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脾胃论》之李东垣为什么写《脾胃论》！

当代显学，经典之中，除了《内经》《伤寒》，当属《脾胃论》，内经的经典在于内容詹富，无所不包，是中医的基础之作。《伤寒论》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也是第一部寻根之作，把疾病的来龙去脉讲的非常清楚，所以他们流传千古。而《脾胃论》则是中医史上第二部寻根成功之作，伤寒论将外感疾病的根源归结为寒气，而《脾胃论》则将内伤疾病的根源归结为脾胃虚弱，这是一种内向自省的姿态，历来也是中国治学问的大方向。

在明代学术兴盛的情况下，历代大家都将《伤寒论》《脾胃论》跟刘完素、朱丹溪的著作奉为经典，有所谓的四大家。张仲景与其余四家同日而语，一方面是明代医家的家学规矩决定的，另一方面则是明代治学习惯使然。

向理学转向

学术转向奠定基础

《脾胃论》的背景是金元之际，此时的北方金实施的是宋代的教育制度，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需要通过攻读《四书五经》来获取功名，对于适龄青年来说，大多数的人是学习过四书五经的。另一方面，南边的理学的思潮也在北方产生了影响，北宋以来的思想文化其实都是内向自省的方式，这跟汉代的外向相求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伤寒论》与《脾胃论》是一种文化的两种方向的产物。

正是因为如此，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学术被现代西方影响，导致向外寻求，向外突破，《伤寒论》也越来越得到大家的重视。

内伤外感

内伤外感是大关节

按照李东垣同时代的人元好问的说法，脾胃论的出现其实是基于瘟疫，“往者，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皆谓由伤寒而殁，后见明之辨内外伤及饮食劳倦伤一论，而后知世医之误”。因为战争频繁，再加上气候不适宜，脾胃疾病导致的瘟疫死伤无数，而李东垣以内伤外感作为辩证标准，分而论之，救了不少人，以至于元好问这种大家，名人都了解，所以脾胃论的契机其实是瘟疫。而瘟疫的学术基础还是内伤外感辨惑论。

辨惑论中，李东垣首先指出“徧观内经中所説，变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过度，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役所伤而然。夫元气、糓气、荣气、淸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内经》虽然将疾病病因分成很多类，但是关键的因素却是胃气。胃气的观念其实也是《内经》和《难经》的核心观点，可以说这是对内经、难经的删繁就简。但是，大家别忘了，这段话的主题却是“辨阴阳证”，也就是说，在阴阳的大环境下讨论胃气。

重大疫情是契机

重大传染疾病的产生，在《黄帝内经》之中有详细的论述，如果按照七篇大论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十二年，每一次传染疾病的产生都是基于两个要素。一是湿气，湿气可以通过水等媒介的传播，使疾病得到广泛的传播；一是热气，热气则通过空气等媒介广泛传播。湿气重导致的瘟疫也一般是湿热，如辰戌丑未四年的疾病就是这个特色，李东垣所说的壬辰年大疫就是这种情形，。还有一种热为主的，那就是子午卯酉年、申酉巳亥年的则主要是热气。

“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大过，感而伤人，而又调治失宜，其死也无疑矣。非惟大梁为然，远在贞 兴定间，如东平，如太原，如凤翔，解围之后，病伤而死，无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亲见，有表发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气汤下之者，俄而变结胸、发黄，又以陷胸汤、丸及茵陈汤下之，无不死者。盖初非伤寒，以调治差误，变而似真伤寒之证，皆药之罪也。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辄以平生已试之效，着《内外伤辨惑论》一篇，推明前哲之余论，历举近世之变故，庶几同志者，审其或中，触类而长之，免后人横夭耳！僭易之罪，将何所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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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的境遇跟张仲景是一致的，张仲景所处的年代也是一样的。到了明末清初，吴又可的《瘟疫论》等都是在大疫面前敢于突破古今的界限，开拓出一条拯救万民于水火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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