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端强:明清时期云贵乡试的地方史地考题举偶

摘要:明清时期,略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考试称“乡试”,共三场,分别考“四书五经”“经学通论”和“策问”,但尤重首场“经学”,且二、三两场中也包括很多“经学”成分。从乡试到会试(国考),行之数百年来的考题,特别是首场“经学”题,必然会走向重复、枯竭和刁钻。只有第三场中部分策问考题,多侧重于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等,命题和答题也比较宽泛和自由。从明清云南及贵州《乡试录》所载策问中的地方史地考题、优秀答卷和考官评语来看,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大。要求考生具有宽泛的知识,包括考生家乡的史地和政治知识,故较之相对僵化的其他场考题和答卷,更能反映考试的实际水平。

关键词:策问;云贵乡试;地方史地知识;明清

明清时期,略相当于今天省一级的考试称为“乡试”,考中者就是“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考题虽然前后有变,但一般情况第一场考“四书五经”,总共5~6题,是乡试取录的主要依据;第二场考“经学通论”1题,必做;外加拟诏、诰、表、判等公文体7~8题,任选1种即可;第三场皆为策问5道,多为经史、时论等杂题。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开始,还要增考五言八韵诗1首。考试文体长期用“八股文”,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正式废除,规定无论乡、会试,首场改考中国政治5题;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5题,也从此废除了诗题。

乡试例由皇帝临时点派外省来的考官在行省贡院(云南贡院在今云大内)全封闭命题、刷题、考试、判卷。最后公布该科考中的“举人”名次。为防作弊,考生的答卷先要逐一用红笔誊写一份,为之“硃卷”,再送考官评阅。考试全程结束后,要编制、上报两种材料:一为《题名录》(明清以前也称《登科录》),较为概略,主要载明该科之考官、考题、中式(录取)者名次。一为《乡试录》,比《题名录》内容更多,主要由该科主、副考官撰写前后《序》,载明考试时间、考官姓名(一般为8人左右)、参试和考中人数、考题和文风总评等。特别要选录该科部分优秀答卷及考官评语、取录结论等,用以垂范后学。贵州设省较晚,迄明嘉靖十六年(1537)以前,贵州士子要到昆明“搭附”云南乡试。故此前的《乡试录》题为《云贵乡试录》。此后则一律称《云南乡试录》。

明清科考尤重首场“经学”考试,必须紧紧围绕《四书》《五经》命题和答题,且二、三两场中也包括很多的“经学”成分。所以,从乡试到会试(国考),行之数百年来的考题,特别是首场“经学”题,必然会走向重复、枯竭和刁钻,也是考生答题最易雷同和程式化的主要表现,即所谓“代圣人立言”,思想价值不大。只有第三场中的部分策问,多侧重于历史地理、时事政治等,命题和答题也比较宽泛和自由。今天看来,反而最易反映考官和考生的实际水平。明清两朝云贵乡试的策问中,就有不少关于云南地方史地、政治、民族方面的考题和答卷。今天看来,其中确有不少值得赏析的真知灼见。现就笔者所见其《乡试录》所载这类考题和答卷,举论如下。
一、 弘治十四年(1501)辛酉科云贵乡试
该科《乡试录》的前后《序》[1],由正、副主考湖广德安府应城县儒学教谕欧阳誥、长沙府湘阴县儒学教谕高岩所撰。同考官5人,内、外两簾考官共计38人。[2]《序》称,云贵乡试最初名额“才十数人”。后来,经地方守臣不断要求,遂增至“四十有五人”,乃至此科多达五十人。此科中式举人杨士云(解元,大理府学生)等50名,其中云南31名;贵州19名。因未记所谓“荐士”(即参试)人数,故无法推出其取录比例。

第三场策问之三,[3]考及云南地震,略曰:“问地,阴也,法当安静。迩者云南宜良诸郡地震,坏民庐舍,压损人物者若干……厥咎何由?岂天心仁爱欲以戒惧吾君,俾益保治于无穷?抑滇南一方政事亦有所缺失也?诸生志怀经纶之业,目击闾阎之事。当亦筹画于中矣。愿悉言之,以助有司之不及?”可以说,这是一道兼涉自然科学和时政的难题。

答题选录云南太和县(今属大理)学生、中式举人第二名王仲仁之文。作者以“天人感应之理”和“君臣交修之诚”破题立意。历引周太史、刘向等论地震之由——“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以及汉唐以来无论治乱之时皆有地震发生之事。敢于突破旧说,阐明地震对于君主和地方政治并无所谓“戒惧”之意!虽然如此,作者又顺势回到主题,论称为了“消灾弭异”,还需“上下同心,奉法循理,禁奢惜费,兴利除弊”。这样,“上下交而德业成,天意安有不回?变异安有不弭者哉?!”对此,主考欧阳诰的评语是:“召灾有由,弭灾有术,此策言之甚悉。录之以为今日修省之助!”[4]
二、正德二年(1507)丁卯科云贵乡试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5],由正、副主考直隶扬州府泰州儒学学正王傅、江西饶州府鄱阳县儒学教谕朱麒所撰。同考官5人,内、外簾考官共46人。《序》称“孝宗敬皇帝定云南乡解(名额)三十一人,贵州十九人,仍合试之。”又称此科“选士一千二百有奇,取录五十人。”则录取率为4%左右。中式举人卓文林(解元,云南府学生)等50名。其中,第三十二名是云南名士张含,金齿司(今属保山)学生。但优秀答卷未录张文,可见当时其答卷不入考官之眼。

第三场策问之五,[6]考及云贵两省民风和吏治,略曰:“问自古为治者必美教化以善风俗,风俗未善而欲求治者鲜矣……以云贵言之……百余年来,风声气习无异于前,鼎新未收其效。土官以予夺之莫及而或纵肆其欲;流官以更替之不常或苟简其政。民之望于聊生尤不可行,而况于俗善乎?诸生生长是邦,目击其弊。更化之术亦必讲之审矣。明以告我,以观有用之学?”

答卷选录云南大理府学增广生、中式举人第六名沈淳之文。作者以孔子“民富而后教施”“人存而后政改”破题起讲。首先指出,民俗之不善,是因为“民生之不富”,而“民生之不富”,乃“有司之失职”。接下来,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阐述了边疆落后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客观上,云贵长期远离中原,即便明朝的统一也不过才一百多年,主观上,则表现在土、流两种官吏的腐败无能——土官往往“名为输税,而所取半入于私家”;流官往往“名为昭恩,而斯民不蒙于实惠。”为此,作者明确指出:“为今之计,不在责其下而在责其上;不在治其民而在治其官!”作者担心通篇文章针砭时弊、言辞激越,故最后声明说:“狂斐之言未达至计;进退之则,惟命是听!”不料对于这份敢于直抒已见的答卷,考官们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主考王傅甚至认为:“得士如此,允为科目之光!”[7]
三、嘉靖二十五年(1546)丙午科云南乡试
这科乡试为云南考生单独考试。《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直隶池州府建德县儒学教谕朱佐、河南开封府中牟县儒学教谕彭洛撰。[8]同考官4人,内、外簾官共68人。《序》称是科“选士一千五百人有奇”,中式举人李廷诏(解元,邓川州学生)等40人。中式率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9]考及云南边防和学校教育问题,略曰:“问滇,古黔中之地……今其山河之固,人才之盛,固足以防患而饰治矣。然徼外之民尚有可虞;黉序之建尚多未备。议者谓宜设险以卫民生,明教以兴民德……请以鹤庆筑城、马龙设学为例而言之”。

答卷选用姚安府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杨一麒撰文。作者从“为治之道二:安民也;养士也” 破题入手。首先正面指出,尽管自明初以来数十万军队迁入云南,先筑大理、云南(今祥云)诸诚,新近又筑鹤庆城。但以云南之大,仍不足以“卫民安边”。故建议加大、加快筑城力度和速度。同理,尽管自明初以来已建有大理等诸多儒学,新近又设学于马龙。但以云南之“蛮荒”,学校毕竟太少,分布“更嫌不均”。建议在新兴(今玉溪)、沾益、路南、建水、弥勒等处广建学校。继而驳斥有人认为建城兴学不过是“劳民伤财”之论。作者愤然指出,“凡吾库府之所有者,皆吾民之所共有者也”,用民众的钱财为民众谋福利,岂可曰“劳民伤财”?!更何况“论大计者不惜小费”,如果“只见小利之损耗,则大事将无成”。最后,作者引“大禹治水”“孟子固滕”之典故,再次呼吁“建城、兴学”,强调此乃“固滇之一大几也,端有望于今日之百执事!”对此,副主考彭洛的评语是:“筑城、建学乃滇中第一事。是作卓识远见,凿凿可行。昔人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子非其人邪?”[10]
四、 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科云南乡试
该科 《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四川成都府绵州儒学学正王德音、江西吉安府安福县儒学教谕毛子翼所撰。[11]同考官4人,内、外簾考官共61人。王《序》称此科“与试者一千有奇”,中式举人乃云南名士许镃(解元,石屏州学生)等40人。录取率为4%左右。

第三场策问共计5题。考及云南之问多达3题。[12]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题略曰:明朝当初平定云南,“用夏变夷,戡定混一之功,有可得而言者?……历今二百多年,文物衣冠之盛与中原齿,齐民号易治,岂非学道易使之效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文教与明朝统一云南之关系?

答题选录蒙化府(今属巍山)学生、中式举人第二名张震之文。作者本“文武并用,自近及远,此帝王之所以成统一之业……”展开议论。首先历陈明初以来云南文治武功的事实。称赞明朝统一云南“礼乐之化培育于国初,而浃洽于今日”。这既与相关臣僚的多谋善断有关;也因为明太祖早具“制胜之策、将将之略”。其中尤其得力于“建学立师”,大兴教育。继而进一步强调“文教”对于国家统一和边疆安靖尤其重要。但“文教”又并不等于“文法”。论称当今“郡邑之吏,特以簿书、案牍为务”,偏重公文形式,爱作表面文章,却不善于从根本上推行真正的“文教”,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这岂能治好云南?!作者论称云南其实早已“向风中土”,虽然还存在少数“狃于固习”之民,但只要地方官转变工作作风,大兴礼义,“安知其不革心以从事也?”须知当年“周之淮夷,汉之干越”,今天难道不早已变成“文物之都”了吗?主考王德音对该文的评语是:“敷陈盛时专用文教之意甚悉,得发问之旨。”[13]

第三题略曰:“氏族世家,自古纪之”。称云南自汉唐以来,尤其是明朝,中原大量“衣冠之族迁来斯土”。希望考生能“推知其本,论其世(系)与其所尚,以观博雅之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云南“世家”的历史与现状?

答题选录云南府(今昆明)学生、中式举人第三名李维唐之文。作者首先指出,古代之所以重视“氏族谱牒”,是为了“使国有世臣,乡有世族,所以励天下之善也 。”这样,国家才便于根据谱系“择善选贤而用之 ”。但是,后来“谱牒不明,宗法不立”,尤其是魏晋实行“九品官人法”,谱学虽兴,但谱牒掌于民间豪右而不在官府;社会只重家世而不重“择善”,致使不少人冒充“世族”,良莠难分。隋唐以后,谱学不兴,氏族世系更加混乱。进而论称,自先秦以来汉人就不断进入云南,“流寓之族生齿繁衍,其间华(汉)人已十之五六矣。”就目前情况看来,“滇俗之所尚,最重汉姓,次则僰人(案:实指白族),而夷姓为下。”虽然如此,作者指出,今天,我们关注和研究云南姓氏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宜风广化”,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不是为了去分清夷、汉,炫耀家世。反之,作者认为,在云南,“士之能自立者不当问其世;夷之能进于华者不必问其类。”真可谓有识之论!主考王德音对该文的评语是:“有蕴藉,有发挥”[14]。

第五题略曰:“迩时群蛮不靖,致勤师旅。虽折首获丑,旋即底定。顾扑灭之勖孰与辑绥?兹欲不假兵威使自詟服者,抑有道乎”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如何治理云南各民族?

答题选录楚雄县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俞世杰之文。作者从帝王“以兵威远”和“以德绥远”入手。论称前者“制变”用威;而后者“治心”用德。前者为阳,后者为阴,阴阳必须协调,威德缺一不可。具体办法是,“治心”有三:“示之礼信以和其志;阜之财用以厚其生;同其教化以维其俗”。“制变”有三:“养将士以固其谋;习战守以励其气;蓄财用以裕其施。”作者最后强调说,云南汉夷杂处,治理的确很难。如欲“治平”,则首先应以“辑绥”为主,而不能以“兵威”为主。“以礼信和之;以导利厚之;以教化维俗”,再辅以“武备防之”。具体办法是“以汉将驭土酋,以土酋制土兵”。平时还要“屯兵自养,蓄财自强”。这样,就可能极大地避免社会动乱了。主考王德音对此文的评语是:“筹画精详,足占经济!”[15]
五、万历四年(1576)丙子科云南乡试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湖广荆州府公安县儒学教谕蒋遵烈、河南汝州府伊阳县儒学教谕刘朝鸣所撰。[16]同考官共4人,内、外簾考官共70人,其中著名哲学家、云南提学副使罗汝芳参加了这科的初选“荐士”。《序》称与试者 “一千四百有奇”,中式举人杨应兆(解元,临安府学生)、云南名士刘文征(第四名,昆明县学增广生)等45人。录取率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仓储和铸钱问题,[17]略曰:“问滇境环围叠嶂,舟辑不通。岁入仅给饔飧,稍旱则谷价踊贵……积粟之法称何道可久?铜本滇产,冶铸甚易。顾铜广则私铸之徒易于作奸,而俗久用贝,[18]卒难变更。且虑夷民摇惑。变通之法果安在?”

答题选录临安府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吴璨之文。作者先论积储,称云南之所以“久无积储,乃因军卫土地失控”,故欲厚积储,首先必须清理屯田,将豪右武弁侵夺的土地交由编民耕种,“以广赋税之众”;其次,应动员“游食之众”开垦荒地,“以广收成”;再次,必须制定合理的赋税政策,“不可课民太重”。如此,“则三年五年之常储不乏,而凶荒水旱足以相恤。”次论铸钱。作者首先肯定“善理财者以钱代币(指民间习用之帛币等),惟钱为便。”但要在云南推行铸钱,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禁私铸”,以免奸商操纵。二是“定规式”,保证铸钱质量,使其“体厚肉好,轮廓周正”。三是“权宜当酌”,允许“钱、贝兼使,货、币通融”,不可急于求成。对此,主考蒋遵烈的评语是:“经画周详,不特可行于一方也!”[19]
六、万历十年(1582)壬午科云南乡试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四川保宁府仓溪县儒学教谕谯士淳、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儒学教谕伦贞一所撰。[20]同考官4人,内、外簾考官共77人。《序》称是科“一千三百五十人与试”,中式举人邹祖孔(解元,临安府学生)等45人。录取率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交通问题,[21]略曰:“滇南在三代时不列《职方》……明三百年来,声名文物,駸駸埒中土……议者欲水陆通道,使北而巴蜀;南而百粤,声势联络,图滇之所讲求者也。计利便,筹因革,诸士滇产也,宜有石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论交通与云南的发展?

答题选录赵州(今属大理)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赵儒之文。作者首先指出,自古入滇之道有三:一为庄蹻开滇从贵州方向而来,此为东路;一为顺牂牁江指通两粤,此为南路;一为司马相如、诸葛亮当年由四川渡泸水入滇之路,此为西路。建议应当积极开拓金沙江和牂牁江水道,“无大费而有巨利”,使“水浮与陆走,交相配合”,平时可节约人力物力;滇中一旦有警,“也可速调川、粤之力而援之。”

对此,主考官谯士淳的评语是:“计虑深远,区画详明。”应当指出,作者关于开拓金沙江水道的建议,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初步实现。而关于云南其他水道的航运建设问题,直到近现代还一直存在与此相同的建议。[22]可见考官评语之远见。
七、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科云南乡试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戈涛、浙江道监察御史杨方立撰,[23]其官阶、级别远远高于明朝两主考。同考官8人,内、外簾考官共46人,皆云南道台以上官员。《序》称 此科“录士三千余人,”中式举人俞汝夔(解元,建水州学生)、云南名士袁文典(保山县学生)等59人。中式副榜[24]缪纶(昆明县学生)等10名。两榜录取率仅为2%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历史和名人,[25]略曰:“问滇省为《禹贡》梁州之界。汉元封间始改滇国,置益州。云南之名何自彷?自蜀汉、隋唐、宋明,中间建置沿革不一,抚辑之方孰得孰失?”答题选录通海县学生、中式副榜第三名周得寿之文。作者答称“云南”得名出自“彩云见于南中”之典故。论列蜀汉时期许叔、盛览、尹珍等人如何“受经归教乡里”;元、明张立道、王恕等人如何治滇、抚滇。山川名胜则论及金马碧鸡、太华点苍、鸡足哀牢……等等。史地辉映,简明扼要。主考戈涛评语仅四字:“灿若列眉”![26]
八、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科云南乡试
《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朱善祥、翰林院编修庞玺所撰。[27]同考官8人,内、外簾官包括云南巡抚张凯嵩等共79人。《序》称云南文教业绩有如滇池之水“原(源)广末狭,出而无穷,积而不已也;行之以渐也;泄之弗过也,所以成其大且深也!”记此科“选士三千四百有奇”。中式举人寇仲衡(解元,云南府学廪生,20岁)等64人,中式副榜10名。两榜录取率仅为2%左右。最大年龄赵文谟,60岁,剑川州学附生。最小陈毕明,17岁,石屏州学附生。

第三场策问之三,考及云南和东南亚水道问题,[28]略曰:“问滇中水道如四大江、昆明六河,具见前《志》。能举其名欤?叶榆泽当今何地?滇水下流入越南者凡几?地图之黑江沿自何时?果澜沧经流入此耶?唐《志》纪由安南入大理之程甚详,而地名多不可考,能博举而悉证之欤?……”总共5道非常具体的历史地理题。

答题选录江川县学生、中式举人第五名张维彬之文。作者历引《水经注》《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以及明朝李元阳等人有关考证,以简括的文字一一回答了上述提问。并驳斥了《水经注》等文献记称“叶榆泽(洱海)南与濮水同注滇池”之误。不难看出,要在规定的考试时间内回答如此众多的记忆性地理知识问题,是很不容易的!足证作者平素非常熟悉历史地理文献和云南山川河流。本房考官和两主考的评阅结果依次是三个字——荐!中!取![29]
九、光绪十五年(1889)已丑科云南乡试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李联芳、翰林院编修张星炳所撰。[30]同考官8人,内、外簾考官包括云贵总督谭钧培等共80人。《序》称此科“录士三千有奇”。中式举人杨实(解元,昆明县学附生、18岁)、名士钱用中、吴暹等74人;中式副榜10名。最大年龄陈思诚,55岁,剑川州拔贡,最小张殿甲,14岁,保山县学附生。两榜录取率仅为3%左右。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交通地理,[31]略曰:“问滇中形势东向黔阳;西通缅甸;南达两粤、交趾;北踞土蕃。……昔人称其地,要隘有三;门户有四,能析言之欤?”又问及云南山水名称、李元阳关于黑水即澜沧江的考证是否正确?他是否身临其境?等等。

答题选录安宁州学廪生、中式举人第三名张榕荫之文。作者答称元江、临沧、腾冲、永胜为云南“四要隘”。关于“四门户”,作者只回答了自四川邛雅、建昌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以及从贵州和广西入滇的三个“门户”;或许未言及从西藏入滇之门户。可见答题也容许小有失误!但关于黑水与澜沧江之关系的回答却较为深入。作者简要归纳了这一问题的种种看法,证称黑水并非澜沧江,而李元阳本人也没有真正实地考察过与此相关的河流,“不过约指为某水耳。”本房考官和两主考的评阅结果依次是——荐、中、取![32]
十、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科云南乡试

该科《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修撰张建勋(状元出身,广西人)、翰林院编修许泽新所撰。[33]同考官8人,内、外簾考官包括云南巡抚谭钧培等共82人。《序》称此科“录士三千有奇”,中式举人陈祖虞(解元,会泽县学附生,19岁)、袁嘉谷(第二名,石屏州学优廪生,18岁)等74人,中式副榜赵式铭(第八名,剑川州学附生,19岁)等10人。两榜录取率仅为3%左右。最大年龄范宗濂,44岁,河西(今属玉溪)县优廪生,考中副榜第七名。最小杨褒龄,16岁,昆明县学附生,考中举人第三十六名。

第三场策问之五,考及云南历史沿革等,[34]略曰:“问滇南地列坤隅……庄蹻王滇在楚顷襄王时?楚威王时?犍为、牂牁、越雋诸郡置于何年?'六诏’何名?别有'八诏’之说,能详考欤?赛典赤改定诸路名号,凡为路、为府、为属府、州、县几何?明分四道,何时更置?”

答题选录袁嘉谷之文。作者历引《文献通考》《后汉书》等,证庄蹻王滇在楚顷襄王时。准确答出汉武帝先后设置犍为、牂牁、越雋三郡的时间和“六诏”的名称等。考称所谓“八诏……自立未成,载籍罕称焉。”又具体指出“赛典赤改定诸路名号,为路三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明(朝)分四道,在成化十二年”。非常精准!副主考许泽新评语曰:“渊懿古茂,博雅淹通”。主考张建勋评语曰:“引证精确,根抵槃深”![35]顺便指出,此科策问5题的优秀答卷,皆选录袁嘉谷之文。考袁嘉谷中举前,曾先后在石屏州学和昆明经正书院读书,因考试常优,素有“课王”(考试王)之称。
十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云南乡试
这是中国最后一科乡试。《乡试录》前后《序》由正、副主考翰林院编修张星吉、翰林院编修吴庆坻所撰。[36]内、外簾考官包括云南巡抚林绍年等共80人。《序》称此科“录士三千七百六十九名”,中式举人周钟岳(解元,剑川州学廪生,26岁)等66名,中式副榜10名。两榜录取率仅为2%。最大年龄路安衢,55岁,南宁县(今属双柏县)人。最小王桢,14岁,云南府学附生。

这科考题已迥然不同于往常:三场考题几无经学内容;文体也非“八股”。第一场第五小题,考及当时“滇边防务”问题,[37]选录周钟岳答题,他通过对古今滇边防务要略对比之后,指出,云南过去所谓“九隘八关”的边防体系早已过时了,论称当今局势“英攘缅甸;法据越南。是为越、缅两防最为重大。”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边防体系:第一是“筹西防”——建议首以野人山为其要地,“守野人山九道,以遏其阑入”;次则“孟良在潞江之滨,为边隅重镇”;再次“树桨厂……为藩篱锁钥要地,不可为外人所据”。第二是“筹南防”——建议首先“屯兵于河口,而分防于那龙、龙脖、新店、老卡、茅坪、天保、董干、田蓬诸汎,以为之策应。”其次,则以“九龙江之六要隘、木嘎、普里方之二要隘”作为后备防线,则“云南可守矣!”可见他对当时云南边防地理了如指掌。本房考官冯江对周钟岳答题的总评批语是:“条陈详明,荐。”副主考吴庆坻的批语是:“深明大略,取!”主考张星吉的最终意见是:“老成硕画,中!”

此科三场考试的优秀答卷,皆选录了周钟岳之文。然而,时代的变迁使周钟岳未能参加会试。他是云南最后一位杰出的“解元”!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学者、书法家。清末,他留学日本,归国后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云南通志馆馆长等职。解放后,为首届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综上所述,就以上考题观之,其难度均不亚于今天文科硕士,乃至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史地和政治题。就上述考生的答卷看来,其知识记忆、归纳逻辑和写作水平,绝大多数也表现不凡。可见明清时期的科考命题并非完全脱离实际;而当时的读书人,也并非如某些研究者所想象的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此外,以上策问,略同于今天的文科考题,它要求考生具有宽泛的知识,包括考生家乡的史地和政治知识。也有我们今天文科考试值得借鉴的地方。
作者简介

朱端强,男,汉族,1951年1月生。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学史、云南地方文献。

原载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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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佚名编:《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7页;后《序》见卷末1~4页。按,此类文献往往按前、后《序》、正文各自编页,故同书中的页码会重复出现。

[2] 按,贡院以“至公堂”为界。前区称“外簾”,是考试、誊录之地;后区称“内簾”,是命题、制卷、判卷、取录之地。考试期间,两地严禁出入,史称“燕子飞来莫入簾”!此科两簾考官人数见《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正文1~3页。

[3] 第三场策问之三,见佚名编:《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正文第9~10页。

[4] 王仲仁答题和主考欧阳诰评语,见佚名编:《弘治十四年(辛酉)云贵乡试录》正文第61~63页。

[5] 佚名编:《正德二年(丁卯)云贵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6页,后《序》见卷末第1~4页。

[6]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正德二年(丁卯)云贵乡试录》第14页。

[7] 沈淳答题和主考王傅评语,见佚名编:《正德二年(丁卯)云贵乡试录》正文第76~80页。

[8] 佚名编:《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1~7页;后《序》见卷末1~4页。

[9]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云南乡试录》第14~15页。

[10] 杨一麒答题和副主考彭洛评语,见佚名编:《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云南乡试录》正文第78~83页。

[11] 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8页;后《序》见卷末1~5页。

[12] 第三场“策问”涉及考云南之问的3题,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10~17页。

[13] 第一题张震答题和主考王德音评语,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59~66页。

[14] 第三题李维唐答题和主考王德音评语,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76~82页。

[15] 第五题俞世杰答题和主考王德音评语,见佚名编《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90~99页。

[16] 佚名编:《万历四年(丙子)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7页;后《序》见卷末第1~7页。

[17] 策问之五,见佚名编:《万历四年(丙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13~14页。

[18] 按,贝,指云南民间当时还在使用的作为流通货币的海贝巴,又称海贝或贝子。

[19] 吴璨答题和主考蒋遵烈评语,见佚名编:《万历四年(丙子)云南乡试录》正文第84~91页。

[20] 佚名编:《万历十年(壬午)云南乡试录》,抄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8页;后《序》见卷末第1~5页。

[21]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万历十年(壬午)云南乡试录》正文第16~18页。

[22] 赵儒答题和主考官谯士淳评语,见佚名编:《万历十年(壬午)云南乡试录》正文第93~101页。按,开拓金沙江水道建议,参见丁怀瑾:《云南航路问题》,铅印直排本,云南官印局代印,民国四年(1915)。

[23] 佚名编:《乾隆二十一年云南丙子科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5页;后《序》见卷末第1~12页。

[24] 按,副榜指正式考中的举人之外的考生。副榜不能与举人同赴会试(国考),但可直接参加下届乡试。

[25]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乾隆二十一年云南丙子科乡试录》正文第8~9页。

[26] 周得寿答题和主考戈涛评语,见佚名编:《乾隆二十一年云南丙子科乡试录》正文第40~41页。

[27] 佚名编:《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云南省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4页;后《序》见该书正文第52~53页。

[28] 第三场策问之三,见佚名编:《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15~16页。

[29] 张维彬答题、本房考官和两主考评语,见佚名编:《光绪十一年乙酉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44~51页。

[30] 佚名编:《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云南省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4页;后《序》见卷末第1~2页。

[31]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16~17页。

[32] 张榕荫答题、本房考官和两主考的评语,见佚名编:《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25~26页。

[33] 佚名编:《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云南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卷首第1~5页。后《序》因卷末左下角破损,故页码不可考见。

[34] 第三场策问之五,见佚名编:《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云南乡试录》正文第16~17页。

[35] 袁嘉谷答题和两主考评语,见佚名编:《光绪二十年甲午科云南乡试录》。页码因损坏不可考见,笔者注。

[36] 佚名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省乡试录》,遞刻本,一册,不分卷,云南省图书馆藏书。前《序》见该书正文第1~5页;后《序》见该书正文第37~39页。

[37] 考题、周钟岳答题和3位考官的评语,均见佚名编:《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省乡试录》正文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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