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涨五倍我毫无兴趣”李录访谈小记
主持：我们先聊一个奇迹：昨天，港交所上市的泡泡玛特市值涨破千亿，过去一年它涨了5倍，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录：我不公开讨论具体公司。但一年涨五倍的背后，更多例子是一年从百跌到零。自由市场中的创新过程总伴随着破坏。若每年都是五倍的增长，那很多基金的IRR(内部收益率)能达到500%，这种奇迹历史上从未有过。
主持：这和一二级市场投资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关吗？或者说价值投资不适用于VC/PE阶段。
李录：价值投资是一套思维方式，精髓是不受市场周围的影响独立决策，同时要在一定的安全边际和能力圈内完成投资——即在不确定性的投资游戏里，获得相对确定的回报。
所以，区别并不在于投资的阶段，一级还是二级，而在于你是在投资还是投机。聪明投资者投的是价值而不是价格，投机式的投资更像是一种赌博，赌的实际是运气。
主持：但在一级市场的投资，由于更高的成长性和未知性，很多时候确实像是一种赌博。
李录：这只是确定性的大小有别。比如在二级市场，投资可能有80%或90%的确定性，但在Venture阶段只需寻求60%甚至更低的确定性。这也造成：在确定性更低的阶段时，投入要更分散、更广泛一些。
主持：有信奉“价投”的投资人认为：过去20年，中国的最好价投是买腾讯，上市头几年买至今有百倍回报。如今腾讯市值几万亿，很难再有如此高的回报倍数。投资者如何持续发现具有高成长性的标的？
李录：投资不都需要百倍回报。我们看长期的资本回报时，往往忽略了复利的存在。过去200年，扣除通胀后年均回报率大约在7%，复利的总回报是多少？75万倍。
在现代经济之前，复利现象几乎不存在。在人类的物质社会中，原来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即万物都不是累计往前走，而是往后退：高的能量一定会向低能量走；热一定会向冷走；有序一定会向无序走。复利现象是近代文明后才出现的，它的力量强大到人们难以理解。
主持：也就是所谓的“慢富”理论。
李录：我们相信得到的是应得的，我们相信能通过努力慢慢变富——这些都是常识，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知识。
更多情况是：你说一年内能挣五倍，大家的耳朵都竖起来了。若有特殊办法、具体路径可能达成时，更多人会跃跃欲试。当你在市场上开始投资运气，某刻一定会被打得稀烂。繁荣过后是一地鸡毛，泡沫过后是谁在裸泳——金融市场出现几百年来，从来都如此。
主持：大变革的时代，你不渴望抓住“更炫目的”公司吗？
李录：投资人首先要想明白一点：绝大部分机会都不是我的。每个人的能力圈不一样——价投理论就这么几点，能力圈是其重要的框架。比如对巴菲特来说，虽然他也投过中国企业，但投得很少，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和他就有些遥远，少数特殊情况下他才会做出投资决定。但我就会多一些。
一家公司一年涨五倍，这是大家关心的话题，但我毫无兴趣。
主持：你在2008年投资比亚迪，后来还引荐给了巴菲特，为什么会千里挑一选择它？
李录：严格来说，比亚迪不是我们主流的风格：我把它称为上市公司中的风险投资，或者说是二级市场中的一级市场投资。当时的比亚迪还处于一个高速成长的状态，也带来比较高的风险——虽然它在一个充满着可能的领域，并且是其中成功率很高的公司，但它也有可能失败。
主持：是说它的“安全边际”不够高吗？
李录：这是两个概念。我们投资它的成本，如以今天来计算的话大概只有一两块钱，这在价格上有很大安全边际。所以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非常有信心持有，基本上买完之后就没怎么再动过。比亚迪的故事还没讲完，可能得等故事结束后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主持：“不懂就不投”是价投的核心理论，你常居在美国，如何能足够了解一家中国公司？
李录：了解一家公司不等于要了解它的全部，了解最重要的事情就可以了。
主持：具体一点，在投资比亚迪时“最重要的事”是指什么？
李录：比亚迪的故事很简单：公司创建人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工程师，他创办这家公司只用了30万美元的贷款，一直到上市都没有其他外部投资人。
主持：“人”的因素在你的投资中也有比较大的占比。
李录：很难一概而论。有些公司任何人来run都能做的不错，顶多是稍好一些，或稍差一些。但有些公司尤其是在初始阶段，创始人团队、高管阶层、企业文化本身就会是一堵很大的墙。最重要的特点还是他们能不断学习，尤其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这样才能走得比较远。
主持：汽车行业人称王传福是“狂人”，你们出生于同一年，你认为你们有什么相似性？
李录：我没那么狂（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性，但具体到个人我就不多评价了。投资决定已经表达了我的意见。
主持：比亚迪是科技公司，而巴菲特很少投科技股。
李录：伯克希尔只是不投不了解的公司。他们曾经花了110亿美金投资IBM，但这和IBM是科技公司没关系。
主持：你做投资以来犯过最大的错误是哪个？从中学到了什么？
李录：最重要的错误还是“不做”的错误。做了的投资中错误基本很少，近些年就更少了。（李录挺自负的，未来看邮储银行的结果）
主持：什么算是“错过”，什么算“过错”？
李录：“错误”是在我的能力圈内、但因不太理性导致。比如我已经看得很明白一件事情了，可是当我开始买的时候这个股票突然快速增长——可能短期内涨了20%，我一般来说不去追逐市场，我可能放弃了，甚至把已经买的也卖了。但若干年后，它的增长倍数很多很多。
至于我不了解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永远有更好的公司，比如你提到的一些“一年涨了多少倍”的公司，它们不在我的范围内。
主持：价投理论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其中每一条都是人人可轻松理解的道理，为什么到头来成功的人极少？
李录：因为人性不变。因为你可以随时买卖，可以把股票当一张可以交换的纸，像赌场里的筹码一样，赌性会被随时激发出来。所以我相信，还是秉性适合的人来做投资会比较好。
主持：你对人性有些悲观啊。
李录：这有什么悲观或乐观呢？就是客观事实，没有任何的道德立场。
理解人性是一个自知的开始，也是自我提高的开始，日拱一卒的提高我自己，这就是人生很大的乐趣了。
主持：你做投资师承芒格先生，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李录：太多了。查理扩大了我的视野，指出了我思维上的盲点。巴菲特说他一生遇人无数，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查理这样的人。比如他的“逆向思维”：反过来想时往往我们会有新的洞见。比如人在渴望成功时，逆向思维会先想什么情况下会失败，企业在什么情况下会失败。人有意识地避免失败，或离成功就不远了。
主持：一些更底层的思维方式，比如你反复提到的理性逻辑、你的史学观等等是如何形成的？
李录：我青年时期一直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李录曾就读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很早就了解物理学的方法，马斯克说的“第一性原理”也是如此：知识可以在共同的假设、实验和数据下向前积累。
如今在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真知往往很难建立，因为各种各样的观点一下就会俘获很多人的心灵，绝大部分人无法用理性思维。
主持：你会因此刻意回避一些主流声音吗？比如很多人强调“投资要投非共识”。
李录：这个里面是有一些choose（选择）的。若你欲求远高于市场的回报，必须有一些更深刻的洞见——往往是市场不太清晰的洞见，甚至是与市场相反的观点。那么因为市场最初给予了错误的定价，一旦你被证明正确，回报率自然会更高。
但并非说你只要违反市场，反着走就是对的。很多时候共识是正确的。
主持：今年投资圈中人人都说长期主义，这应该是价投群体的共识吗？
李录：我很反对用“主义”去定义很多事。短期是创造不了价值的，这是肯定的，但长期也不见得就能创造价值。很多差公司时间越长，价值毁灭越严重。投资是一件实事求是的事。
主持：回到你更早年的经历：你曾尝试过投资初创公司，而今为何选择深耕成熟型公司？
李录：我确实投资过十几家创始公司，我几乎是这些公司的共同创建人，比如全球市场财智（Capital IQ），我是它的第一个投资人（后来卖给了标普S&P）。
当时我还是出于对商业本身运营的兴趣，早期小型公司可能会帮助扩大我的能力。这对我后来理解公司的本质、取得竞争优势的困难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久而久之，我更爱上了那些大型、长期可预测的公司。每个人的能力圈不一样，能力圈有时是根据兴趣来定的。
主持：作为一个基金管理者，你如何扩大或加强自己的能力圈？
李录：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学习。我们雇的人比较少，喜马拉雅基金成立了23年，分析师一直不多。
主持：有些二级市场基金——比如高瓴已有几百人，景林也有30人左右的团队。为什么不考虑招更多的人来团队作战？
李录：人一旦多了，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投资中的研究和决策必须高度一致。
当然若是这样做VC就很难，这也是我后来不做VC的原因之一。VC还需要解决很多日常性的问题，比如派驻董事等等。
主持：你经历过许多濒临绝境的人生时刻，还有一些相当非主流的经历，这些过往对你有什么影响？
李录：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经历，这没办法选择、也没办法评价。只要把自己拿到手的牌打得最好就行。
另外，上山的路不只有一条。都想去爬喜马拉雅山，其实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山顶。
主持：将基金也命名为喜马拉雅，寓意是成为业绩最顶尖的机构？
李录：我以前就说过：我从没野心打造最大的基金，也从没想赚到最多的钱。
我觉得人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
第一条是：成为一个对他人有帮助的人，作为朋友、父亲、丈夫等，对其他人或社会有所帮助；
第二条是：continue your improvement（不断自我提升），无论是财富还是知识。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个蛮好的比喻，它是这样一座难登的山——过程是缓慢的，我们要找到持续坚持下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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