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现在学术论著的问题主要是两个。
一是研究问题碎片化，整体感缺乏。我们研究某个问题一定要有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的问题比较碎，与整体历史进程接不起来，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读它的人不能通过这个研究了解那个时代，或者了解一部分人代表性的想法、情绪或者观念。我觉得这和现在学术方面竞争比较激烈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问题，学者的著作沉淀和推敲不够，显得急躁，质量粗糙，我觉得有一部分作者甚至不能对自己的著作负责任，这也和当前的学术环境、评价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考核有关系。
潘振平：学术出版如何阻击碎片化
潘振平，1980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旭麓先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任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著有《道光帝旻宁》。曾任《中国历史学年鉴》主编、《读书》杂志主编。编辑有三联书店“黄仁宇作品系列”、《陈寅恪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著作。原载《北京青年报》(2014年12月07日)；转自微信公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他是京城学术出版界口口相传的权威人物，他当责编的《天朝的崩溃》、《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难得的学术畅销书，身为三联副总编的他也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管领导。退休后的他回归专业，到新《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隐身史料，乐在其中。他就是资深出版人——潘振平。暖冬十点，和潘振平谈话是一桩轻松愉悦的乐事，星巴克氤氲的咖啡香气中，对每一个提问他都娓娓道来，眼睛随时关注着你，就在不经意间。他的眼神已经不是锐利，而有一层温润藏在眼底。他的资历、他深深镌刻了时间烙印的编辑体悟，对后辈来说，都是营养异常丰富的宝贵食粮。谈到《天朝的崩溃》，一段故事被作者茅海建详细记录于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集《我与三联》一书的纪念文中。上海学者茅海建和潘振平师出同门。《天朝的崩溃》最初本欲在上海出版，因故受阻，于是茅海建找到潘振平，同时也是因为看中三联这块学术出版的金字招牌。最终，《天朝的崩溃》被放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中准备出版。但茅海建将近50万字的书稿使《丛书》编辑许医农着实为了难，因为这一丛书每一册的规模设定为25万字。许医农觉得此事不好解决，遂将难题交给了潘振平。提起这段事，我问潘振平：“您接到这件事，怎么处理的？”“我就直接去找茅海建了。”“让茅老师删书稿，他痛快地答应了吗？”“不同意啊，怎么会同意！而且许医农要求他删到30万字以内，茅海建也差点儿崩溃，他觉得那是要重写一本书了。”“后来怎么办的？”“我就对茅海建说：这你得删啊。茅海建说我怎么删？我说怎么删了？就这么删啊，当然得删啊。”潘振平在复述这几句话时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让人仿佛看到他同茅海建对峙的场景，我不禁哈哈大笑。“最后还是我删的，删的都是他征引的大段资料，有的是公布的、大家能查到的，我用省略号代替，删掉了不少。”潘振平说。但对于茅海建文中的情感色彩，潘振平着重保留了下来，因为他觉得学术著作里有一些情感的东西是更能感动人的。如果说出版《天朝的崩溃》中有同门之谊的“肆无忌惮”，编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更让潘振平操了些心费了些力。《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是陆键东，广州人。虽然陆键东的普通话说得不好，却并未影响他和潘振平第一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当时潘振平正在做《陈寅恪全集》，两个人就此话题交织点颇多。之后潘振平南下广州，与陆键东第二次见面，陆键东此书从此花落三联书店。对陆键东的书，作为编辑的潘振平给出了三点意见：一是书名，二是结构，三是配图。书名依据了潘振平的建议，结构上原稿章名只是一、二、三、四……有的还分上、下，潘振平提出每章单独起名，配图要更贴近纪实性原则。光就结构一项，潘振平特意致长信给陆键东，细心商量。陆键东后来曾著文回忆：“振平先生一向朴实无华，而'为读者着想’、'让读者阅读时更方便些’之旨两见，两处道来自然而然。……这封普通的编、著双方往来的信函，或可察见书店第三、四代继承人的某一精神风貌！”在潘振平做史学的眼光里，陆键东的笔法应该更收敛些：“他有的议论和我的风格不太一样，但那是他的风格，我看中的是他发掘出来的东西。尤其是陈寅恪上世纪50年代给中国科学院的一封信，那是史学界传闻已久的事情，但没有落实，这封信的公布将这件事完全落实。”潘振平说陆键东的两个功夫非常好：一个是重视查核史料，一个是与研究对象的同行、后人和朋友的交谈，他的采访能力是一般学者没有的。编著的情谊在学术探讨中生成，也形成了之后良好的沟通。“董总（董秀玉，三联书店总经理）曾经为了到底版税给8%还是10%'斤斤计较’过，因为当时陆键东还是完全不知名的作者。书稿处理完，到董总那儿签发，她看了后给我写了封信，说这个书稿确实很好，我当时还做了斤斤计较的事，但是合同已经签了，我们就再送陆键东两百本书补偿一下吧。”书出来后谁也没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去年修订版在上海签售，一个小时的台上时间根本不够，又在台下签了一个多小时。“键东写字还慢，写得特别工整，我就说键东你得快点写。”2014年，潘振平已经从三联书店副总编的位置上退休，除了一周到新《清史》工作几次外，也有时间追起了美剧，《权力游戏》、《大西洋帝国》、《纸牌屋》、《国土安全》都看了。但阅读史料仍然是他的第一大兴趣，最近他正在看《朝鲜李朝实录》，对清入关那一段很有些想法。或许在不久后，我们就能拜读到作者潘振平的文章和著作了，那时，谁会是他的编者呢？北青报：我知道您今年从三联退休后就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继续工作，在那里您主要做什么？潘振平：我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主要负责传记组的工作。现在新《清史》初稿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稿子曾经众人之手，所以需要调整，比如文字错误，最新研究成果的吸收，以及体例统一问题等等。另外因为我们整理档案和写作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很可能初期写作的一些稿子没有使用整理出来的档案，现在就要反过来将稿子和档案做核对。个别篇目还需要改动，所以事情不少。新《清史》整套书加起来有3000万字，正在进行的整修，就是要使其达到较好的学术和出版水平。北青报：新《清史》修纂是国家大型学术项目，目前我们国家类似这样的大型项目多不多？在这个项目中经手的稿件会很多，印象中过手的稿件错误多吗？潘振平：错误当然有，原因各种各样，有的可能是手误，有的表述不够严谨等。现在国家大型学术项目很多，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很容易出现，所以怎么调整是个很大的问题。像我们传记组的作者有100多人，基本是专家级的，有的写作者因为时间比较紧，手头一般也有别的事情，而且这种项目的署名一般不是个人，所以容易被作者忽视。北青报：新《清史》在立传标准方面与旧《清史》有什么不同吗？潘振平：传记相对来讲是讲一个个独立的人，所以写作的主要功夫不在于把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而在于记事。通过这个人的事将史实记录下来，这也是今天理解的传统纪传体史书中传记的功能。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我们这么多档案，可能利用得不够，有点可惜。比如我看史料，清朝有些官员已经挺重视环保，有的主张不能筑堤，还有的推广红薯和玉米。红薯和玉米在我们看来很平常，但正是这两种作物支撑明清以来尤其清代人口基数过亿，如果没有它们，中国这个地方人口不会这么多。因为红薯和玉米耐旱耐涝，适合生产。这些内容在旧传里是被认为例行之事，不被重视，但今天我们认为很重要，所以就要补进去。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弥补这些缺憾。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有左的影响，对人物的评判就不可避免地有戴帽子的情况，在新修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将其避免。首先我们不是站在清朝的立场上，这和《清史》稿很不一样。北青报：新《清史》传记项目就有100多位作者，文字风格应该是有所差别的，这方面有什么处理办法吗？潘振平：尽量争取一致吧，但不可能全一致。《清史》稿的文字还是很讲究的。我觉得这和现在语言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在最初讨论体例的时候，个别老先生包括戴逸老师曾经考虑用文言写作，大家觉得不行。戴逸老师是有旧学功底的，而我们这一代缺少这方面的训练，如果让现在的学者用文言文写作，结果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吸取文言的一些特点，还是用白话文来写，但需要去除白话文中一些副词、介词，比如“的、了”。另外强调多用成语，并且适当引用史料中的说法，以使文字典雅一点，简洁明快。北青报：在您看来目前的文字表述和以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潘振平：文字有可能决定一本书的成败。如果一本书的文字很差，即使其中有思想，也会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而且文字拖沓的人基本不会有多少深刻的思想。现在文字的一个大问题是水分多。网络写作带来的很大影响就是文字不讲究简明洗练，网络文字随意、即时，很多文章不经过推敲，怎么想就怎么写，虽然这样有生动的口语化特点，但对想表达的思想帮助不大，文章的组织也会有问题。我在史料中看到清乾隆年间人说：我们的文字很啰唆。为什么？因为古代人的文字刻在骨头上、石头上，后来写在丝绸上，写字的难度大，材料也贵，所以写字是一件奢侈的事，促使人必须节俭。我看了就笑，想想乾隆年到现在也就两百多年，我们现在的用具是纸，是电脑，更加可以敞开写，有没有人想到要节俭呢？北青报：您在新《清史》编纂过程中，觉得学术方面的整体水平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潘振平：我没有看过全部稿子，所以不敢妄言。总的来说，提高的有不少，比如体例的创新，历史观、看法和表达比上世纪80年代要宽松，很多问题可以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人去关心了。这些年学界的研究活跃，很好地加以综合吸收，就会有收获。抛开《清史》不说，我觉得现在学术论著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研究问题碎片化，整体感缺乏。我们研究某个问题一定要有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的问题比较碎，与整体历史进程接不起来，就显得缺乏意义，因为读它的人不能通过这个研究了解那个时代，或者了解一部分人代表性的想法、情绪或者观念。我觉得这和现在学术方面竞争比较激烈是有关系的。目前我们各个图书馆收藏的清朝手稿包括日记都有很多，尤其是江南人的，因为江南人好写，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士人颠沛流离，留下的记述很多。这些浩瀚的史料如何利用？我觉得是需要统领的。第二个问题，学者的著作沉淀和推敲不够，显得急躁，质量粗糙，我觉得有一部分作者甚至不能对自己的著作负责任，这也和当前的学术环境、评价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考核有关系。实际上一个人的学术创造力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举个例子，我的同门茅海建，他每天的时间基本是给学术工作的，很辛苦，到目前也就写出四五本书，按我看这已经算高产。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例子，和其中的作者也聊过。比如一些博士生，很多都很可惜，基础不错，题目很好，研究方向很好，资料也掌握得不错，但总在某一方面有欠缺，或者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或者论文结构、叙述如果经过调整会更符合专著规格。但很多时候作者们等不及，因为他们需要成果，很多东西赶着他们，而这必然影响书的质量。有些学者未经很好推敲的著作也很可惜，如果这样的著作再精简一点，调整一点，做一些沉淀，很多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最起码能够成为后人做学问时不能跳过、必须参考的一本书。北青报：现在出版书的门槛低，书出得多，进到书店里，包括在网站上购书，读者首先会觉得琳琅满目，继而可能会头昏眼花，这是不是意味着读者的选择也变得艰难？潘振平：那是肯定的。不但选择变难，还容易发生困惑。比如一位读者想看看乾隆皇帝传，可能会面临上百种选择。而这个时候电子文本对年轻人就有了优势，书名起得好一点，语言文字更符合年轻人的阅读习惯，就会促使他们选择。一些老学者的书虽然结构严谨，但写得死板，结构像教材，虽然是好东西，但是不好卖。现在出书门槛低，新书多，但出版业总册数和十年前其实没有多大区别。这和当下新媒体的发展有关系，买书的人毕竟少了。我觉得一些休闲类、小说、一次性消费的书是可以被电子文本取代的，而真正有价值的书时间会抻得长一些。但电子文本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传统文本。从公众的阅读形式上，移动终端的趋势很明显。北青报：比较知名的出版社在书的质量等方面是否更有保证？电子出版物对书籍的冲击力到什么程度？潘振平：书的质量要看各个出版社的要求。现在政策上对书的管理比较严，另外出版社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出版集团，有的还要上市，都需要业绩，但实际上做书的利润并不大，这就迫使大家做些短期产品。现在三联一位图书编辑一年没有两三百万字的工作量提不了多少成的，两三百万字差不多相当于10本书，因为不可能保证每本书的发行量都好。这和我学做编辑时相差很多，工作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模式以应对电子出版物。如果放眼全世界，欧洲和美国也是不一样的。欧洲注重保护作者版权，采取的措施是要求网络销售电子书的价格不能低于纸质图书的百分之多少，也就是控制廉价出卖电子书，所以他们不感觉有什么冲击。美国相对是放开的，我们基本走的是美国路子。不一样的是美国也有版权保护，虽然没有欧洲那么细化，我们这方面不健全。电子书的解码很容易。像中华书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整理的一套古籍文献，很容易就被做成了电子文本，这是很影响做这些事情的积极性的。我觉得在纸质文本方面应该有些对策：比如大的集团是否可以为公众提供免费下载的电子书籍，有意识地免费开放几年前的书，用这样的方式把人气聚集到一起，再通过别的方法维持运营平衡。实际上对出版社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面临亏空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又不是一个出版社或一个小集团能够做得了的，需要一个大思路，以一统江湖。潘振平：我做编辑时出学术书有过短暂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很快就面临了学术出版物的销售困难，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当时还有一个大困惑是学术书的写法，我很困惑为什么都写得像教科书一样？而没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想法。那时我很希望学者们能够打破禁忌，特别是刚刚入行的一些作者，希望他们去学习好的学术著作的写法以及问题的研究方式。80年代还有个问题，人们不愿意睁开眼睛，英、美、日的新研究我们都不知道，加上语言能力不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从头来，因为没有东西可做依托。我们很多上世纪30年代的学者在中西结合方面做得很好，也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像老一辈学者钱锺书、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他们传统文化底子好，古书、史料读得多，又经过很好的西学训练。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在我看来，中西结合这条路径是躲不过去的。北青报：关于图书的奖项也是很多的，对于图书的评奖模式您有什么看法？潘振平：我反对为了评奖而评奖。出版界和学术界对一本书的评价有时是不对等的，按我看国家图书奖评出来的书不一定是最好的。原因可能是选择标准以及是否有出版机构的背后运作。像这一次中国政府奖《三联生活周刊》没有评上，给出的原因是上一次被评上了。这就有问题，国家奖应该是评最好的，将刊物的内容、销售这两块结合起来看，上一次评了，这一次就不评，这算什么理由？而且一本书获不获奖对它的销售影响不大，大家不太在乎。但我觉得我们的权威书评很缺乏，像《纽约时报》的书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没有。我们的书评基本上只有正面没有负面，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实际上批评更重要，这是建立标准的途径。我们几家报纸的书评还算是做得不错的，很多专业杂志的书评不叫书评，应该算是推广。北青报：写书评的人还是很多的，就您的看法我们具有中立取向的书评人多吗？潘振平：应该是多的，好书评出不来的原因是没有氛围。现在学术间的交流和批评我见到的越来越少，大家不说不交流，但心里有数有评价。而且不管是近代史也好，清史也好，没有学术权威，新出来的东西太多，老学者看不过来，不晓得年轻一辈在做什么。北青报：您曾经提到作者们的问题意识薄弱，这对学术研究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弊病？潘振平：这和目前我们学术的氛围以及思考方式有很大关系。世界上问题意识最强的好像是英美学者，他们能够从问题入手解释问题，在提出问题、解释问题的过程中，和同行有交流，从而形成填补，这是一个脉络。像《剑桥史》，就是从一个个问题入手，这些问题结构起来就构成了一个解释系统。我们的学术相反，有体系，其中的问题不突出。我碰到一些带研究生的学者，他们苦恼没有题目可做，这是比较可悲的。怎么会没有题目呢？实际上题目很多。我觉得这是学者的视野不够开阔，因为问题的存在需要发现，发现需要敏感，而敏感是需要其他知识背景来弥补的。其他知识背景不够，我想和学科过专过细有关系。（采写/北京青年报记者王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