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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冬天，我上初三，利用回家的时间，借别人的自行车练车，终于学会了骑车。那天，我从打麦场的空地骑车上了村边的路上转了两圈，自我感觉骑得很顺溜。村里的一个朋友，看着我略带兴奋的脸，说：“自行车慢骑比快骑更难，如果没有在城里骑过车，那就不能算会骑。”他的话刺激了我，我下决心找机会去城里骑一次，检验一下我算不算会骑车。那时的自行车是稀缺物品，不但我没有，而且村里也没有几辆。终于，机会来了。有一天，村支书把我叫到大队部外边的街上，指着用白石灰抹好的房墙，说：“你在这里画个毛主席像。”天哪！我连初出茅庐还算不上，又没有学过画画，哪敢答应！我反复推辞，支书指了指房里面说：“这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不是你办的吗？看多好！画吧，画不好用石灰把粉了重画，咱村有石灰窑，有的是石灰！”我嗫嚅着不敢再多说，他又说：“会骑车吧？需要什么东西，明天来大队拿点钱，骑上大队的的公车，去城买吧！”我一怔，骑车进城？这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吗？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去大队会计处取了10元钱，从大队部推出了自行车，然后回家背上了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仿军用黄挎包，取出我以前在学校时积攒下来的两块多钱助学金，装到另一个口袋里，做到公私分明。邻居们见我推着车，纷纷问我：“去哪啊？”“进城！捎东西吗？”一个邻居说：“给我捎个火钳吧？我回去给你取钱。”“不用，买回来再说。”村里的路疙疙瘩瘩，车子旧了，链条撞击着锈链盒。一头猪慢慢地在地面上边拱边散步，我按按车铃，不响。原来是个除了铃不响到处都响的车子。但这不影响我推着自行车和别人打招呼，在他们的目送下，就像在80年代开着个桑塔纳小汽车一样，自豪地出了村。骑车不怕路远，我选择大路去城，约10里路程。那时路上没有汽车，顶多也就是有木头车轮上箍铁条的牛拉铁甲车和人力小平车，偶尔有辆马车和稀稀拉拉的行人。我脚蹬了几下才骑上车，车子左右扭动。我回想着学车时别人教的要领: 身坐正，眼往远处看，别看车轮。果然，骑了一段便觉得顺畅了。到了城外的西关蟒河漫水桥，我赶紧下了车推车步行。河床很浅，桥也很低。我想起了去年冬天寒假中，我从孔山脚下拉了一平车白干（水泥的原料），往南公路（后来叫济水大街）的水泥厂送。到了这个桥上，拐弯带上坡，才能走上南公路。我身子几乎呈30度憋着气用劲，也没有拉上坡，平车带着我退到了河里。好在冬天河水不大，我也没有大伤。几个好心人帮我将平车抬上来，我用铁锨一下一下地从水里捞出了少半车白干，拉到了水泥厂。收料的师傅看我衣服都湿透了，宽容地按半车价格给了我8角钱，整车是1块5毛。我从南公路的西关口（现在的汤帝路）进城，那时的城就是一条宣化街，西边的尽头就在汤帝路。到了宣化街，从这里到大十字正是繁华之地，两旁的店铺一个接一个，人骤然多起来，但没有什么车辆。有的三两个人慢悠悠地指东看西转悠着，有的急匆匆地走着。几个山上人背着钱搭（类似装粮食的布袋，中间开口，搭在肩膀上，两头装东西）来赶集。一些妇女裹着方形头巾提着自己缝制的布提兜，或者㧟着黄竹篮或走亲用的圆斗篮，里面放着已买到的货品。两个人头上包着白毛巾，挑着担子，两头箩筐里放着铁锅，边走边吆喝，一看就知道是阳城的。偶尔有穿着劳动布工装和中山装的公职人员骑着自行车，车前挂着人造革皮包，不断地捏着车铃开路。有的人挎着黄挎包、戴着黄帽子，还有的帽子上别着红五星帽徽。那是个崇尚“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年代。因人多，我推车走到大槐树下，往南通过窄街来到职工俱乐部。我听说这里卖黄军帽，那时以戴黄军帽为荣。俱乐部很多人正在入场看电影，海报上写的是《新闻简报：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地道战》。售票处旁边的一个小屋在卖黄军帽，我排了20多分钟队买到了一顶，了却了长时间的心愿。戴着黄帽子，挎着黄挎包，我以气昂昂的心态出了俱乐部。有了新帽子，也理个发吧。于是又推着车子在宣化街返回到汤帝路口。那时，国营理发店的房子面朝东在这里截断了宣化街。一房之隔，后面是城外沼泽地，前面就是城。进了理发店，我小心地把帽子和挎包挂在镜子旁，以防把帽子弄脏。一会儿，我要求头缝不要太显的三七分学生发型就理成了。她问我：“刮胡不刮？不刮胡是一毛钱，刮胡一毛五。”我说：“20岁以前不刮胡。”今天两大任务，一是试骑车，二是买毛主席画像。买什么东西呢？我思来想去，决定先到县文化馆去咨询。看着人来人往的大街，骑车确实有点发怵，但今天试骑车就是一大目标，不骑就说明我不会骑车！于是我趁人少的地方上了车。那时也不知有靠右走的交通规则，哪有空地走哪里。我小心翼翼地骑着，不时地喊着：“哎，同志，让让，借光！”两旁的墙上贴着很多白纸黑字的大标语，也不敢注目看。快到小十字，前边一个拉平车的突然停了下来，我措手不及没有捏住闸，撞住了平车后面的荆笆，我慌张地下了车，不知该说什么。拉车的是个50岁左右的农民，他回头看了看半车红薯，又看看我，见都没大碍，说：“小同志，骑车慢点啊！”我赶紧说：“对，对！”并没话找话说：“拉着红薯去哪啊？”“去换粉条。”快到大十字，远远看到县政府旁边有很多人。那时候的十字路口也没有红绿灯，我一边骑行，一边朝人群看。忽然，我听到“哎、哎”的喊声，待我收回目光，车子“哐铛”一声，连人带车倒在了地上。一看，是两车相撞，对方也是个年轻人骑车，戴着“二七公社”袖章。我俩起身扶起车，看看人车都没有大问题，就是车把歪了，我的链条掉了，他的手上有擦痕。他赶紧说：“不好意思，我骑车不熟练。”我说：“彼此彼此。我也是二七公社的，你是哪个学校的？”他答：“一中的。你呢？”“九中。”他拍拍我的车把：“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说：“是，是，没关系，走吧。”我把车推到路边，好不容易才把链子安上，弄了一手黑油污。我到邮电局的门口旁边拾了几块撕掉的旧大字报纸，反复地把手擦了擦。然后借路边的木头电线杆将车把拧正，推车往前走了几步，发现右脚脖有点疼。没几步就走到了政府门口，我停下车，把右腿搭在车座上，左脚支在地上，让右脚休息一下。那种姿势，当时我觉得非常潇洒，就像八、九十年代站在小轿车旁，一手搭着车门侧身与人说话的那种心理感受。来往的人，很注意地都往我的脸上看看，有的还倒回头笑笑。是啊，十几岁的人能骑自行车还这么熟练的驻车站立，他们能不稀奇吗？政府门口的两旁，一直到大礼堂门外的墙上，贴满了大标语。有的地方已经贴了厚厚的好多层，但凡是纸上标有“保留X天”字样的，人们都很守信用，不到期没人覆盖。地下也有很多撕掉的纸块，寒风一吹，哗哗地飘动，像酷霜后的树叶。政府门口的西边，有两群都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在辩论，两个阵营中各执着一杆丝绸大旗。阵营分明，观点相左，这是济源两个中学著名的红卫兵组织。男女老少有不少人在驻足观看和议论着。我听了一小会儿，人家的辩论水平就是比我们村里两派辩论时的水平高，毛主席语录引用的也很恰当，哪天有时间再来这里跟人家学学。这时，听着几声“嘀嘀”喇叭响，一辆小卧车（吉普）从东面过来拐到政府门口停下，门口站的人都纷纷让开。两位戴着火车头帽子、穿着黄军大衣的人从车上下来，与门口站着看辩论的其中三个人握了手，见多不怪地走进了门，汽车也随之而入。虽然辩论很吸引我，但想着今天的任务，也不敢在此多停留。我刚上车还没骑到广场的门口，听见了响亮的炮声和鼓乐声，只见从广场内涌出了雄壮的队伍。最前面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面站着几个人。突然车上像炮筒一样的铁管中冲出一团烟火，“咚——”，震耳欲聋的声音随之而出，估计几里外都能听到，人们纷纷捂起耳朵。边上的人说：这是电厂做的“铳”。汽车后边，一个工人打着“职工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接着是分别由四个人抬着一块数米长的大横匾走了过来，写着“抓革命，促生产”。跟着横匾的是鼓乐队，四个人抬着一个大战鼓，两个人擂着鼓槌。再后边是鼓手们背着西洋大鼓和小鼓，有节奏地敲着。随之而来的是纵列四队的工人，前面是一面面厂旗引导，后边是每厂数十到成百的工人，首尾相接。所有的人都戴着红袖章，一手执小三角旗，一手拿“红宝书”，每个厂都有领队，此起彼伏地喊着口号。边上的观众议论说这是“职司”在广场开完宣誓会，出来游行了。游行队伍过完，我进入广场，文化馆在广场门口的两边，各是一排平房。走进东边的小院落，有几个人在那里说话，看见我他们嘿嘿地笑了。一个人说，你脸上怎么了？我莫名其妙，摸了摸脸，他们更笑了，说：这屋墙上有镜子，你去照照。我来到镜子前一看，啊？脸上几团黑油污，成了花脸。我恍然大悟，是在挂车链时无意抹上去的。怪不得在看辩论时人们都注目看我还偷笑，我还以为是欣赏我的驻车姿态呢！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脖子，赶紧找水管把冲洗干净。我给他们说明目的，他们告诉我：去西院那个大屋吧，有人正在画毛主席像。我轻轻地走进去，看见一个3米左右高的大画框靠在墙上，一个人正专心致志地站在高桌上画毛主席的标准像。整个画布上用铅笔打成了方格，画像的轮廓和各部位已经用铅笔勾勒出来，脸部上了色彩，栩栩如生。旁边贴着一小张毛主席像，上面也打满了方格。我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突然悟出了门道，这是在按比例放大，仿照着上色。我的心中一下子有了底。他听到背后有声音，倒回头热情地打招呼。我问：“老师贵姓？”“我叫李瑞选，你有啥事？”我不敢说我也要画毛主席像，怕人家认为我小年青不知天高地厚，便说：“我喜欢画画，欣赏欣赏你画的。这么大像，往哪里挂啊？”“哦，这是往大礼堂主席台挂的，画这样的大像需要搭架子，为了省事没搭，很不得劲。”“李老师，我在村里办过宣传站，用的都是瓶装的广告色，您这咋是牙膏一样？”他说：“这是油画颜料。广告色容易褪色，特别是在室外。不过，油画颜料用起来没有广告色方便，得用调色油或汽油调和。”这时，我觉得心里有了点基础。说着话又看了一会儿，便走出来。之后，我与李瑞选成了熟人，直至现在，在街上如果遇到耄耋之年的他仍称“李老师”。到了大礼堂门口，我看到一个人掂着一小桶墨汁，用刷子在地上写大标语，落款是“顶膛火战斗队”。我听说过这个组织只有一个人。写完后，他又背起靠在路边的队旗走到政府门口，停下来又去写。我推着车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大字报，觉得肚子饿了。看看太阳也到了正南，下了决心：今天高兴，去下馆子，饱饱口福。骑车到国营照相馆前面，一个看来有3岁左右的小孩慢腾腾地走着。我赶紧往一边躲他，谁知他回头一看也往这边躲，又突然站住，我措手不及没刹住车，挂倒了小孩，小孩哇的哭了。我停住车，赶紧跑回去将小孩拉起来。心想：这下麻烦大了！这时前边一个抱着个1岁多的小孩、还㧟个篮子的年轻女人站住，高声嚷道：“不亏！不亏！叫你走就是不走，要是再不走，再给我撞他！”小孩赶紧跑过去，拉着妈妈的衣角走了。我愕然地望着母子三人的背影，顿生怜悯之心，觉得他们肯定是跑累了，也饿了。以至于后来到了搞计划生育年代还不时地想到这个场景。进了小十字西边的国营食堂，素面条每碗8分，豆腐面1毛，肉丝面1毛2。今天破格改善，吃肉丝面！一碗面条下肚，肚里的坑还未填起来，又用1毛钱买了个火烧，用5分钱买了4个肉丸，把火烧泡在肉丸汤里。先吃了两个肉丸，美滋滋地喝着汤，用剩下的两个肉丸做引子，又加了两次汤，最后才舍得把肉丸吃完。我打着饱嗝骑上了车，心想可不敢再撞人了，小心翼翼地骑到了百货楼门口正在停车，听到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我们生产队的小雪和竹荷。小雪梳着长长的双辫子，竹荷在几个月前破四旧中被剪成了与男孩一样的短发分头。我们是同茬人，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我上初中后，星期天和假期回去到地里干活，几个一茬的男女，经常用《朝阳沟》里那句话说我“有文化能劳动人人尊敬”。现在，她俩笑嘻嘻地问我去干啥，我说去百货楼买东西。他俩把手中的一块布给我看并说：“今天里面的布头（整匹布卖剩下的一小段）不少，免布票，我们给你参考也买点吧。”进入百货楼，快到布匹柜台前时，竹荷指着小雪的腰部哎了一声，我和小雪同时顺着指向看去，原来是小雪衣摆下露出了一小段裤腰带，就是用白、篮、红粗线编织成的扁裤带。小雪啊的一声蹲到柜台下，羞得低下头捂着脸不起来。我意识到了她的尴尬，赶紧背对她们回避一下，让她把裤带压上去。售货员姑娘微笑着对我说：“为人民服务。”我怔了一下，忽然意识到这是对话前读一句语录的时兴做法，很多行政办事机构也都实行了。我赶紧对答“要斗私批修。”竹荷吐了吐舌头：“刚才人家也说了，我们没有对答。”在他俩指导下，我买了几尺蓝布头，每尺两毛多，不要布票，确实合算。然后，到文具区买了油画颜料。售货员说：“没有赭石色了，湖蓝也只有这3支，墙上画大画肯定不够，济水供销社也有卖，你可以再去买点。”出了百货楼，与他俩分开，我又骑上车。到供销社把颜料买齐，在新华书店挑了一张毛主席在北戴河海边远眺、大衣被风吹起了一个角的那张宣传画，拟回去照着往墙上画。然后到副食品门市部买了5毛钱花生、又到食堂用4毛钱买了4个锅盔牙火烧，捎给家人吃。最后到大十字东南角的土产部买了个火钳。东西虽买齐，骑兴仍未尽。我又来到广场，冬天的下午冷风习习，空旷的广场基本无人。我总结了在街上骑车遇到的各种问题，在广场上又练了几大圈，上下车、慢速、急刹车等，反复练习，车技有了突破性的提高。经过这大半天的骑行，车子的习性已摸透，应急能力也灵敏了。我又在整条宣化街上来回试骑两趟，目睹了不少街景和稀奇事，车子骑得也得心应手，而且也没再撞过一个人。我想：回去后见到那个朋友，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我在城里宣化街骑了快一天的车，我会骑车了！
作者简介：常玉国，河南济源人。偶尔用键盘打点小诗文，回眸流年足迹，勾勒春花秋月，随意抒发心声，寻求心灵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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