县管理,实行军事屯田与军事移民,大力推广儒家文化,建立并完善土司制度,实现了天下一统的新局面。

明王朝于正统六年(公元1441)、八年(公元1443)、十三年(公元1448),三次派王骥率大军征讨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军貲爵赏不可胜计”。大军三次征讨,不仅没有彻底解决麓川思氏争扰问题,反而助长与木邦、孟养、缅甸的争夺,可谓“一麓川生二麓川也”,从此云南西南一隅扰攘不宁。当王骥三征麓川告捷的鼓声还在回响,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因北方空虚,瓦剌侵入土木堡,明兵大败,掳英宗而去。可以说,瓦剌是“土木之变”的罪魁祸首,王骥三征麓川是“土木之变”的先兆。

当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时,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云南将领于1915年12月25日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1916年1月1日云南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号召全国军民共同讨伐袁世凯,保卫共和民国。接着,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响应。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5月8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与袁世凯政府对峙。6月6日袁忧愤而死,由黎元洪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7月14日军务院撤销,护国运动结束。护国运动起于云南,震动天下。显示了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2年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登陆缅甸,3月9日英军撤离仰光,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援助并解救英军。中国远征军先胜后败。4月底缅甸腊戍失守。5月初日军长驱直入,怒江以西3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日军想从滇西东进,占领云南全省,进而进攻重庆,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这是走蒙古军占领大理灭亡南宋的老路。但是,滇西军民在怒江成功阻止了日军东进。1944年初,在盟军的支援下,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打响反攻之战。9月收复腾冲,10月攻克松山,11月收复龙陵,12月收复遮放,1945年收复畹町。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将侵略军逐出国门,敲响了日军彻底灭亡的丧钟。

历史雄辩地证明,云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云南是中国统一的战略要地。中国统一时,一定据有云南;中国丧失云南时,统一就受到破坏;据有云南,就一定能统一天下;失去云南,就一定失去统一。

二、云南从边裔变为腹地

汉武帝以前,云南是西南夷地。有夜郎、滇、昆明、哀牢、僰、邛、莋等族类。他们各据山川,分散林立,互不统属。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南夷地区设置犍为郡,管辖十二县,其中五县在犍为南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西夷设置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汶山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西南夷设置益州郡辖二十四个县。其范围包括今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缅甸北部、越南北部。益州郡等称作“初郡”、“新郡”、“边郡”。

东汉王朝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设置益州西部都尉“镇哀牢人、叶榆蛮夷”。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汉王朝设置永昌郡管辖六个县。其范围包括今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以及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

唐代初期,南诏崛起于洱海南部,进而统一洱海区域,天宝战事后,南诏统一云南诸部,其范围“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南诏在今上缅甸设置丽水节度,管辖今上缅甸区域,与印度接壤。在今普洱市设置银生节度。银生节度的管辖范围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缅甸景栋、老挝、越南莱州等地。

宋代大理国沿袭南诏的疆域,其通海都督管辖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地;银生节度的茫乃道(勐泐)管辖今西双版纳、缅甸东北部、老挝;腾冲府管辖腾冲、德宏、镇康、蒙光(缅甸克钦邦、实皆)、孟都(缅甸掸邦)。

公元1253年蒙古大军攻克大理,公元1274年设置云南行省。其范围“东至普安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其南包有宁远州黑河以南地区,其西包有蒙光路、云远路以抵天竺。其西南在大理国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以蒲甘地设置邦牙宣慰司,并与登笼(得楞)连接以至海上。又收八百设置宣慰司,在老告(老挝)设置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设置缅甸行省与安南行省。云南开始从边裔逐步变为腹地。

明代,在永乐时期,在滇西南广大地区设有孟养、木邦、缅甸、底兀剌、古剌、底撒马、八百、老挝等宣慰司,孟密、孟莫二宣抚司,孟艮府、宁远州,包有今缅甸(阿拉干除外)、泰国北部、老挝、越南西北部(莱州)驻地。朱元璋在云南设置卫所,实行军事屯田。大量的军事移民和其他方式的移民涌入云南。云南的居民成分由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儒家文化成为主流。谢肇淛《滇略》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所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云南不仅在疆域上由边裔变成腹地,而且在文化上与中州趋于一致。西南夷成了“云南人”。

三、云南失却藩篱,由“堂奥”(腹地)变为边疆

自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入侵中印半岛以后,扶植洞吾,挑动战事,蚕食云南边境。至万历年间,仅只保有木邦、孟密、蛮莫之地。

清代云南,“版籍其地,加以经化。创置云南、楚雄、临安、大理、诸府为内陆,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车里诸地为蔽,而达于八百;其西以永昌为关,麓川为蔽,而达于木邦;其西南则通缅甸,而达于海;其东南则通宁远,而竟于安南;其西北则拓丽江,而达于吐蕃,幅员广大,至是已极。”《清史稿·地理志》记云南疆域说:“东至广西泗城七百五十里,南至交趾界七百五十里,北至四川会理四百里,西至天马关接缅甸界二千三百一十二里。”其西南边界,清初只守明万历年间所筑八关,乾隆年间曾恢复孟拱、木邦、孟育、大山、孟艮、整卖、景线诸土司地。缅甸、暹罗、安南仍为向中国朝贡的藩属之国。清末,英法殖民者侵入中印半岛,缅甸、老挝、越南先后沦为殖民地。中法交涉界务,割去临安边境的猛赖、猛梭、猛蚌等地;普洱边境的猛乌、乌得等地。中英交涉界务割去潞江以东之阿瓦山、户板、麻栗坝等地,永昌府边境。陇川江以南地及昔董等处。至于尖高山以北,高黎贡山以西大片土地,虽未议定界线,一任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而未过问。明代永乐时期的边疆范围,其西南边界,自16世纪以后,由于殖民主义势力侵入,日益退缩,到清末到达顶点,几乎失去大半土地。

云南失却藩篱,由“堂奥”变成边疆。

中华民国期间,中英先后有几次界务会谈,但终没有达成协议,议定边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缅甸、老挝、越南进行多次界务商谈。

1960年10月1日,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解决了历时百余年的边界问题。1991年10月和1993年12月,中老两国政府分别签署《边界条约》和《中老边界制度条约》。1992年,中老双方联合勘界,历时两个多月,最后划定两国边界。

经过1979年~1989年的中越战争,中国占领了大部分的边界骑线点,如广西与越南交界的庭毫山、法卡山;云南和越南交界的扣林山、罗家坪大山、老山、者阴山,这些制高点均为我军控制,边界上存在的争议地区,如与越南黄树皮交界的楠木坪等,总计新增争议地区200多平方公里,这些领土均是中国军人流血牺牲换来的,且全部为我控制。1991年11月,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按照边界现状双向管理。1993年中越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中越双方于1999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陆地边界条约》,2008年12月31日,中越双方就解决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全部剩余问题达成一致,并发表共同声明。中越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两国以现代化的界碑系统,确定一条清晰的陆地边界线。

四、活动的边疆

云南边疆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云南的边界虽相对稳定,但一直处于变动不定的状况。云南边疆,在汉代奠定基础,南诏大理国有所发展,元代进一步发展,到明朝永乐时达到最大。云南由边裔变成腹地,是外有藩篱的堂奥之地。16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19世纪英法帝国主义侵入东南亚,将缅甸、老挝、越南沦为殖民地,进而觊觎云南。他们在劫掠云南矿产、物产的同时,都想把云南作为他们打进中国内陆的跳板。他们以传教士作为开路先锋,在云南传播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西方价值观。他们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挑拨离间,企图制造分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彻底粉碎了西方势力在云南进行的各种分离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国家获得独立,西方殖民势力退出东南亚地区。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大举入侵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失败告终。1950年代以后,苏联的势力不断进入东南亚诸国,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势力已经式微。

自中华人民共和成立以后,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云南的民族问题。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民族关系最好的省份。从1950年至今的60年间,云南不能说没有一些民族群体事件,但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居安思危。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总结云南边疆的拓展与退缩、变动与稳定的经验与教训,高瞻远瞩,寻求新的边疆策略。

在中国古代并没有“边疆”的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一个与华夏文明相对的蛮荒之地,这就是野蛮的蛮夷与文明的华夏冲突、交流、吸纳、融合的地区,是一个活动的变化的边裔。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伴随以夏变夷的进程,边裔在不断地向外拓展。

国家的边疆不应该仅仅是一条用条约固定下来的边界线。边疆应该是体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核心的地理范围。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可以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生态利益、安全利益、军事利益等。

历史上,对非华夏族类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的策略,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方法,消解民族界限,用政治力量促成民族间的互动、互助与交流、交融,在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民族团结进步。今天,我们应该用发展经济、推动市场经济、提高各民族生活水平的方法,推动各民族间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实现新的团结与进步。

只有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了,各民族的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各民族的生活日益富裕,各民族的文化得到提升,我们的民族团结才会巩固。边疆地区各民族经济发展、教育进步、文化繁荣、生活富裕,就会对国境线外的民族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

云南在中国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关乎国家统一大局。西方把云南视为东南亚的一部分。把云南当作侵略中国的滩头阵地。我们则把云南视为与东南亚、南亚交往的枢纽,战略发展的桥头堡。东南亚的居民中有大量的华侨和华裔,云南与东南亚之间跨国境线的16个民族,大部分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在东南亚有重大影响,风俗习惯相似,民族认同感强。做好国内的民族工作,使云南各民族富裕、繁荣、和谐,将对东南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经注意到这一地区是包围中国、对中国实行经济、文化渗透的基地,企图卷土重来。我们应该乘西方势力在20世纪下半叶退出东南亚,还没有来得及重整旗鼓之际,迅速在这里建立“藩篱”,使云南恢复历史上“堂奥”的地位。

载宋敏主编;张海洋、丁娥副主编:《边疆发展中国论坛文集·区城民族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24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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