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云||一部书写近代山西金融业的史书 ——拜读黄鉴晖先生的《山西票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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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山西财经学院黄鉴晖副教授的交往，要晚于对其专著《山西票号史》的拜读。也就是说，引人入胜的《山西票号史》促使我拜见这位山西票号的首推研究专家。

先前我只知晓近代山西商业是出类拔萃的。据说，世界经济史学界将其列于意大利商人之侧，称雄数百年。有人说，将山西商人的活动写成小说、编成戏剧，毫不逊色于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然而，黄先生的这部近40万字的专著使我的视野豁然开朗，将我的关注点即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将中国银行业的存、放、汇三大业务完善起来，并成为执中国银行业牛耳的山西票号。

关于山西票号的研究，中外经济、金融史学界的许多专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起始于清末，抗战前达到高潮。最早从事研究的是英国在华传教士艾约瑟，他于1905年出版《中国银行与物价》，其中专门有《山西票号》一节，尔后是日本驻华领事和国内学者以及票号遗老。集大成者，有潘成锷翻译的《中国之金融》（上下册）、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卫聚贤的《山西票号史》，而成果最显著者，则是本土的黄鉴晖先生。黄先生今年68岁，从1960年起，他就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山西票号史的研究。前30年为资料的搜集、查寻、考证、积累和理论思考阶段，后几年为成果的创收阶段。在浩瀚的故纸堆里，他象查找无价之宝一样捕捉着一点一滴史料，而这些史料又不是现成、完善的，分别收藏于我国各大图书馆、档案馆内，有些史料甚至在民间、在各票号残存的遗址和遗址的周围。遗物、遗迹及历史传说的考证，甚至在蛛丝马迹中获取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参考价值的资料。这些耗费精力、体力的工作几乎耗去了他相当于奔波、伏案图书馆的时间。终于，历经数年笔耕之后，他迎来了硕硕成果，出版了集体搜集资料，由他编辑完成的《山西票号史料》（120万字）和在此基础上而就的专著《山西票号史》（36万字）、《中国银行业史》（31万字）、点校古籍《晋游日记》；即将出版和尚无出版期的《中国信用银行理论研究》（20万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25万字）、《明清钱庄帐局票号》（8万字）、古籍重编《于成龙集》（30万字）。黄先生已离休数年，但仍在不停地耕耘，眼下正起步撰写《中国货币信用论》。显然，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在这之后，他还有打算。用他的话说，要把学到的知识留到人间，不要带到棺木里去。即使不能出书（黄先生饱尝出书之难），也要力争在见马克思之前，将其都写出来。这就是这位将毕生精力都用于挖掘祖国金融发展历史宝库、成效卓然的人民教师的胸襟！

《山西票号史》堪称一部好的教课书，作为银行人，能够从这部教课书中系统地了解银行业的发展历史，了解现代银行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了解山西票号对金融业和近代工商业的杰出贡献，以探索金融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作为山西人，能够从这部教课书中挖掘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领略出显赫一个世纪的晋商风采，以继承和发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崇尚信义、和气生财”的晋商精神，重振晋商雄风，再现世纪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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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史》的功绩之一，是其展现了山西票号起源的历史背景、山西票号最初发展的三十个春秋、山西票号的大发展、山西票号发展的极盛与危机、山西票号的衰败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其系统性、完整性和历史演进的周密性是以往诸多著作所不可比拟的。

票号的发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不无关系；山西票号的发生和其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与山西商贸在中国商界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是不无关系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明清的发展末期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丧失土地的广大小生产者流向工商业城镇出卖劳力，为工场手工业和贩运牟利的大商业提供了条件，城镇里商贾云集，八方辐辏，各行各业星罗棋布，从事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这个阶段中，出现了工商业自有资本不足，迫切要求社会为其提供信用的必然趋势。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京师、张家口及山西太原、汾州府一些城镇相继设立了帐局，而其中最早的一家帐局叫“祥发永”，是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四万两开设的。帐局是为工商铺户服务的，通过存款和放款业务，集中和分配资本，在借者和贷者之间起着信用中介作用。工商铺户借款，是为了增加经营资本，用以雇佣职工，购买原料或商品。经过生产和交换过程，剥削工人（店员）的剩余劳动。由此可见，支付利息后，还会有一个余额，这便是借贷资本。无疑，帐局的发生和发展，对于工商业和国际贸易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国内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必然使货币流通量增大。大量货币在各城镇频繁地调拨，又必然成为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人贩运活动中的一大困难。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为其开办汇兑服务，减少不必要的现金运送，节约社会劳动，促进经济的繁荣。然而，帐局却没有能力胜任这一使命，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没有实行总、分号制。帐局的机构只设在一城一地，别处再无分店，在组织机构上不具备开展汇兑业务的条件。历史表明，票号的发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

为什么中国最早的票号产生在山西商人之手？又为什么首先由山西平遥颜料商创办？《山西票号史》也作了历史的阐述。世所公认，山西商人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代至清代是其发展的盛期，与徽商号称天下两雄，而且晋商富于徽商。有句不算古老的话：“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此话甚为贴切！山西的潞盐、煤铁、丝绸、棉织等许多生产都是比较发达的。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为全国三大丝织专业区之一，与苏杭并美。丝织和棉织业的发展，带动了颜料制造和销售颜料业的发展，山西平遥颜料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平遥颜料商商工混合，既是从事商业剥削，又掠夺手工工人的剩余劳动，反映出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过度的特征。西裕成颜料庄是山西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前身，在平遥城西大街和京师崇文门外草厂十条设店铺销售颜料。清嘉庆年间，西裕成总经理是雷履泰，在他主持号事期间，由于晋京间货款的调拨，常常要委托镖局运送现银。而那个时候，又遇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反对清王朝的统治和剥削，进入京师，打进故宫，加之灾荒年社会不安定，晋京间的货款靠起镖运现显然风险太大，雷履泰便萌生了在晋京山西商人间用拨兑法代替运现的主张，并很快实施。他先是为了自身货款和利润调拨找顾主拨兑，后来顾主为货款调拨也来找他拨兑，渐渐地，他兼营起晋京的会票。积年累月，雷履泰和商界都看到了拨兑的好处，雷履泰便增加资本，将颜料庄改营会票，牌号取名“日升昌”。日升昌票号的创立，把中国银行业推向初步发展的阶段，开拓了中国汇兑事业的新纪元，整个国家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开始走向以汇兑清算为主代替运现清算为主的时代。这俨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必然为社会广泛接受。

自日升昌票号之后，山西的票号一发而不可收。极盛时期，山西票号总数发展为28家，每家票号又有若干分店，分布在全国沿海、边远和内陆的八九十个城镇，形成了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山西商人因此而“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山西票号史》在大量翔实史料的基础上忠实地记载了这光辉的一页，同时，客观地分析了山西票号辉煌的一个世纪，最后不可避免衰败的历史原因。当然，山西票号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其必然被按西方股份制开办的大银行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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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史》的功绩之二，是对山西票号严格的组织机构、劳资关系、号章号规、汇兑制度、业务经营；票号与地方官吏、清政府、近代工商交通、外国银行、国内新式银行的关系；票号自身发展、极盛及衰败的过程进行了高度集中而又不失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记载，使后人能循着章节，汲取精华，能将古人的创举作为今日开拓的借鉴。

作为中国银行业之一的山西票号，实际上是帐局的延续和发展，它与帐局的根本区别是其实行了总分号制，分支机构遍及全国，全面经营了存款、放款和汇兑三大业务，反映了银行业从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它之所以能很快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枢，除去它所具备的机构上、组织上的优势外，便是它管理上的高招。比如，山西票号的一切业务管理、职工待遇和经营纪律，都有其严格的规定，其规定就是号规，在票号资本家和总经理看来，“凡事之首要，箴视为先。始不箴视，后头难齐。”或者说“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振兴各庄，端赖铺章”。号章号规虽然都在不断修订完善之中，但必须严格执行。主要内容有：营业方针和借贷政策、分号夥友的班期及有关规定、顶身股职工每年的应支款项、顶身股者去世后享受分红年限、经营管理与纪律等。号规的内容，就票号业务管理、培养职工精神看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能贴切体现物质利益原则的顶身股制度。顶身股是票号夥友以个人劳动为股份，不缴纹银，却能享受与东家银股等量分红的权利，顶身股是东家和总经理根据夥友对资本的效力和作用给的。虽然顶身股只涉及票号三分之一夥友的利益，但它在票号发展中产生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有利于加强和改善票号的经营管理，顶身股者“莫不殚心竭力，视营业之胜衰，为切己之利害”，千方百计把事业干好；第二，有利于改善经营作风，职工无不以改善服务态度为己任，以招徕更多的业务；第三，有利于促进职工钻研业务、学习技术，有利于培养人才，使得票号精通业务的内行大量涌现，出类拔萃的人物与日俱增。

自中国通商银行开办后，我国经营存放和汇兑的金融机构才开始被称作银行，而在此之前，社会上一般都说我国“向无银行”。黄鉴晖先生却认为，我国银行业包括帐局、票号、清咸丰以来较大的钱庄、银号及清末开办的银行、官银钱局号等在内的全部金融机构。清末银行的兴起，呈现出的是“由小银行向大银行、由商业银行向国家银行、由独资或合资无限责任向股份制有限银行过渡和发展”。票号对新设银行的兴起，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在：首先，票号或票号资本家为新设银行集股准备了条件，票号经过多年的经营，有了相当的资本积累，扩大了新设银行集股资本的来源。其次，票号经营存款、放款、汇兑、贴现业务的实践，为银行的经营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其三，票号为银行提供了经营管理人才。

票号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重要阶段，《山西票号史》如此完善地演进了这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其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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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史》的功绩之三，是其推出了一批在中国银行业史上有着重要建树的历史人才。这些人虽已作古若干年，但他们对中国银行业的贡献是值得后人追忆甚至投入力量去研究的。说到底，这些人实际上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先行者，是一代风流。他们中有票号的创始人，有票号的财东、经理、掌柜。黄鉴晖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这些人的历史功绩进行了评述，并将这些评述穿插在各个章节之中，使读者能从票号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看到这些人的审时度势的气魄和胆识，看到他们令人折服的经营之道和管理才能。比如，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执掌票号20余年，他不但善于理财，而且，善交各级官吏，在为官吏服务的同时，反过来盈得官吏的保护和支持。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这一段民族和阶级矛盾交织时期，高钰发挥了其特殊的才能。慈禧携光绪西逃，路经山西，由于高钰朝内有人，信息准确，他竭尽效力，终博得朝廷内外的好评，大德通社会信誉达到了空前高涨，其事业蓬勃发展。在社会大动乱期间，灵活地采取了“减少架本（存款）、紧缩放款、以应变乱”的战略，使大德通在众多票号摇摇欲坠，甚至倒闭的情况下，泰然处之，以至获益匪浅。渠本翘乃三晋源、百川通等票号的资本家，家资数百万，1906年，英国人侵夺山西矿产，晋人掀起赎矿运动，成立了“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渠本翘首任总经理，夺回了开矿权。但英国人又讹诈山西赔款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在地方财政相当吃紧的情况下，渠本翘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各票庄均认先行挪借，以免失信外人，而保晋省名誉，”按期交付了赎款。后人感慨：“若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日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渠本翘在争矿时，还与乔家共同出资，接办了山西官办火柴厂，改名“双福火柴公司”，这是山西省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

先人出尽风头，山西票号称雄全中国长达百年之久，这是历史。黄鉴晖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读来让人振奋不已。

《山西票号史》的内容丰富，研究也颇有深度。因此，研究这部满载19世纪辉煌的著作也有着一定的实际意义。愿更多的人捧起这本书，在悉心研究过去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开辟银行业的未来。

作于1994年10月

作者简介：刘小云，银行退休干部。中国金融作协，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诗词学会顾问，山西杏花诗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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