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威廉森:哲学史利于解决哲学问题吗?
假设你所感兴趣的是当代的哲学诸问题,如果你无视过去的哲学,你在此范围内取得进展的能力会受到阻碍吗?
如果你真的无视所有过去的哲学,包括过去三十年的,你就要试图从头开始做哲学。无视数学或物理学的所有先前的探究成果,试图从头开始做数学或物理学,这并不比重新做哲学更明智。幸运的话,你会重新发明轮子;或者,你可能发明了方轮子。这不是对你个人的反思,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的这个程度,是数千年时间、数百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的共同努力。没有人能够独自一人终其一生达到这些人一起共同达到的程度。一个关于孤独天才的神话,在荣耀的孤立中思考一切,这并不是哲学、数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虽然通过独自的思考可以收获很多,但这样做的思想家已经从其他人的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也许,最接近的一个反例就是印度数学天才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1887—1920),但即使是他也是从课本开始的。好的哲学家很少看上去像是来自荒野的大师。哲学的进展是通过合理地比较诸种对立观念,通过对话进行的,而不是独白。人们必须参与到对话中,以了解被提出来的哪种观念是与自己的观念对立的,并且了解与对立理论的支持者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孤独的大师缺少这类知识,两位大师必须学会倾听和彼此讨论。
在实践中,这些对哲学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创性贡献的人,非常熟悉其他哲学家的近期研究。在这种程度上,哲学类似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有争议的问题是,哲学家是否比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需要更多其学科最近的历史知识。当代哲学已经吸收了所有早前研究的重要洞见吗?
有一点是这样的:人们很难认识到当前的哲学认为什么假设是理所当然的,直到人们遇到过去不把这些假设当作理所当然的哲学。这就是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部分价值所在:为了不浪费时间去思考它们。但是,哲学家们通常想要探测这些假设,而不是放任它们在雷达下飞行。“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根据柏拉图的记载,苏格拉底说过这句话。审视自己的生活涉及辨认出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例如,许多当代哲学家假设,道德责任总是高于美和丑的审美思考,而意识不到他们正在造就的是一种实质性假设。阅读弗里德里希·尼采可以提醒他们还有其他选项,并且也许会使他们质疑自己的假设。当然,不只是阅读过去的哲学会有这种效果。如果他们搬到意大利(如尼采所做的),他们可能会理解这种低级审美价值观看起来没有其在西北欧和北美这些深受新教文化影响的地区那么引人入胜。但是,研究哲学史就是获得这种文化冲击的一个好办法。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假设,我们可能会拒绝接受它,将其视为错误的或没有根据的——有时候,这是一种解放的体验;有时候,这是一种可怕的体验。但是,现在我们或许反而可以有意地继续接受它,我们可以试图给予它进一步的支持。从哲学史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到它从何处而来。知道自身的理智谱系是很有益处的。
在任何时候,哲学中讨论的观点都是有限的。更多地了解这些历史能扩展一个人的资源。正如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在他们的袖子里总有许多不同的例子和策略,以便在需要之时运用。哲学史就是这类例子和策略的主要来源。
历史的记载也用作另一种目的。大部分哲学观念一开始都是模糊的,它们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发展和磨炼。检验一种观念是看是否至少有一种这类样式的观念起作用,如果是,这个观念就是好的:其他的这类观念不起作用不重要。我们不应该依赖原初观念的对立观念来找到它的最佳版本。对立观念想要它失败,并且很可能因此就轻易地放弃了。这种观念的支持者应该找到其最好的样式。如果他们之中最聪明的和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努力奋斗多年为了使其起作用,却仍然失败了,这就是反对这个观念的绝佳证据。它比任何一种精密的论证都要强大,因为后者驳斥的只是这种观念的某些样式,而不是其他。
一个例子是证实原则,这个原则是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开始倡导的。其粗略的观念是,要对世界做出一种有意义的陈述,你必须说出通过观察可能被证实或被证伪的某种东西。其意图就是要包括诸种科学的命题,同时排除诸种非科学的命题。逻辑实证主义者做出了大量聪明的尝试以发掘证实原则的精确样式。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从逻辑实证主义者自己的视角来看,结果要么包括明显不科学的命题,要么排除了明显是科学的命题。这种失败的记载比任何具体样式的个别反驳更为有力地论证了对证实原则这种观念的反对。如果有一种证实原则的可行样式,这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就应该能找到它。虽然找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圣杯这个复杂的尝试仍在时不时地进行着,但它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用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的很有帮助的术语来说,逻辑实证主义是一个衰退的研究项目,哲学史记录下了这些努力的踪迹。它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一个观念不好的证据,即试图使它发挥作用却导致了一个衰退的研究项目。
在现代,很少有哲学的发展直接地被大量的早期研究启发。甚至,即使旧的先例在回顾中是清晰的,新的观念也通常在相似性被辨识之前而不得不被独立地发现。
例如,一个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的观念——宇宙本可能发生的完全详细的过程——在技术上和哲学上已经被证明是理解情态动词的意义和逻辑的核心,例如“可以”和“必须”、“可能”和“应当”。在某一可能世界中,可能的就是存有的。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必然的就是存有的。在现实的世界中,你正在阅读这本书,在另一个可能世界,这本书从来没有被写出来。三百年以前,莱布尼茨已经写到了诸种可能世界。与现代的哲学家不同,他认为它们是上帝心中的观念,是上帝选择一种可能世界予以现实化。上帝选择这个可能世界,因为它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莱布尼茨的这种主张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并没有启发模态逻辑,模态逻辑不得不以其自己的方式发展。直到20世纪40年代,卡尔纳普为他所谓的“状态描述”(statedescriptions)找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技术作用:不是上帝心中的观念,而是词语的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叙述。然后他说,他的状态描述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没有模态逻辑的这种独立发展,可能世界的用处不会得到赞赏。
在哲学的历史如何有助于产生新的观念上,哲学与其他的一些学科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哲学对历史的运用要多于数学和自然科学对历史的运用。为什么呢?
也许,哲学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愿意质疑自己以及他人的假设。当数学家质疑基础数学的假设,或者物理学家质疑基础物理的假设时,他们往往被重新归类为哲学家。但是,当哲学家质疑基础的哲学假设时,他们仍然被算作哲学家。由于他们不断地回到基础上,于是与他们遥远的先辈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的进展通常依赖的并不是质疑基础的假设,相反,是去建构基础的假设。按照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的说法,这类活动就是“常规科学”。根据库恩的观点,仅当常规科学遭遇到一场危机时,才要返回到基础,并且质疑之;通常情况下,一场科学的革命接着就要到来。许多当代的哲学都是“常规哲学”,建立在没有被质疑的假设之上;因此,哲学史仅仅起到较小的作用。然而,哲学比大部分学科包含更多的革命性活动或自许的革命性活动,因为其传统的理智价值是如此地鼓励和褒奖对基础假设的质疑。哲学史相应地就起到更大的作用。
诚然,我们的文化中有一个像哲学一样随时准备质疑基础假设的学科是有好处的。但是,一个总在质疑每一个假设的人,并不会比一个无论被告知什么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更好。我们不可能期待这些解释和辩护永远进行下去,而搁置所有的假设只会意味着理智的瘫痪。我们需要知识来引导我们的质疑和决定我们的优先项。哲学必须在质疑假设和使假设发挥作用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第七章中描述的溯因推理的方法,有助于达成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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