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校园暴力案中的个体会由被虐者转向施虐者？
题记：之前看了诸多被誉为国内的东野圭吾之类所写的推理小说，这难免让我想起洋务运动，技巧上的模仿已经是不行了，输大多输在了思想上。
故事梗概
小说其实不是典型的“侦探小说”，但是确实一个极佳的侦探小说。故事开篇的主人公是野野口（当时读的时候就觉得，除非让一开始的叙述者就是罪犯，这样的小说才会让人吓一跳的感觉，想不到东野圭吾就是这样做的），小说以野野口的视角讲述了他与朋友日高以及日高的新婚妻子交往，但是在两人接触之后，日高却被人谋杀了。看似的目标嫌疑人有自己的猫被毒死的邻居，哥哥的过去劣迹被纪实从而与日高产生纠纷的藤尾小姐。
故事进入下一部分之后，视角切换成了加贺警官，而从他的视角上看，叙述者野野口才是真正的凶手，而根据其缜密的推断，他在前三分之一小说就找到了凶手。然而整部作品的核心其实在作案动机的探寻中。野野口处心积虑的作案，其实就是等着借加贺之口说出自己“伪造”的作案动机，他让加贺怀疑其实日高这位著名作家威胁了野野口代笔，而理由就是野野口曾经和日高的前妻有过一段感情，并曾预谋合伙谋杀日高，却被日高发现，从此日高就以此为要挟去来迫使野野口长期代笔，而最终两人产生纠纷导致野野口杀人泄愤。
然而加贺对自己的研究出来的动机还是存在一些疑虑，本着自己不懈的探究精神，他进一步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其实日高并没有胁迫野野口代笔，反而是野野口为了陷害日高故意塑造的假象，而这一切全然是因为少时对日高的恶意。
在初中的校园暴力事件中，日高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孩子，而野野口是软弱且一被欺负就转而成为走狗的孩子。而在那时还是青少年的野野口竟然协助了校园暴力的老大对一个女孩子实施了强暴并拍了录像带，而这件事却被日高发现了，并被他拍了下来。由此野野口深怀恶意，并在日后对自己创作生涯不顺而日高却成为著名作家的现实深深不满，由于嫉妒而不断加深的恶意让癌症复发的野野口不顾日高曾帮助过自己的事实，决定先谋杀日高，再让日高“声名扫地”，这样才能化解自己内心的恶意，然而一切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加贺的观察。
短评
从技巧上来看，POV的手法已然不是新事物了，而不可靠的叙事者也是后现代主义所探索的一个点，然而落脚的校园暴力更不是新事。但是能够将侦探小说写成这样的高度并突破原有的类型小说的框架而去探索人性，恐怕东野圭吾已经展现了优秀的类型小说所拥有的能够并肩纯文学的潜力，从《恶意》到《秘密》再到之后的《白夜行》以及《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的野心已经超过了一个类型小说家的范畴了。可怕的是《恶意》已经是1997年的作品，而在如今看来对于校园暴力的描述以及人物叙事甚至是侦探小说方面的技巧对比国内同类作品来看竟然丝毫也没有过时，不知道是应该哀叹国内的文学作品的滞后还是东野圭吾的超前。
小说值得一说的有很多，例如不可靠的叙述人以及事先张扬的谋杀，但是作为一本文学作品来说，他探讨的一个东西是至今为止人们都还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就是人性的问题。在上世纪40-50年代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大行其道，人性成为一个本质上存在上的东西被大众所讨论的，然后在之后的数十年间，结构主义却声名鹊起，例如福柯这样的人物开始提倡人性不是一个客观唯心的存在，反而是一个组织机构通过自身的话术（discourse）以及包括教育、规训所贯彻而成的存在。那么回到现实的校园欺凌上来，小说表现的一点就是，人文主义者所言称的人性是不成立的，反而是社会环境以及教育铸就了人性。
小说中的野野口对于日高的鄙视其实并不是自我产生的，反而是在势利的母亲的影响之下而铸就的，而此后为什么又转为为虎作伥，去辅佐同学中的大哥去强暴女孩甚至录下录音带，并不是说他本身就是恶毒，其实有一个细节可以注意到，就是野野口本身也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但是被欺凌一下后，他就马上适应了，从一个被欺凌者转变成了校园欺凌者的跟班，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戒》所描述的那样，现实中的权力机构就好比是监狱，而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就好比是一个个罪犯，一旦罪犯违反这种权利机构的训诫，便立刻会受到惩戒，直到对方屈服从而成为现实的帮凶。如今的网瘾中心就是如此，而野野口就是那种个人意志力薄弱且极易投靠体制的个体。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校园暴力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孩童的抵抗力是极其有限的，极易受话术与训诫的引导，这就是教育为什么能够在孩子上更容易实施的原因。日高是个颇有骨气的男孩，但是也由于很有骨气所以特别会受到校园欺凌者的“关照”而反过来讲一旦受到欺凌就驯服的野野口本质上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孩子，而在东亚文化影响下，校园里多是这样意志力薄弱的孩子，并且在明白顺从欺凌者就能获取奖励的情况下变成了极端跟随者。这并不是所谓的被欺负而转生恶意要报复他人的行为，而是在接受了体制化的训诫之后，对于体制之外的人自然产生的鄙夷和不屑，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定位已经是在体制之内了，由此体制之外的一切便成了异己，那么理所当然一旦像日高这样面对欺凌者而摆出不顺从的姿态且在社会大获成功的人出现在野野口的视野中便会像打击目标出现在歼击机的雷达中一样。
对于野野口来说，日高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是彻底得消灭（包括对方所有成就和名誉），这种嫉妒如果从野野口的视角来解释其实就是，“我顺从校园暴力机制那么快，已然成为了仅此的校园施暴者中排名第二的人物，为什么就不能获取相应的地位和成功，反而被日高抓住了把柄。”这其实也解释了社会上一部分精日人群的想法，只有服从权威的体制才能获取成功，由此就算权威消失了，体制依旧是需要贯彻下去，不然自我就无法存活，这就是《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言的体制化的另一种变形。
由此思维和想法一旦接受并被贯彻下去便很难再用暴力来改变的，由此对于孩子可以用训诫，然而对于成年人就要采取话术了。在福柯的另一本著作《性概念史》中，“性”就是如此构建起来的，当然这又是另话了，不过这也反过来也解释了在这部小说中加贺为什么一开始会被野野口的描述所骗，故事也正如如此在变得跌宕起伏，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