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传统哲学重“学做人”，这已是国人的共识，特别是就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来说，更是如此。张世英以为，中国传统哲学所要求“做人”之人，过于重人事关系之现实，缺乏西方传统哲学之“仰望星空”的眼光，西方传统哲学所要求“做人”之人，过于抽象，忽视现实生活。处当今之世，谈“做人”，就应该中西互取对方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做一个既不脱离现实，又能超越现实之人，也可以说是做一个“栖居大地，仰望星空”的人。
文 | 张世英
关于中西传统哲学的区别，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概说：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可以概说为西方传统哲学重理性思维、重分析，中国传统哲学重感性直观、重综合；从人生在世结构的角度来看，可以概说为西方传统哲学重“主客二分”，中国传统哲学重“天人合—”，如此等等。其实，说得简单通俗一点，则可归结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各自爱说的一句口头禅，即，中国传统哲学重在教人“学做人”，西方传统哲学重在教人“仰望星空”。上述各种不同角度的概述，皆由此而来。
说中国传统哲学重“学做人”，这已是国人的共识，特别是就中国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来说，更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儒学自孔子开创以后，几千年来，其主要内容只是一种伦理学，大谈人伦道德关系，极少涉及人对宇宙自然的科学研究，其所谓“为学”也主要是讲“学做人”。不过，儒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学做人”的具体含义，做什么样的人，不同的儒学有不同的看法：孔子讲仁学，讲仁在爱人，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为人为己，这些都是孔儒思想的可贵之处，值得大加颂扬。但他的爱人是在血缘关系的总原则之下进行的，受血缘关系的限制，人情大于法治，以致连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还要隐瞒不说，才算“直”人。他的“为人为己”之“己”，有尊重自我的合理思想，这一点也不可否认，但他的这类合理思想，被湮没在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素朴混沌的群体意识之中，不能转化为现代的主体性意识。而且孔子要求做一个严格贵贱等级制度下的子民。孔子教人“恶居下而讪上者”（《论语·阳货》篇）教人见小官，言谈和善，见大官，恭恭敬敬；教人在走过君王坐过的空座位时，也要脚步放快，好像说不出话来，升堂，要憋着气，好像喘不过气来，走出来后便怡然自得（《伦语·乡党》篇）如此等等。孟子的儒学大大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但与孔学所要求的做人目标，大有不同甚至相反：与孔子之“恶居下而讪上者”相反，孟子教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与孔子之“过位，………其言似不足者”相反，孟子教人“民为贵，君为轻”。荀子之儒学主“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也与孔子的原始的“天人合一”相反。至于宋明之理学、心学则更是大大发展了孔子的做人之学，其思想之深厚，许多儒学专家已有专门的论述，不待我言。关键的问题在于，几千年来专制制度下的君王都以尊孔来统治民众的思想，民众受其影响，大都以孔子儒学的做人目标来做人。一般虽然孔孟并提，但几无尊孟一说，明皇朱元璋在看到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以后，甚至要把孟子头像从神庙中撤下来。《论语》至今还是第一必读书。针对孔儒思想长期在民众心目中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情况，我以为，今天我们学孔子儒学，一定要对它一分为二：一方面继承和弘扬其仁学合理之处，一方面要摒弃孔子那种在君王面前的卑下心态。而且，学儒学之做人，决不能只限于学孔儒，还要学孟儒之人权、平等的思想，学荀儒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学宋明儒学民胞物与、一体之仁的思想。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人，我们谈做人，也不要一味片面地学儒，还要学墨子之兼爱的思想，特别是学老庄道家那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与儒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哲学不同，西方传统哲学，不是只重人伦关系的伦理学，而是更着重讲对自然的研究，讲自然科学，讲自然哲学、宇宙论，讲认识论。黑格尔在讲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泰勒斯时，就说过，哲学“教人从世俗现实生活的泥坑中站出来仰望星空”。如果把中国儒学称为“学做人”之学，那么，西方传统哲学就可称为“教人仰望星空”之学。如果说“教人仰望星空”之学也是一种“学做人”之学，那么，“教人仰望星空”和教人做各种人伦关系指导原则下的“仁人”，则是两种大不相同的“做人”之道，也是中西传统哲学的重要区别之处。西方传统哲学，自柏拉图到黑格尔，两千多年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一直由“概念哲学”占主导地位，把最完满的理念放在最崇高的理想地位而无限向往。人，自从苏格拉底突显以来，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主体，把大自然作为客体，加以研究，从而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宇宙论、本体论、自然哲学、认识论、方法论，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仰望星空”的结果，而非单纯注重人生现实生活的伦理学所能达到的。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从字面上看，似有仰望星空之意，其实不然：儒家“天人合一”之“天”，除荀子主自然意义之天外，一般大多非指自然，“天”不在“人”之外，如“仰望星空”之“星空”作为主体之“人”所认识、研究的对象，故儒家的“天人合一”产生不了西方传统哲学所包含的自然哲学、认识论之类的上述内容。西方传统哲学也讲人伦道德的伦理学，但它一般都强调人的独立自主之自由本质，它不仅像斯宾诺莎那样讲“认识必然性”之自由，而且像伊壁鸠鲁、奥古斯丁，特别是像康德，那样讲“超越必然性”之自由。康德说：人作为道德的主体，具有自由，“这个主体”“意识到他是一个‘物自身’”，“是不受时间条件所支配的”（注：意即不受必然性支配）。康德最终把这种出自“整体”（“本体”“物自身”）的自由意志归结为人的“良心”。有“良心”的“主体”“作为物自身”（“整体”“本体”），是“绝对命令”，它完全“自发性”地产生道德行为，此“自发性”是不能用物理学的必然性加以说明的。康德对人的自由本质的上述这些分析，完全否定了所谓自由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论调，明确提出了自由在于超出必然性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为人的自由本质第一次做了细致的、系统的论证，这是康德的一大贡献。由此可见，西方伦理学所要求“做人”的“人”，也大不同于中国儒家所要求“做人”之“人”。黑格尔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具有抽象性，康德的伦理学把自由放在超验的领域，也有抽象之弊。主体性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人专制主义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弊病。黑格尔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人文哲学，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抽象性，强调人的现实生活的意义；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人类中心思主义与个人专制主义，强调与他人共生的思想；这些都自觉不自觉地接近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现实生活与重群体主义的合理思想。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画家杜尚甚至且明确强调艺术生活化，自觉不自觉地张扬中国禅宗的洒扫应对都有禅意以及中国传统的亦此亦彼、阴阳合一的思想。所有这些，都说明西方哲学正走向中国。这和中国哲学自明清以后，更主要是从１９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的潮流，二者正形成中西哲学相互交流之大势。但这种大势也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行的。我以为，中国传统哲学所要求“做人”之人，过于重人事关系之现实，缺乏西方传统哲学之“仰望星空”的眼光，西方传统哲学所要求“做人”之人，过于抽象，忽视现实生活。处当今之世，谈“做人”，就应该中西互取对方之所长，补己之所短，做一个既不脱离现实，又能超越现实之人，也可以说是做一个“栖居大地，仰望星空”的人。张世英，当代著名哲学家；1921年生，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1946—1952年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至今，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主编、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曾任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全国西方哲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曾应邀到德国美因兹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作学术讲演，在美国、瑞士、法国、德国参加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主要著作有《张世英回忆录》《中西文化与自我》《美在自由》《张世英讲演录》《我的思想家园》《归途：我的哲学生涯》《张世英自选集》《境界与文化》《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天人之际》《北窗呓语》《进入澄明之境》《张世英学术文化随笔》《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黑格尔小逻辑译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辞典》（主编）等。宇宙这一“万有相通”的网络整体中的每一个交叉点（每一事、一物、一人），都既有其当前呈现的状态，又有其背后作无穷尽的联系为背景。用中国美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秀”，后者叫做“隐”；用西方哲学的语言来说，前者叫做“在场的东西”，后者叫做“不在场的东西”（海德格尔称前者为“显现”，后者为“隐蔽”）。是后者构成前者、形成前者、成就前者；后者是前者之源、之母。宇宙间的任何一事、一物、一人，皆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显”与“隐”的融合。
[美] 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 著本书就主题来说，旨在系统地描述作为个人的精神理想的“无为”或“轻松自如”。在战国时期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起的作用，再现无为充当道家和儒家共同理想的过程，同时揭示其固有的概念矛盾，因为这种矛盾推动了战国时期思想的演进。就方法论而言，本书希望用当代概念隐喻理论来研究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必成熟。本书专门研究战国时期的中国，但与其主题和方法论相关的讨论，必然超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范围，甚至会扩展到晚近东亚宗教思想或西方所谓道德伦理传统，凡是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无为”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就不陌生，也可谓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概念隐喻研究法——乃至此法所依据的“涉身现实主义”的原理——还能为比较思想研究、甚至一般的人文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工具。第一部分为比较哲学的理论探索，主要区分了比较与判教的问题。除了阐述如何运用“判教”的思维与方法，还对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附会现象，比较哲学与思想过程中深刻的洞见与不自觉的文化偏见、比较哲学研究过程中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的理解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理论探索。第二部分对具体哲学问题以及少数哲学家的比较哲学研究的成果作一反思性的研究，特别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哲学家对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赞美与批评的重省，为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建设，提供一个镜像式的参照系。第三部分从“世界哲学”的角度来探索性地站在中国哲学的立场上来思考比较哲学的前途与命运问题。（Effortless Action:Wu-wei a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Spiritual Ideal in Early China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Families of Virtue: Confucian and Western Views on Childhood Development）（The Geography of Morals: Varieties of Moral Possibility）（Natural Moralities: ADefense of Pluralistic Relativism）（Why Be Moral:Learning from Neo-Confucian Cheng Brothers）《孟子与早期中国思想》、（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