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摹写”轶事，仿王羲之几欲乱真
摹写是书法作品作伪的主要手段之一，从“书圣”王羲之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了。虞龢在《论书表》一文中记载：“羲之常自书表与穆帝，帝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更详看，乃叹曰：'小人几欲乱真’。”大意是说，晋穆帝特别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便让一个叫张翼的人刻意摹写，与王羲之亲写不差分毫。穆帝与王羲之开玩笑，有时故意让张翼书写了文牍，题写上王羲之的名字，再送与王羲之。一开始，王羲之还真以为是自己写的，反复仔细观看，才发现是他人摹写，故而感叹“简直跟我写得一模一样”。
南朝皇帝贵戚都非常钟爱王羲之的书法，南朝刘宋皇帝刘裕的儿子新渝惠侯更是“悬金招买，不计贵贱”，作伪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就成为一些轻薄之徒牟利的方式，作假手段层出不穷：“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当时，人们主要通过纸张的新旧来辨别真伪。造假者心思缜密，便用茅屋渗漏的雨水浸染宣纸，使纸色变旧，加之其他手段让新写的书法像是经历了几十年。把真迹与伪品放在一起，人们已经无法区分。
“爱重二王，不能释手”的帝王公卿不胜枚举，围绕王羲之、王献之进行作伪的产业，千余年来一直不衰。南朝的宋孝武帝不但喜欢王羲之的书法，自己也是摹写王羲之的高手。王羲之的后人王僧虔喜文史，善音律，尤工书。但慑于皇帝威势，在宋孝武帝面前从来不敢显露真本事，一向用拙笔写字。代宋而立的齐高帝萧道成同样喜爱王羲之书法。史料上说萧道成曾与王僧虔赌谁的书法更佳。此时，王僧虔声名卓显，年岁也渐高，不似旧日对宋孝武帝那样卑微顺从，两个人分头写完后，萧道成问王僧虔：咱俩的书法谁是第一？僧虔非常机智地回答：“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把自己与皇帝分成两个不同的书写群体，机敏地回避了比较优劣的尴尬，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摹写之道，从古至今，绵绵不绝。对于一些天姿聪颖的书家来说，摹写的难度并不大。书法研究者查律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康熙本人喜爱书法，曾以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极为推崇董其昌的书风。朝中仿学董其昌书风的大臣多受到宠爱和重用，加之康熙帝为各地的题写示范，其时朝中的书风以董为主，出现了一批崇董、法董的书家。
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一书里记载，康熙朝书法家陈邦彦“得香光（董其昌号香光居士）神髓，自少至老，日有书课，临摹至千万本”。许多人索取他的作品，裁截掉“陈邦彦临”这几个字，冒充董其昌的真迹来卖个好价钱，当时的收藏家也不辨真伪。最具戏剧性的部分是，一些封疆大吏知道康熙皇帝喜欢董其昌的字，投其所好，常常在各地搜集董其昌的字进呈，康熙亦是识家，遇到似是而非者，就会沉吟再三，反复自问：“这会不会是陈邦彦写的？”
清高宗乾隆皇帝也酷爱董其昌，内府收藏董其昌真迹数十轴，但乾隆并不敢完全相信。有一次把这些藏品全部拿出来请陈邦彦看，问他：“这里面有没有你写的？”
陈邦彦“审视良久，叩首谢，亦竟不能自辨也”。其实，别说陈邦彦不能自辨，摹写者的仿真功夫，有时连董其昌自己都无法区分真假。清人方熏在《山静居书论》里记载，董其昌误把他人的摹写品当成自己的作品，甚至当着众人自夸为“平生得意之作”。
摹写之伪作让很多书法作品显得真假莫辨，但此法在客观上也使得书写之法的神韵得以流传。唐代的蔡希综在他所著的《法书论》里说：“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在唐代，自唐太宗开始，就命令当朝知名书家褚遂良、欧阳询、韩道政等人各摹王羲之真迹数本，赏赐给太子、诸王和近臣。武则天、唐玄宗也都效法太宗，摹写王羲之的诸多名帖传世，我们今天仍然有幸能够看到王羲之的作品原貌，均得益于唐人。（孙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