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悦读丨散文】苏音《 1978，那些犹存的记忆》
文/苏音
【作者简介】张跃飞，笔名苏音，会计师、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汕头社会心理学会会员、市作协会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小公园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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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是有着不少难忘记忆的年头，这一年的7月，我在高中毕业整整三年后，走进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工艺厂当了学徒工。这一年的12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社会生活因而有着许多新变化。
当年，我家在外马路的老图书馆大院里，原日本神社的左边搭了一座1百多平方的临建房，灰土角垒墙，竹棚油毡屋顶，曾是市技工学校的临时校址，1977年搬走后成了我们家的安置房，虽简陋可宽畅舒适，还有2、3间附属的小房子，做了我们的厨房、浴室和养鸡房。环境也不错，屋旁有3、4棵茂盛的金凤树，屋的一侧还有个几十平方的小池塘，房子冬暖夏凉。
大院挺宽阔的，正中是原来那座神社，它的右前面也是一座简易建筑，之前是市委的食堂，现成了市图书馆的阅览厅，就在元旦前，从福平路迁过来的市图书馆在闭馆多年后重新对市民开放了。这让仍在待业无所事事的我，有了一个好去处，每周都可以在阅览厅泡上几个半天。那时的阅览厅尚没有开架取阅这一说，除了报纸是自由取阅外，期刊需凭“证”抵押如工作证、医疗证等，我还没有工作，无证可押，更办不了借书证，开始只能净看报纸，渐渐和管理员熟悉了，也能借阅柜台内展架上的杂志。
元旦当天，上午我在阅览厅度过的，下午待在家里，陪来访的父辈朋友泡茶。日子对我来说颇有些寂寞，从饶平二中毕业都2年半了，工作还迟迟未能落实。熟悉的同学们都在县里边，多数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在汕头有交往的几位童年朋友，有的参军走了，有的参加了中断10年刚刚恢复的高考，那是惟一一次在12月份举行的高考。
晚上，无聊的我去逛街，小公园一带人头攒动，往来熙攘。此时人们的衣装正从原来多年一贯制的灰蓝色单调款式开始多样化，灯火通明的百货商店里，女人们流连着从不太丰富的供应品种中选购心仪的衣服或布料。此时，街上已经流行喇叭裤，也听闻过在有的地方单位领导拿着剪刀守在门口剪员工的喇叭裤腿，可国门初开时尚已悄悄地进入大众生活，爱美的女性流行烫发，标准发型是电烫的“菊花式”；在少数有“南风窗”（海外华侨亲戚）的人家，已有了2喇叭的收录机和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机；而邓丽君、凤飞飞等流行歌星虽还不为大家熟知，可她们的歌曲已通过录音带更多是收听海峡对岸的广播而流传。
（八十年代的商场）
社会生活在悄悄地变化，不时可见成双成对亲密逛街的年轻恋人，在内陆叫轧马路，而本地有更形象的词“数街路石”，到野外约会晒月光则叫“捻草芯”。女孩子大胆地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双手自然地搭着男孩的腰，可若是碰见了熟人还是会赶紧跳下车来，腼腆地打着招呼。那时，人最多的是影院，大批文革封存的影片解禁，一些外国影片引进让人们目不暇接，新华、新观、大光明等几家老牌电影院总是人潮如涌，场场满座。有时候竟是24小时不间断放映，一场接着一场，记得上映《多瑙河之波》时，就凌晨4时还有一场，看完出来天亮啦。舞台片《红楼梦》也放映深夜场。有的大单位也不时租来影片内部放映，如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地区公安处就经常在星期六晚上放露天电影，恰好有一位老乡在那里，时不时会隔墙喊我们丢过几张入门票来。
春节到了，时兴家家户户都摆上一盆水仙花，以大年初一应时绽放为吉兆。拜年的人特多，亲朋互相上门几乎川流不息，陪父母接待从早到晚我不记得换了多少泡茶，只知道喝茶喝得头晕乎乎的，饭也不想吃。年初一晚，公园放焰火，10点许回到家，惊喜地见到饶平来了两位同学，一番畅谈至深夜不休。同学住了3天，白天他们或上街或走亲访友，晚上则促膝谈心，也一起去了文化宫逛了商场，还专门托人弄来了两张新上映的反特故事片《熊迹》影票，请他们观看，其中的电子配乐和激烈的打斗，让观众大呼新鲜。
图书馆的新杂志上架，1月份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描写数学家陈景润刻苦钻研的报告文学，如一夜春潮卷起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重提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更鼓舞了人们求知的欲望。大约3月份，高考放榜了，两个童年时的朋友，一个上了湛江的大学一个考入广州的中专。送走他们，我心情挺落寞，本来就寥寥的朋友几乎都走了。
五一节，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汕头也能收看到图像常不太稳定的电视节目了，在父辈的朋友家里我第一次从9英寸的屏幕上看到了《新闻联播》，然后是话剧《西安事变》，舞台上第一次出现领袖形象。夏天到了，金凤花开，飘红铺地，图书馆在神社的旁边，与我家房子连线成直角处建成了两层楼的外借处，正式向市民开放图书外借。每天借书的读者络络不绝从家门外经过，周末更是门庭若市，女性们穿着色彩缤纷的裙装，不时在落满花瓣的门前飘过，从早直到晚。此时，由“伤痕文学”而起的文学热风靡全国，几乎遍及各个阶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短篇《伤痕》、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陈国凯《我该怎么办》等等，有人说读“伤痕文学”，全中国的读者流的泪可以成为一条河，这也更促成了当年的阅读热。
（七十年代末）
8月底，我接到了通知，到工艺公司属下的市木雕厂报到。不由在高兴之余有了不少憧憬，马上写信告诉了同学与朋友，还有老师，很快老师就回了信。第一天的工作是磨刀，我们五、六个学徒工，来到一个旧礼堂的闲置舞台上，隔着竹篱笆的台下大厅是另一个车间，机声轰鸣、噪声震耳，在台上说话都得大声嚷。几把竹椅、两张长条工作台，就是我们的学艺场所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师傅，抱着一大捆各式各样的雕刻刀具，给我们每人各发了三、四十支和两块不同的磨刀石，说：“你们先学磨刀。这是基本功，刀磨不好就别想干好活。要掌握准磨的角度，保持锋面平整，才能磨得锋利好使，半个月能学会磨刀就不错了。”然后给我们一连磨了好几把作示范。也有些不以为然，这简单的磨刀还要学上半个月？下班前师傅来检查，很干脆地说，没一把合格，重磨！以后几乎天天如此，有时自以为挺不错了，师傅来了一看就又给扔一边去。师傅们没来这里的时候，并没谁来管理我们，可那年月的我们却没有谁耍滑偷懒，都那么认真、努力，时不时还相互观摩交流如何才能磨好刀。那时，我们也就十七、八岁，大的也没过二十。
国庆节休假3天，两天都大雨不断，第3天放晴了，没料到高中时的老师来汕头开会竟专门来访，师生从下午聊到晚上。节后上班，我们磨刀也算“毕业”了，恰好遇上厂里要赶一批出口产品，培训组也破例承担了部分生产任务，厂部给我们学徒下达了每人每天至少完成十五个木雕花粗坯的指标。为尽快掌握技术，我们围着、追着师傅学，有空隙还到别的班组去观摩讨教；为不影响上班时用刀，把刀具带回家里来磨；好不容易盼来一个休息日，又常请来技术员讲理论课。虽说完不成指标并不扣工资，可我们和其他工人一样，天天晚上自觉加班三、四个钟头，争取超额生产，而加班的报酬就仅仅是夜餐费两角钱人民币。确实，这很累人，却从未有人迟到早退，有的感冒了也不请假。
独幕话剧《于无声处》上演，电视台转播，该剧仿《雷雨》的结构形式，强烈的戏剧冲突中表现了尖锐的矛盾斗争和人们的内心世界，还有真诚的亲情、爱情、友情，使文学从10年的“文革”禁锢中解放出来，给人耳目一新。由于有预告不少人都到有电视机的人家去观看，过后好些日子都成了谈论的话题。不久，一部名为《望乡》的日本电影在电视台播出，给国人一种带来了空前的冲击，那个晚上在我去看电视的那家人，10多平方米的房间竟坐满了10多个观众。
那时，生活单纯、朴实；人们真诚、热情。在学艺间隙我们的聊天海阔天空，也互相传借阅小说，什么《简爱》、《红楼梦》等中外名著，还有《第二次握手》、《天安门诗抄》之类的手抄本。工余闲暇，我们或相约着去海滨广场散步，在那观看过前来冬训的吉林青年等足球队与市工人队、体校队的比赛；或忙中偷闲，一起到新华、工人影剧院看场电影；再不就下班后邀约着到谁家喝茶。进入12月，厂门口贴了职工大学和中专招生的消息，可当时报考得经单位批准，大厂也才几个名额，我们只好望学兴叹。此时出现了学英语热，汕头的广播电台也开播了学英语节目，我和培训组的二三人相约着设法买来教材坚持收听了一段日子。在安于平淡、恬静的日子同时，我们无不期盼多色彩的生活，也追求着不平淡的未来。
12月24日，厂里通知大家晚上在家自行收听电台重要广播，8点，打开收音机听到是中央的，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了，社会跨进了新时代，而我们也在更多的期待中，迎来 1979年的新年。
（1978年中山公园茶座）
（图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