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复兴：读《吴小如讲杜诗》

论及《吴小如讲<杜诗>》，令人惊叹不已回味无尽的，兹略述三点。其一，即先生深具之对诗词艺术的嗅觉之锐敏。书中所讲之诗大半为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所选，我辈熟诵前贤多有论评者，但是经先生品评则境界迥然异趣，令人感奋畅快无尽。若《丽人行》诗旨，向来多被理解为“讽刺杨贵妃姊妹们奢侈淫荡的生活”。（浦江清注《杜甫诗选》）但是，吴先生的讲评则不同。陈婉俊《唐诗三百首注》详引《旧唐书》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的排场奢靡，及随侍的贵妃姊妹虢国夫人、秦国夫人的娇艳荣贵，并按断谓：“钱笺注引，十月幸华清事，度上巳修禊，亦必尔也。”陈注表明杜甫讽刺的主角及诗旨即在于兹。吴先生则批评曰：“太穿凿。”继云：“说到底，《丽人行》的主角居然是杨国忠！《金瓶梅》写那么多恶劣的女性，为反衬淫棍西门庆；《红楼梦》写那么多美丽多情的女性，是为了反衬贾宝玉。请注意，不要被杜甫大量的描写所掩盖其真实的主题，诗的主角即杨国忠。说他气焰如何煊赫，如何炙手可热。杨国忠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之子，不是弘农杨氏，所以和杨氏姐妹不伦，这是史书上的记载。”关于杨国忠的身世及与之相关两句宫体诗手法，陈婉俊注虽做了准确的诠释，但是却似乎没有体悟到杜甫诗中为杨国忠安排的位置及此种安排的用意。后世往往即沿袭其说，以至于今。吴先生因之以“说到底”、“请注意”这样的用语提示我辈，以期隅反之效。杜甫许多歌行体长诗，若《天育骠骑歌》、《古柏行》、《乐游园歌》等等，皆以浓墨重彩渲染诗中的主体物象，而至结束点出主题思想所在，被渲染的人或物则仅为反衬或铺垫。《丽人行》即是含蓄不露地采用此种方法凸显诗中主题的案例。

其二，即先生对诗词文本所做的再创作。对诗词的鉴赏批评，需要一番考证功夫，即所谓辨音义、比文例、查证据、释典据、考身世诸项，进而还须对诗人创作的文本予以补充完善。此种补充完善，则包涵鉴赏批评者主体的知识、品格、阅历、人生体悟与审美经验，进而以此为基础展开想象与联想。前者是经师的学养，后者则是诗人的天才。因此，鉴赏批评即包涵有鉴赏批评者的主体元素，亦即是文本的再创作。在当代学者的著述中，窃以为足为典范者即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与《宋诗选注》，再即《吴小如讲<杜诗>》。《讲<杜诗>》出之以讲演的形式，更富可接受性。最显著的例证，即那篇五言律《江汉》的讲评。其中细致地阐释首颔两联“腐儒”、“片云”的丰富内涵，则微妙地渗透着吴先生的主体元素。有云：

这个“腐儒”跟“百年粗粝腐儒餐”的“腐儒”比，外延更大，杜甫老说自己是腐儒，而“百年粗粝腐儒餐”，那是客气话，可这里的“腐儒”上加了个“乾坤”。乾坤者，天地也。换句话说，天地间有我这么个迂腐的读书人……这腐儒跟乾坤也落差太大了，可是有特点。照理讲，乾坤的事应该谁管呢？上有皇帝，下有宰相，有文臣武将，保卫社稷，安定民生。这都不是我的事，是贤君、良相、名将的责任。可是，我算老几啊，我是腐儒啊……你干嘛要“穷年忧黎元”呢，你干嘛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呢。老杜整天在这儿“每饭不忘君”……“亲朋无一字”，“厚禄故人书断绝”，根本孤老头子一个，这还不算腐儒吗？这够腐的。有些事不是我办得了的，可是我整天在那儿担心，忧国忧民，何苦来啊。所以，仔细一想，他这个“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的“腐儒”，内涵也太深刻了。乾坤那么大的范围，我考虑的是什么呢？不是自己，而是国家、社稷、朝廷、政权、外患、内忧……全都不是你管得着的事，你的忧患意识太深了，所以你是腐儒。下面两句说明问题了：叫做“片云天共远”，我就好比天上的一块云彩，在那么广阔的天空，不过就是一块孤云而已，所以“永夜月同孤”。漫漫长夜，四下里都安静极了，就那么孤零零的，“皎皎空中孤月轮”。天上的月亮是孤独的，而我的人也是孤独的，只有月亮跟我是同样孤独的。写的太好了！

此是《江汉》一诗首颔两联所抒发出的诗人的内心活动，吴先生“知人论世”、“以意逆志”，通过杜甫代言者的口吻，以一串串排比句形成的自我拷问、自我独白真实准确地向我们袒露出来。这是一千三百年前全副身心都被爱国情热与忧患意识占有的杜甫，在我辈的感悟之中也是今日之吴小如。吴先生满腹经纶，才气横溢，而一生孤独，身负家累，老迈多病，却心怀天下，系念民族命运与文化兴衰。至八旬望九之年还要奋力撰著《吴小如讲<孟子>》，祈望以先哲的经典教诲后代执政诸公。但是，他讲得再精警透辟，再至诚无息，究竟有几人潜心领受良知三省？“这还不算腐儒”吗？

《江汉》的颈尾两联，吴先生着重诠释其三个典据，即与“落日心犹壮”照应的“古来存老马”句的来处。一是魏武帝诗《龟虽寿》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蕴在“虽然是老马，可是有千里之志”。二是《韩非子》记录的春秋时管仲受齐桓公诏命远征孤竹国，归途迷路，以老马引导脱险。意蕴在马既老则有经验多智慧。三是汉儒的《韩诗外传》所载战国时魏之贤人田子方，看见一匹老马被弃置路旁，无人照料，发感叹说：这马年轻时为人效劳，替人奔走，苦了一辈子，现在老了，没人管了，“是不仁也”，太不仁了。吴先生以此三项典据䌷绎而得《江汉》诗颈尾两联的意蕴说：

所以这句有三层意思。我本人是老骥伏枥，有没有用处呢？我识途……我可以领路，我有处事的阅历经验；另外还有一层，你们做最高统治者的，当官当权的人，应该考虑考虑，一个知识分子，贡献了一辈子，到老了就遭遇像我这样的悲惨处境。杜甫老年的处境，大家都了解。“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想着让马跑长途是不行了，但是从当官的来看，应该对老马有所表示，应该“存恤”。“古来存老马”，说明你现在没“存”啊。这就跟杜甫说那个《瘦马行》似的，军队打完仗把马扔了，这太忘恩负义，太过河拆桥了。

吴先生对此两联的诠释与前两联的皆达到同等的深度。现当代讲杜诗诸家恐未必这样地深入骨髓。因为此中水乳相融地化入了诠释者的主体元素。还应该说，吴先生诠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是一篇富有再创作特色的鉴赏批评典范，故而引起我辈的内心共鸣。但是，那是吴先生通过抗战前自己观赏杨小楼表演《挑滑车》，到改革开放后观赏王金璐演出同一齣戏，间隔半世纪的人事沧桑、世事变故，诠释杜甫观赏公孙大娘表演《剑器行》到观其弟子李十二娘表演同一节目所展示的大唐社会由盛侈豪奢转入衰败寂寥的历史悲剧。其区隔也是“五十年间似反掌”。这里吴先生采用的是客观叙述方法，而其诠释《江汉》一诗则不同，采用抒情主人公自我拷问或内心独白的形式，即纯粹主体抒情的方法。能完成如此精湛独得的鉴赏批评，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锐敏的审美经验，是不可想象的。

其三，即先生终生履践的尊师重道意识与循守学统家法的信念。此种意识与信念在《讲<孟子>》与《讲<杜诗>》两书中皆如渊如泉，时或出之，而在后书中尤为显著。俞平伯先生是其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拜师问业的贤者，彼此交往四十余年，不因政治风雨骤剧而时断。俞先生讲《杜诗》的覃思卓见，吴先生始终不忘，而且用心在自己的讲授中间加以补证传播。他讲《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结尾有“女乐馀姿映寒日”句，明清以来至近现代研究杜诗诸作，皆未考“映寒日”的典据，只有俞平伯先生三十多年前讲《杜诗》指出是暗用向秀《思旧赋序》的事典，借以寓今昔沧桑之感。吴先生认同并引申说：

我认为这个解释是很精辟的。正与诗里头的上文“感时抚事增惋伤”一句相映照。《思旧赋》的《序》怎么说的呢？嵇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他临死时看看太阳，然后拿琴弹，《广陵散》从此绝矣。向秀就说了：“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音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这是向秀《思旧赋》的《序》。所以俞先生说，“映寒日”者，用《思旧赋》的《序》“日薄虞渊,寒冰凄然”。“梨园弟子散如烟”了，而女乐的余姿还有个别人留下来了，但是就好像向秀过嵇康的故居一样，是“映寒日”。我觉得俞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做学生的，也有师承，也有家法，我觉得俞先生讲的好的，一定要照着讲。有一次我在城里讲杜甫，俞先生的女儿、外孙、亲戚去了一大堆。讲完以后，俞先生给我写了封信，说“感谢你宣传鄙说”。

俞平伯先生三十多年前讲《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所做的这一条考证，吴先生至晚年讲授同一诗篇还要“照着讲”，并且明确提出研究学问要讲究师承讲究家法。这在大兴批判之风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眼下也并非人人有此种自觉性。吴先生所谓“师承”、“家法”，窃以为不应该做狭义的解读，要义在敬畏先贤，尊重传统，在先贤的经验与传统的规范中研习经典，潜移默化，涵蕴自我，即朱子所谓“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论语·为政》篇注）亦即刘勰所谓“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心雕龙·通变》、《体性》）是也。

与讲究师承与家法悖反不经者，今日实不乏其人。《丹青引》之中杜甫评价诗主人公曹霸有云：“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吴先生讲解说：“曹霸写字的功夫了得，在王羲之以后，就很少有像曹霸的书法那么漂亮而有力的了。”继而他讲到一个负面的事例，说是有一位自命为书法家的人跑到北大讲坛讲书法。据说这位书法家写得一手狂草。吴先生说：“但是我发现他写字就像用钢笔写外文一样，千篇一律，一篇下来，该黑的地方一片黑，该白的地方一片白，看不出'狂’在何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认识’。他在北大的演讲有一段话，认为基本功第二，创新精神、自我精神面貌的体现第一。他认为基本功不是不要，但是要摆在其次。王羲之的基本功是最高的，如果只讲基本功，你写的再好，也超不过王羲之，永远排老二。这是那位书法家的高论。”这种“高论”的浅薄愚妄，当然会受到吴先生的严格批评。吴先生的批评是自觉维护中华文化固有的广泛意义上的“师承”与“家法”传统，是学术文化中的拨乱反正订讹传信。

还应该体悟到，吴先生继俞平伯先生的“师承”循俞先生的“家法”，绝不局限于俞先生自身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俞先生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此传统既是德清俞氏杭州诂经精舍所标举的有清学术主流，也包括《诗经》、先秦诸子、屈宋辞赋、《昭明文选》、《六朝文絜》、韩柳之文、李杜之诗、苏辛之词，直至明清戏曲小说所汇成的奔泻千古的中华文化之川渎江河。甚至建国以后已入式微的昆曲艺术也是由俞先生的倡导得以复兴并走向世界的。吴先生那样珍视并着意传播俞先生对经典中一章一句的新解，若孔子何以讥樊迟请学稼为小人却赞南宫适为尚德君子，杜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之所指，“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之出典等等所显示的文化价值，皆出于一种文化传统惠赐的本能与睿智。再如解读杜诗《玉华宫》连类论及唐诗宋诗、杜诗辛词的授受关系，皆属坊间各家巨帙文学史著作从未曾涉及过的尖新之见。而这，虽不能具体举证出于俞先生亲授，却不能不承认是俞先生所代表的学统学风潜然通融的遗泽。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俞平伯先生的散文创作是很有影响的，足以与朱自清先生比肩而立。吴先生解读《玉华宫》诗曾连类述及俞先生现代散文创作的渊源所自：“俞先生晚年嘱咐我：不要随别人一起说我学晚明，周作人提倡学晚明，我俞平伯没有提倡，我并不学晚明。朱自清先生为他的《燕知草》做序，也说他学晚明。俞先生当时没有反对。俞先生说，我是读《文选》，学六朝小品的。”吴先生就此推断说：“可见，专学晚明，像不了晚明，必须上溯到《文选》、六朝小品、《水经注》、吴均山水小文、《六朝文絜》中的那些文章。这些读熟了，写出来的才像晚明。专学唐诗，就是李梦阳、李攀龙一流。必须从诗骚汉魏下来，把唐人走过的路走一遍，才能像唐诗。”俞先生自道创作现代散文小品，是上溯《昭明文选》与六朝骈俪小品，取资以为源头活水的。吴先生以此悟得，学唐诗必须从诗骚汉魏一路学下来始能融入唐人的形貌骨髓。俞先生诠释诗文出典，除前贤所搜寻之群经诸子史乘之外，特别关注到现存总集之首的《文选》，那句“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的释典即是特别醒目之一例。兹似宜补充说，杜甫即特别推崇《文选》，曾教导其子宗武云：“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仇兆鳌注：“此以家学勗宗武。”意谓做诗是我们祖辈传承的家事，为举世所赞颂，《文选》是我们的家学，一定要熟精其中的文理，不必像老莱子那样身着彩衣取悦父母。又于其子诵读《文选》偶然不接时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晚交严明府，矧此数相见。”（《水阁朝霁，奉简严明府》）此是其一诗的末两联，说明杜甫自身对《文选》已经达到熟精的程度，所以在准备接待贵宾严明府的忙碌中，一边吩咐女佣备酒，一边脱口诵出儿子偶忘的《文选》之句。俞先生以为“女乐余姿映寒日”的典据出自向秀《思旧赋》（载《文选》赋类哀伤门），正由于俞先生对杜甫熟精《文选》理的神会心得。因此，吴先生讲《咏怀古迹五首》，论及中国古典小说渊源，即追溯而及《文选》所录宋玉诸赋云：

不管怎么说，屈原以后写楚辞，有名的就是宋玉，而且他的赋很有名。宋玉流传的这些赋有意思极了。《风赋》、《登徒子好色赋》、《高唐神女赋》等，《文选》里都有，每一篇赋都是一个小说……宋玉的特长是用当时流行的赋体来写传奇故事，所以有高唐神女的故事、登徒子的故事等等，甚至包括《对楚王问》，都带有传奇色彩……不要以为中国古代就没有小说，而且中国的小说往往不是通过散文故事来写的，而是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学体裁，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来写传奇故事。

吴先生把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追溯至《穆天子传》，是坊间中国文学史著作大多论及过的，但是把中国小说的源流演变历程同宋玉的辞赋联系起来，尤其指出宋玉以典雅富丽的辞赋形式创作传奇故事，则是吴先生敏锐机智的新发现。此即证明吴先生最善于理解、消化、发挥俞平伯先生所体现的“师承”、“家法”。吴先生在《讲<杜诗>》一书中或详或略述及前辈师长，若陈寅恪、朱自清、游国恩、周祖谟、魏建功、林庚等学坚才饱之士论学的历史掌故，是其中最闪光的插曲。其述及刘文典先生授《文选》最受欢迎，是因其本身即善作骈俪文章，俞平伯、顾随两先生讲诗词最叫响，是因其本身即善作诗填词，虽书中涉笔及之，已足令吾辈蓦然神往矣。此可见吴先生领受之“师承”、“家法”，既丰厚醇美而又悠远深长。而其本人犹如孔子称赞子贡所谓：“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

总起来说，我在青年时代细读吴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参改资料》，深为吴先生持守之乾嘉学风与方法而心折，所收获的主要是词章训诂之学，以及学术研究的初步启示。而至迟暮之年，细读《吴小如讲<孟子>》与《吴小如讲<杜诗>》，则为两书展示的新境界欣喜欲醉，受惠的则主要是心灵的慰藉与共鸣、完善人格的向往、生命真谛的体认，深悟先生实与两千数百年前的哲人一千数百年前的诗人通融和合化为一身，其呈现于前的君子气象，其儒学精义的科学性诠释，其诗学奥妙的创造性阐发，其对人性真善美的执着张扬，均促我感念不忘，激我奋发不懈，默默然淡忘当身老之已至者也。

《中庸》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吴先生的著作以及隐然印入其中的自我文行出处好恶弃取的人生辙迹，实可为此章经传的现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