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京城春节流行“团拜”

清 吴友如 《新年团拜》（《点石斋画报》）

清代春节时，京城流行团拜文化。当然，这与当今的团拜会有一定的区别。清代的团拜，是京城官员或者同乡一起贺新春的团体活动。在清代，团拜是维系同乡以及同僚情谊的一种方式，因为团拜时保持着祭祀的古风，同时还有宴饮唱和，甚至还有看戏等娱乐，在娱乐活动不太丰富的古代，团拜深受官员的追捧。

　　当时有竹枝词记载：“团拜同年兴便增，传单分子乐应承。长安会馆知多少，处处歌筵占绍兴。”它所反映的就是新春佳节时团拜的热闹景象。

　　不过，也要看到，清代团拜固然有加强同乡或者同僚情谊的作用，但或多或少也有利用同乡、同僚的关系实现升迁等其他目的。

　　追溯“团拜”一词的源头，最早始见于宋代，据《朱子语类·杂议》记载：“团拜须打圈拜。若分行相对，则有拜不着处。”可见那时的“团拜”是指行礼的方式，也称“团拜礼”，并不是指专用于春节时的礼仪。明清以后，逐渐发展为京官新春贺岁的团体活动。

　　清朝时，在京城过春节，官场同僚间要团拜，师生间要团拜，同乡之间也要团拜。其中最重要的要数京城衙署的春节团拜，规模较大的则是九卿和六部的团拜。

　　根据记载，同治九年（1870）春节，礼部尚书万青藜、户部侍郎延煦、兵部侍郎宝珣以及工部尚书毛昶熙四人共同主持了九卿团拜。这种团拜，也是京师各衙署官员共同参加的一次“大型春节聚会”。

　　除了九卿和六部的团拜，各部衙署内部也有团拜，不过各部衙署团拜的举办时间不同。民国时，日本人冈本正文在编译的《北京纪闻》中提到了清代各部衙署的团拜时间，“每届新岁均择定吉期各司员谒见堂官，兹闻吏部、兵部定于正月之初四日，户部、工部于初六日，刑部于初二日团拜，盖是期该部院定当增一番热闹也。”

　　除了这种同僚之间的团拜，还有一种团拜比较常见，那就是同年团拜（科举时代称同榜或同一年考中者为同年）。明清时，在京做官，几乎多从科举出身，官员们也讲究师门和同年情谊，每年春节都要举行同年团拜，团拜人员一般都是曾经的座师（当时科考的主考官）和在京的同年。

　　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入仕之初，他经常参与道光乙酉（1849）以及咸丰丙辰（1856）两科的同年团拜，后随着官位的上升，他还会参加九卿和六部的团拜。

　　另外，在京城的同乡们，每逢春节也会举办同乡团拜，这种团拜相对于同僚和同年团拜，更随意一些。其规模不等，根据组织者的级别而定，全省的同乡团拜，人数就多，有时达到数百人；而府县组织的同乡团拜，也就几十人。参加者既有京官也有外官，还有来京的士子。

　　曾在工部、邮传部任职的孙宝瑄，是浙江钱塘人。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一书中，记载他在京任职时多次参加浙江省府的团拜。光绪二十八年（1902），“薄午，至杭州馆，杭人于是日团拜，冠裳跄跻。”第二年春节，“浙江同乡在越中先贤祠团拜，演剧设宴，余亦往观剧，到者约五六百人，皆浙人。”

　　团拜是春节期间京城官员们的一项大事，那么有哪些礼节和习俗呢？在数百年的演变中，清代团拜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礼俗，其中最重要的礼俗之一就是祭祀先贤。祭祀时众人整肃衣冠，焚香行礼，祈祷祝福，以示敬重。

　　京城的同年或同僚团拜会，第一项也是祭祀先贤。对于官员举子来说，要祭祀的正是孔子、颜子等先贤。翁同龢担任过国子监祭酒，根据他的日记，每年正月初二的国子监团拜在彝伦堂举行，“合署官毕集，余上殿行释菜礼，复同诣后殿及文公祠行礼，至敬思堂更衣，同诣彝伦堂团拜讫”。这里的释菜礼，就是祭祀先圣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等。而到文公祠行礼，则是祭拜唐代文学家韩愈，韩愈曾任国子监祭酒，后人就在国子监修建韩文公祠予以纪念（北京国子监韩文公祠部分建筑遗存位于如今国子监北侧的国学胡同）。

　　同乡团拜会，多在位于京师的该地会馆举行，不同地方的先贤，会根据各自省份的历史而定。比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杭州府同乡举行团拜，同乡们先到于忠肃公祠，“行团拜礼，然后群坐而饮，饮罢各散”。于忠肃公即一代名臣于谦，他是浙江钱塘人，因为于谦的卓越功勋，清代钱塘以及仁和等籍的京官，都把他视为先贤。

　　清代北京的春节团拜非常隆重。光绪年间，著名画家吴友如主绘的《点石斋画报》就刊载了一篇《新年团拜》，用绘画和文字的形式，描绘了官员新年团拜情形：“团拜始于京官，凡在同乡，由会馆中执事备贴分请，约期行礼……”通过画面可知，团拜的众官员身着官袍补褂，分列两侧，拱手相拜。

　　清末任武英殿协修的郭则沄在其《竹轩摭录》中也曾记载：“承平时，京曹同乡贯或同举进士举人者，每岁首，必衣冠会饮谓之团拜。其燕聚恒于各会馆，笙歌选日，车马如云。”

　　春节团拜会除了丰盛的酒宴以外，更是以丝竹助兴。清代按例京官禁止入戏园酒馆，但是春节团拜需要唱戏怎么办呢？则可由值年（每年团拜有专人轮值承办，称“团拜值年”）在衙署会馆延请戏班演戏，称为堂会。

　　特别是到了晚清，看戏成为春节团拜的重头戏。那时，堂会演出一般要安排十来出戏，时长达二三个时辰。后来，还增加了夜戏，剧目多达二三十出。

　　《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记载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丁丑同年在湖广会馆团拜时的一张堂会戏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演出了《天官赐福》《白良关》《探母》《锁云囊》《定军山》《拾玉镯》等，共二十九出。演员则有李长奎、飞来凤、杨宝珍等众多名角。当时有竹枝词这样写：“同乡团拜又同年，会馆梨园设盛筵。灯戏更闻邀内眷，夜深歌舞尚流连。”由此可以看出，京官对于看戏的痴迷程度。

　　春节团拜如此隆重，而参加活动的官员以及士子们，焉能没有感慨。他们对酒当歌，赋诗唱和。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祝德麟，多次参加同年和同僚的春节团拜，他写下了《团拜》一诗，抒发自己的情感：“会馆先谋地，传单次列名。载兴风在下，三让月初盈。序齿毛犹燕，论心迹暂井。侑欢丝与竹，洽兴琖加觥。懒仆扲华褥，馋庖觑冷鲭。年年修此举，当不虑寒盟。”（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