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3月11日 星期四 第A10版：夕阳红

1848年，整个清代唯一的河南状元、历任多地封疆大吏的吴其濬出版了一套《植物名实图考》。这部38卷的皇皇巨著，记述植物12大类1714种，分布于19个省，比《本草纲目》还多500余种。其中他拿出整整一卷篇幅，介绍了广东的花草树木，当中不少是由海外而来的“洋种”。经由这部被世界各大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珍贵古代文献，我们可以一睹花城广州在约一个半世纪以前丰富的花景，也可从一个侧面，获知广州与世界交往的情形。一出版就被各国争相翻译
《植物名实图考》的写作在1841~1846年的5年内完成，但它是吴其濬多年生活、学术积累的成果，其资料搜集之艰辛，非寻常著录可比。而其能顺利完成，除了吴其濬个人的能力、见识，也与他宦游多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密切相关。
　　吴其濬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父兄皆为进士，母亲许氏为翰林院庶吉士许家齐之女，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正统教育。1817年，他高中状元，轰动全省。之后他的致仕之路可称顺畅，曾经当过翰林院修撰内阁学士，兵部侍郎，湖北、江西学政，湖广、云贵、福建、山西等地的总督或巡抚。他充分利用了每一次的调任，走遍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组织医生、药工、画师共同工作，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研究考证，绘制成图。经大量第一手资料的积累，终于完成了《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首次以“植物”命名的专著，并且收载植物最多。它突破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植物学著作偏重于实用，特别是药用和食用的局限，努力尝试以纯粹“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研究植物，如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并记载了那些尚未发现其功用的植物，堪称一个突出的例外，并使其成为具有近代植物学意义的著作，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植物学的内容。它所载的植物比《本草纲目》还多500余种，其精工绘制的图谱更是弥补了《本草纲目》绘图的不足。它还将过去本草书几乎不涉及的云贵边地草木大量收入，开创了全新的研究视野。
　　这部书对植物分类学、生药生态学、药物治疗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刊行问世后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和医药学界的高度重视，德国、日本、美国很快就先后翻译此书。此外，中外不少植物志、植物图鉴的编写都参考了该书。
强调科学性 价值特别高
　　1819年，吴其濬充任广东乡试正考官。这前后的几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一。父子三人供职于朝廷，极为荣耀。
　　1821年秋，吴其濬的父亲礼部右侍郎吴烜病逝于北京。吴其濬与胞兄兵部右侍郎吴其彦一道奉柩归里，将父亲安葬于家乡固始县高庙集之东南。从此吴其濬丁忧在家，这一年他34岁。
　　第二年，他在距县城五里的河东买田，“于堤上种桃八百株，栽柳三千树”，创建了一
　　个植物实验园，取名“东墅”。长期在此读书著述，潜心研究植物。
　　他在这里居住了整整8年，博览群书之余，也进行了大量的实物观测，特别是借机对家乡的各种植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著作中的许多基本内容和框架，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
　　丁忧结束之后，吴其濬重新出仕，历任京官和各地封疆大吏，其素材积累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植物名实图考》卷30中记录的广东植物，就是他长期潜心用力的成果。
　　华南农大农史研究室教授魏露苓和硕士研究生周凯欣曾著专文《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广东花卉》，对吴其濬笔下的广东花景进行了梳理。他们指出，吴其濬笔下的广东植物，有作者亲见，有纠正前人之误。它既有不少引经据典的地方，也不乏作者本人的发现，只记录植物性状、特点、用途等内容，不涉荒诞传说，因此价值远高于以往的中国传统植物学著作。
　　比如粤人非常熟悉的木棉，之前很多著作，包括《本草纲目》在内，都将之与纤维作物棉花（古称“吉贝”）混作一谈。吴其濬通过询问本地人得知，广州常见的木棉树，俗名“攀枝花”，并不用于纺织，于是他写道：“李
　　时珍……亦考之未审”。
　　又如“铁树”（书中所指并非现今常说的“苏铁”，而是龙舌兰科的朱蕉），吴其濬特别
　　提到它的药用价值：“铁树治痢证有神效，广西土医用之。”这是建立在他调查研究基础上，加以著录的新发现。
　　当然吴其濬的著作中也有错误的地方，如他将岭南常见的马樱丹误作龙船花。
对广东外来物种着墨颇多
　　魏露苓、周凯欣指出，《植物名实图考》中记录的广东植物，近半数为海外引进物种，“反映了广东古代海外交往中外来物种的引进与栽培成功之处”。
　　广州花卉盛景，一度以素馨为最。这种“移植于南海”的花卉，填补了岭南本土少香花的不足。《植物名实图考》中记载：“儿女以花蒸油，取液为面脂、头泽，谓能长发、润肌”“或取蓓蕾，杂佳茗贮之；或带露置瓶中，经信宿以水点茗；或作格悬系瓮口，离酒一指许，以纸封之，旬日而酒香彻。其为龙涎香饼、香串者，治以素馨，则韵味愈远”。可见作者对其加工、销售和日用是非常熟悉的。
　　他对时下的“网红”花卉也多有记述，如紫荆花“花如杜鹃，叶作两歧，树高丈余，浓阴茂密，经冬不凋……”；凤凰木“《岭南杂记》金凤花色如凤，心吐黄丝，叶类槐。余在七星岩见之”(金凤花为凤凰木的一个黄花品种)；刺桐“广东遍地生，移植北地，亦易繁衍。京师以其长须下垂，如垂丝海棠，呼为洋海棠。其茎中空，冬月密室藏之，春深生叶。插枝亦活”；夹竹桃“南方花有北地所无者，阇提、茉莉、俱那异，皆出西域。盛传闽中枸那卫即俱那异，夹竹桃也”；朱顶红“产广东，又名吕宋玉簪，叶如射干叶，花六瓣，深红黄蕊，似山丹而瓣圆大”，等等。此外对原产澳大利亚、夏威夷、南非、巴西等地的西番莲，原产西亚、非洲等地的芦荟，也都有精细的描写。
　　魏露苓、周凯欣认为，《植物名实图考》将广东地区众多的外来植物集中在同一卷进行详尽研究，在中国古农书中前所未见。北魏名著《齐民要术》也曾专门记述非中国原产的植物，但范围仅限于今越南、粟特（今阿姆河、锡尔河一带）、日本、斯调国（今斯里兰卡或印尼爪哇岛东南一带）等地。而《植物名实图考》由于作者行迹广泛，且因时代变化外来物种范围、种类增加，涉及的物种遍及亚洲、非洲和“新大陆”。
　　广东自古以来就是对外通商口岸，到清代更长期享有一口通商之利。物种的交流经由这个窗口进出，是非常自然的事。中国本土的许多特产植物，也是从广州启航，漂洋过海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个半世纪以前，一位出生、成长在中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可以被广东的外来物种深深吸引，可见他在这一领域的开放眼光，同时也证明这些植物在广东的种植已经达到了相当普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