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且涟猗 || 母亲远行三十年

清 且 涟 猗

风 流 著

心 动

母亲远行三十年

2009年元旦,我习惯性地回首,盘点岁月。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是母亲。

昨晚,我陪年过八十的父亲喝了点酒,算是过年。——真正隆重的仪式,还要等25天后的农历春节。天冷,父亲在我这里并不冷。我住的楼房里有暖气,不像老家的寒舍。

现居城里,心却总还张望着东南方向的老家。那片熟悉的土地上,不,是土地下,有母亲独居的房子。母亲,正值数九寒天,您那里冷吗?三十个年头了,虽然,只有每年的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您的子孙才定期来给您打扫卫生,送钱送物,但我们从来就不曾忘记您啊。

还是按农历说吧。四十二年前,四十二岁的母亲开始孕育我。命运无情,我们母子只在一起生活了短暂的十二年。这十二年,包括我有记忆能力前的三四年,也包括母亲患病后直至辞世,神智如小孩的一两年。但四十多年来的生活阅历告诉我,母亲给予我的已足够多。她那温暖的目光,穿越三十年的时光隧道,一直投射到遥远的未来,始终在为我,为她所有的子女探路、护航。

母亲的饭桌

母亲的饭桌在哪里?母亲有饭桌吗?

有的,有的。

母亲的饭桌在忙碌的田间地头,是树荫下,那托着粗瓷大碗的手掌。这本是一双细腻的玉手,却捆扎了太多艰难的日子。它,晒黑了,粗糙如沙石,干裂似旱泥,却是我最好的“痒痒挠”,无指甲的利刃,多催眠的熨帖。

母亲的饭桌是那面烙饼的鏊子。烙出的饼,大的是煎饼,地瓜面的,有时也掺点棒子面,高粱面的好像也有过,但绝少纯棒子面的。小的就是麦子面做的白面饼,在小鏊子上烙的。如果烙白面饼,母亲就有桌无饭了。白面饼都是烙给别人吃的,帮忙杀麻的,盖房的,垒墙的,推土推粪的,干的全是力气活,需要最好的招待,有着最大的饭量。收成好的年月,偶尔也烙过一两回油饼、菜饼,但不多见。

母亲的饭桌是那烟熏火燎的泥巴灶台。仅有的一点饭菜,全端到了堂屋里,供那些苦中作乐的客人们猜拳行令,母亲便在灶前凑合一点了事。

总之,母亲的饭桌不讲条件,不选地点,因陋就简,随处可用,但始终摆满了劳累,一直支在老家那盏昏暗的油灯下,支在三十年前发黄的乡下记忆里。那上面,唯一的一点调味品,就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缕希冀。可是,很快,母亲的饭桌就移到了医院里。三年里,两度脑溢血。多亏一位“德医双馨”的大夫,母亲吃饭的方式才由输液恢复到从前。那位大夫姓秦,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厨师”啊。但第二次病后的母亲,半身不遂,仅有一只手能拿东西,成了她特有的饭勺和筷子。病床就成了母亲离不开的餐桌。

当生活的春风终于刮来的时候,时令却转向萧瑟的晚秋。母亲的儿女们个个捶胸顿足,不得不把她送出家门,在西南坡族林里,给她建了新房,支起了供桌。此后,母亲就开始享有一个巨大的饭桌——坟前的一片沃野,稳如磐石,已经三十年的风霜。今天,我庆幸母亲有福,不像许多城里人,生前日子过得拥挤,死后还要在公共墓地里排队编号,才住得上一平米的小屋,能安多大的饭桌?特别是环顾皆石碑,多为异乡魂,总缺了叶落归根的安然。

三十年沧桑,母亲的饭桌上不停地变换着饭食,而且越变越好。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而今,跨过不惑之门,又添了两岁的我,在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忽然又有所悟:其实,母亲的饭桌何曾离开过我。

母亲的小脚

母亲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农村,和当时所有的同龄妇女一样,裹一双尖尖小脚是自然的。母亲洗脚时,我蹲在旁边,看得仔细,但我不愿意用语言来形容它。那畸形的小脚,长在母亲身上,却一直是我心底的痛,也有莫名的恨。痛,却无可奈何;恨,又不知恨谁。我好像问过母亲,把好好的脚裹成这样,疼不疼。母亲说,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裹,一开始很疼,得扶着墙走路。后来,慢慢地就不疼了,就长成这个样子了。记忆有些模糊,大体是这样的对话。“很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时母亲有多大?不得而知。但这并没有模糊我对这双小脚的记忆。

脚是用来走路的。走路,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地量自己的人生。这与脚的大小没有关系。再长的人生,用再小的脚也能量完。即使一个人病瘫在床,如母亲。“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说得对极了。

母亲除了瘫在床上的日子,一双小脚始终在追赶生活,一步也没落下。母亲走直线,从家门到田野,来来回回,不记得留下了多少个脚印。母亲也走曲线,上湾西崖的自留地,得沿歪歪斜斜的湾边小路,绕过庙前的石桥,不记得留下了多少个脚印。母亲走的更多的是圆圈,去湾边打场,到街心轧碾,在家里推磨,脚印连着脚印,脚印摞着脚印,有多少个,也不记得。但我记得那急促的脚步声,如出兵的战鼓。因为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主要靠脚跟用力,如棍杵地,所以这面战鼓声音沉重而不够浑厚,无美感而更颤动人心。仅脚跟着地,稳不稳,累不累?人生路上,坎坷多着呢。母亲就用这样一双小脚,急匆匆走完了她五十五年的人生之旅。在她身后,我们学她走直线,一如她的为人;学她走曲线,一如她的处事;学她走圆圈,一如她的毅力。

母亲的小脚迈出的也不全是急促的步伐,也有悠闲的散步,那是照看儿孙的时候。“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此时的母亲,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母亲从没听过这首歌,也从没到过海边。她的身后没有蓝天碧海,白浪逐沙,没有暖暖的澎湖。还有,母亲是不用拐杖的,尽管她是小脚。如果挽儿孙于沙滩上,会留下什么样的脚印呢?也如棍杵地么?如今,她最小的孙子——我的儿子,已上了大学,她的孙辈有的也有了孩子,并上了小学。他们是否愿意再听一听,二十多年前,那首风行大陆的台湾校园歌曲?

母亲的大袄

母亲有多少衣服?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她的大袄。虽然这是一件经年未拆未洗,积满生活尘土和岁月沧桑的旧式大襟棉袄,失去了当初的新鲜柔软,但在三十年前的十几个春秋里,却一直在为我遮风避雨。它传递的温暖,如同一曲《妈妈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三十年来,这首歌,在我的耳边循环播放,眼前就再现出“老鹰叼小鸡”的游戏。那老母鸡张开的双翅,就是母亲的大袄啊。有了这双翅膀,再凶猛的老鹰也休想叼去那些嗷嗷待哺的孱弱小鸡。

母亲是个勤快的人,手也巧,但就是来不及拆洗自己的大袄。农活如赶集,家务似织梭,还有多少时间,多大精力?何况那么多孩子需要照顾,哪一个不是她的一根手指啊。所以,母亲就只能披着旧大袄拾瓜干,走磨道,在黄昏的门口呼唤儿孙倦鸟归巢。

母亲不识字,当然无从知道孟郊的《游子吟》。我们做子女的,在母亲生前,也从未有过游子般的远行。但我们知道,母亲的针脚,缝补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缝起了一个虽然贫穷但不失温馨的大家庭。其实,三十年前的少年,长大了后就紧随时代,穿上了西装,根本用不着母亲的针线了。而今,我迈过新年的门槛,依然看见,远隔了三十年的母亲,站在时光的那头,脚踩田塍,手遮额头,还在翘首远望渐行渐远的儿女……

母亲的旅行

三哥当工人后,在1976年,或1977年,借了一辆自行车回家,接母亲去他们厂宿舍待过几天。这恐怕是母亲一生唯一的一次远行了。尽管三哥所在的厂子那时还属城郊,离县城还有几里,但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还是了却了一大心愿。近百里的路程(那时老家未通公路,进城要绕很远的道),填补了母亲五十多年的人生空白。感谢三哥,再晚一年,瘫在床上的母亲,就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还有别的旅行吗?那次二哥用一辆独轮车,推着母亲和我,或许还有四哥,去二十里外的公社驻地,找在那里干厨师的大哥,算旅行吗?母亲回娘家,或走亲戚,也算旅行吗?母亲的世界就这么大。母亲能否忍受,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这段历史的怪异目光?

母亲知道吗,她最小的儿子,我,在她去世后第四个年头,进县城读了高中;第七个年头,到泰山脚下读了大学。此后,虽然一直受制于“孔方兄”和时间老人,但后来毕竟也进过省城,去过青岛,看过威海,到过沈阳,游过微山湖,也在南京、上海、苏州、太湖开过眼界。我知道,凡是我到过的地方,母亲就到过。我就是母亲的眼睛啊!

其实,我与母亲是常见面的,在梦里。阴阳两隔,母亲来看我,她那双小脚要走多少路?这也算是旅行吗?她可是不会骑车,也无车可骑,更未打过“的”。乡下人也能够打“的”,而且如平常事,这在母亲生前,是想也想不到的。

成天“胡思乱想”,我素有的头痛,便痛得更多,更痛。很多时候,是工作劳累、生活挤压引发痼疾,但有时也属“虚病”,多方求医,均不奏效。后来有人指点,是母亲惦记我,看我来了。便试着用了“虚法”,送别了母亲,果然不再头痛了。前段时间,我去北京,参加“复兴之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全国文学创作研讨会暨颁奖大会,乘机游览了故宫、鸟巢、水立方,登上了长城。不敢说品尝到了“跻身皇城,俯瞰天下”的滋味,但“漫步京华,一睹神圣”,母子两代人八十多年的梦想,实现了。那几天,我又头痛,是母亲又随我来了。母亲,如果您真能来,即便是再头痛,我也愿意陪您到处转转,看看北京的门、北京的桥,看看故宫、颐和园,看看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看看深秋的红叶满香山……

母亲的生日

母亲的生日?太陌生了!

母亲的生日,我们谁都没有记住,或许母亲从来没有提过。母亲生前走过的五十多个春秋,不是战乱,就是贫穷,有天灾,也有人祸。再加上我们的家庭和国家一样,人口多,底子薄,天天忙吃忙穿,日子还是过得捉襟见肘。母亲还过什么生日?母亲无暇提起,大家顾不上问,母亲的生日便最终掩埋于一抔黄土之下,消散于历史的烟雨之中。

其实,母亲说过,孩生日,娘苦日。我一直记着这句话。所以,这些年来,我拒绝流俗,从不给儿子过生日。我告诉他,“孩生日,娘苦日”。你的生日不值得庆贺,而应该感恩。细想想,不是这样吗?可如今还有多少人这样想呢?又想起从前听到的一句“怪话”:“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父母。”怪话不怪哩!

给老人祝寿,我不反对,不仅不反对,还举双手赞成。给老人祝寿,是感恩,其实也是教育孩子。把“恩”字拆开来,不就是“因心”而生吗?我们兄弟轮流养老,父亲在哪,寿宴就在哪。去年中秋夜,望着那轮圆月,我写下一首《中秋的圆桌》:

母亲走了∕来不及再看一眼∕那轮明月∕父亲赶紧过来∕支起拜月的圆桌∥我们大了∕圆桌上射出∕一支支箭∕落在∕我们的小家∕反射的目光∕却总被月光淹没∥父亲老了∕一年一度∕看这圆桌∕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梭∥一晃三十年∕月光∕一直燃着∕圆桌上的香火∕连月饼都知道∕父亲在哪∕哪里就有一轮明月

我们给父亲祝寿,其实也是给母亲祝寿。

母亲的照片

我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或许,母亲从来就没照过相。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习以为常的。但如母亲一般年纪的人,即使在三十年前,照张相也并非绝不可能。历史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母亲的照片也能算个谜团吗?三十年过去了,母亲知道照片还能带彩么?知道手机也能拍照么?知道寻常家庭也能够自拍DV么?母亲给我们留下的遗憾太多,太多。可是,她自己认为是遗憾么?

八年前,父亲的生日,我们照“全家福”。二哥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说,给父亲单独照张相。话没说透,但我明白,不能让当时已七十三岁的父亲再留遗憾。我不认为这是在咒父亲。如果有人认为是咒的话,那就“咒一咒,十年寿”。孝顺的方式、形式,有时似乎不合常理。

尽管母亲一生没留下照片,但青春易逝,岁月可流,母亲的音容却永远定格在儿女的心底,清晰不变,直到永远。可是,孙辈呢?母亲去世时,我二哥的儿子才周岁多点,根本不记事;三哥尚未结婚,四哥与我均未成年,我们大家庭后添的新成员,就只能从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母亲的容貌。只是,他们是否有倾听的欲望。先前的故事,能够吹动他们心海微澜吗?

记住自己的先人,就记住了自家的历史。如同牢记祖国的历史,就能更好地把握住现在和未来。不忘记过去,就永远不会“背叛”。责任,不是大而空洞的一个字眼,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番说教,不是人为戴上的一副枷锁。忘了它,就会迷失自我,如断线风筝,水上浮萍。

借助以上文字,一来宣泄一下我的激情,二是给母亲拍个照,送给晚辈。

2009年第二天于“一鹤轩”

作者简介

风流,原名冯昌红,后改为冯伟,男,汉族,山东肥城人,肥城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工作室主任科员。文史学者、业余作家。1967年4月生于泰山西南、汶水之阳东军寨村。1988年7月毕业于泰安师专中文系并参加工作,1995年7月函授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由乡镇中学语文教师转任乡(镇)党委宣传干事、党委秘书、党政办公室主任,后调市优化办(纠风办),再调市政协。曾任肥城市左丘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文史委特邀研究员,泰安市重点社科课题负责人,肥城地方志特约研究员。个人业绩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肥城年鉴(2018)》《边院文化》和新编《边院镇志》以及肥城市情网等,在新浪网建有个人博客(风流的博客)。斋名泰山西麓一鹤轩。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诗词,作品散见于《时代文学》《山东文学》《散文百家》《青年文学》《泰安日报》《泰山学院报》等,入多部文选。出版散文集《清且涟猗》《甲午书简》。

主要学术研究方向:左丘明文化和肥城历史文化。主编、合编(副主编)、参编和策划文学、历史、文化、教育、党建、史志等各类图书20多部(正式出版11部,将出2部);创办左丘明研究唯一专门杂志《左丘明文化》(省内部刊号),主编(执行)8期;在省级和泰安市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消息与通讯百余篇。多次荣获省市以上文学奖、新闻奖、社科奖。2016年4月家庭荣获第二届全国“书香之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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