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疾控中心JAMA发文：72 314例COVID-19病例揭示新冠病毒疫情特点和经验教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CDC）最近公布了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大的COVID-19病例分析报告（72 314例，更新至2月11日）。2月24日，CCDC的研究人员在JAM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总结了该报告的主要发现，并讨论了对COVID-19疫情的新认识和经验教训 [1]。
COVID-19疫情的流行病学特征
在总共72 314例病例中：
确诊病例44 672例（62%；根据咽拭子样本的阳性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进行诊断）；
疑似病例16 186例（22%；仅根据症状和暴露情况进行诊断，由于检测能力难以满足当前需要，未进行检测）；
临床诊断病例10 567例（15%；此分类仅在湖北省使用，这些病例未进行检测，而是根据症状、暴露情况，肺影像学表现与冠状病毒肺炎一致进行诊断）；
无症状者889例（1%；病毒核酸检测阳性，但缺乏发热、干咳、乏力等典型症状）。
确诊病例的基本特征：
1）大部分病例集中在30～79岁之间（86.6%），9岁及以下病例占0.9%，10～19岁病例占1.2%， 80岁及以上病例占3%左右。
2）多数病例在湖北省确诊（75%），其中多数报告与武汉有相关接触（86%，即武汉居民或访客或与武汉居民或访客密切接触）。
3）81%为轻症病例（表现为非肺炎和轻度肺炎症状）。14%为重症病例（表现为呼吸困难，且呼吸频率≥30/min，血氧饱和度≤93%，PaO2/FiO2比值＜300，和/或在24~48h内肺部浸润＞50%）。5%是危重病例（表现为呼吸衰竭，败血性休克和/或多器官功能障碍/衰竭的病例）。
图片来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
总病死率为2.3%（44 672例确诊病例中1023例死亡）。9岁及以下组无死亡病例，但70～79岁组病死率为8.0%，80岁及以上组病死率为14.8%。轻、重症病例均无死亡报告。危重病例的病死率为49.0%。既往合并症患者的病死率升高，心血管疾病患者为10.5%，糖尿病为7.3%，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为6.3%，高血压为6.0%，癌症为5.6%。在这44 672人中，医务人员1716人（3.8%），其中1080人在武汉（63%）。总体上，14.8%的医务人员确诊病例被分为严重或危重病例，5人死亡。
COVID-19在短短30天内迅速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全国。无论是快速的地域扩张，还是病例数量的突然增加，都让中国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部门感到惊讶，并很快不堪重负，特别是在武汉市和湖北省。流行病曲线反映出这可能是一种混合疫情模式，早期病例提示有一个连续共同发病源，在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可能有人畜共患疾病外溢，后期病例提示存在一个传播源，病毒开始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COVID-19确诊病例流行病曲线。每日确诊病例数按出现症状日期（蓝色）和诊断日期（橙色）绘制，它们之间的差异说明发病时间与用病毒核酸检测诊断COVID-19之间存在延迟。该图的x轴（日期为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2月11日）也被用作流行病应对中主要里程碑的时间线。12月26日（n=4）和28–29日（n=3）分别出现了最初几例病因不明的肺炎。棕色方框显示中国政府采取的重大疫情应对行动。浅黄色区间为正常安排的农历新年国定假日。深黄色区间为禁止上学和工作的延长假日。（图片来源：JAMA [1]）
COVID-19与SARS和MERS的比较
目前的COVID-19疫情与先前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02–2003）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2年起持续存在）疫情既相似又不同。SARS是由中国广东省市场的一种人畜共患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自蝙蝠通过果子狸传播）传播引发的。MERS也被追踪到起源于沙特阿拉伯的一种人畜共患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可能来自蝙蝠通过骆驼传播）。所有3种病毒感染通常表现为发热和咳嗽，这频繁导致下呼吸道疾病。此外，与老年和基础疾病相关的临床预后较差。对患者的支持性护理通常是标准方案，因为尚未确定具体有效的抗病毒治疗。
2003年7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SARS疫情得到控制。29个国家共报告8096例SARS病例和774例死亡，总病死率为9.6%。而MERS仍然没有被控制，到目前为止在27个国家造成2494例确诊病例和858例死亡，病死率为34.4%。尽管SARS和MERS的病死率要高得多，但COVID-19由于病例数量众多，已经导致了更多的死亡。截至2020年2月18日，中国已报告确诊病例72 528例（占全球总数的98.9%），死亡1870例（占全球总数的99.8%），这意味着目前的粗病死率为2.6%。然而，COVID-19病例的总数可能更高，因为在识别和计算轻症和无症状病例方面存在固有的困难。此外，中国对COVID-19的检测能力仍然不足，意味着许多疑似病例和临床诊断病例尚未计入分母。病死率的这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湖北省（2.9%）与湖北省外（0.4%）病死率之间的重要差异来反映。尽管如此，所有病死率仍需谨慎说明，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SARS和MERS的二次传播主要发生在医院。COVID-19也正在这种背景下传播，截至2020年2月11日，在卫生工作者中观察到3019例病例（其中确诊病例1716例，死亡5例）。然而，这不是COVID-19传播的主要手段，相当大的传播似乎发生在密切接触者之间。截至目前，湖北省以外的20个省共报告1183个病例簇，其中88%的病例簇中有2至4个确诊病例。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记录在案的病例簇中64%为家庭群。因此，尽管COVID-19似乎比SARS和MERS更易传播，而且许多关于COVID-19基本再生数R0的估量已公布，但现在就制定准确的R0估算或评估传播动力学还为时过早。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对COVID-19疫情蔓延的应对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提高了应对疫情的能力。其中一些努力在应对COVID-19疫情中是明显的。例如，在2002–2003年的SARS疫情中，中国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时，已经产生了300例病例和5例死亡。而在COVID-19疫情中，世卫组织接到通知时（2020年1月3日）只发生了27例病例，死亡人数为0。自世卫组织发出通告之日起，SARS-CoV被识别的时间为两个月，而COVID-19病毒被识别的时间仅为一周。
SARS和COVID-19疫情的时间线比较。（图片来源：JAMA [1]）
COVID-19爆发的时间在中国农历新年假期之前，这是中国考虑如何应对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上讲，这是一年中最大、最重要的节日，人们期望回家与亲人团聚。这段时间人们出行数达十亿人次，他们大多乘坐拥挤的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这意味着每一个感染者都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和距离内产生许多密切接触，政府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中国知道COVID-19还没有特定的治疗和预防方案，如靶向抗病毒药物和疫苗，因此重点关注了传统的公共卫生疫情策略——隔离、检疫、扩大社交距离和社区封闭。
已确诊的COVID-19病例立即在现有医院的指定病房隔离，并迅速新建两所医院，以隔离和照顾武汉和湖北日益增多的病例。与COVID-19病例有过接触的人被要求在家里隔离，或者被带到特殊的隔离设施中。大量大型集会包括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被取消，武汉和湖北各地城市的交通受到限制和严密监控。后来几乎全国所有的交通运输都受到限制。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实现社会隔离。此外，湖北省武汉市及周边15个城市约有4000万至6000万居民受到社区封闭管理。尽管这些类型的传统疫情响应措施在过去已经成功使用，但还从未如此大规模地执行过。
对于这些行动是否合理以及对疫情的反应是否相称，存在一些问题。有些人认为，其中一些做法可能侵犯公民自由，有些措施被认为太严厉。然而，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个人权利，那些没有感染，但有感染危险的人的权利也必须得到考虑。当然，这些方法是否有效（例如，减少感染和避免死亡），以及产生的潜在益处是否超过了成本（例如，经济损失），将被争论多年。
下一步
重要的是，中国目前疫情应对活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帮忙“争取时间”，让科学研究在COVID-19变得过于泛滥之前迎头赶上。中国非常感谢国际科学界和公共卫生组织的帮助。全球社会相互关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新出现的病原体难以受限于地理政治边界。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能力的积极投资对于有效应对像COVID-19这样的流行病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继续改进对这一重大疫情的国际监测、合作、协调和沟通，并为应对未来新的公共卫生威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