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农大红色档案 | 傲雪凌霜绽红梅——江竹筠

影响几代中国人的小说《红岩》刻画了一群为了共和国而抛头颅酒热血的革命先烈群像，其中最为家喻户晓的便是江姐。而江姐的原型人物就是1944年化名江志炜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现今四川农业大学的英烈校友江竹筠。除江竹筠外，在国民党溃逃台湾前的重庆大屠杀中牺牲的四川农业大学英烈校友还有胡其恩、何懋金、张大成等人，他们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江竹筠（江姐）

1.苦难童年磨砺坚韧品格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在四川自贡自流井大山铺朱家沟的一个农家，父亲江上林以务农为生，但他当农民时，喜好到处游走，娶了自贡城里姑娘李舜华后，江上林并没有和妻子一起在乡下过安稳日子，而是继续过着到处游荡的生活，偶尔回家一次，住不上几天又走了，一走就是一两年，留下妻子独自在家抚养一女一儿俩姐弟。由于父亲长期不在家，江竹筠姐弟的童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随母亲在自贡城里的外婆家度过的。

江竹筠8岁那年，家乡自贡发生了大旱灾，一家人的生计都遭遇严峻挑战，所幸母亲李舜华此时接到了其三哥李义铭的来信，邀请他们一家人赴重庆，这也成了后来江竹筠童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李义铭是华西协和大学首届毕业的四位医科生之一，毕业后在重庆开设了自己的医院。家中经济条件优裕又宅心仁厚的李义铭常常将家境困苦的亲人接到重庆照料，江竹筠一家三口就这样随母亲逃荒到重庆，寄住在三舅家里。

由于三舅家寄住的亲戚实在太多，这引起了江竹筠三舅妈的不满，有一次甚至夺了正在吃饭的江竹筠的碗筷。性格刚强的母亲李舜华便在江竹筠的外婆去世后，坚决搬了出去，租了间小屋，找点浆洗缝补的活计，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后来，江竹筠的父亲江上林也到了重庆与一家人团聚。经李义铭介绍，江上林到重庆的蜀通公司上班，一个月能挣到几块钱补贴家用，李舜华便把好不容易积攒下的钱用来送两个孩子上学读书。但可惜好景不长，半年后蜀通公司破产，江上林失业后再次离家出走，仅仅读了半年书的江竹筠姐弟俩也因此辍学了。江竹筠十岁那年的1930年，母亲李舜华在南岸大同袜厂找了一份工，可一个人的工资实在难以养活一家三口，年幼的江竹筠不得不也进厂当童工，遍尝了辛苦劳作的苦涩滋味。她在工厂里干着成年人的活，却拿着童工的工资，繁重的劳动让她在短短两年内便把身体累垮了，而弟弟江正榜又患上了软骨病，心黑的袜厂老板竟然在此时将母女俩同时辞退，又急又气的李舜华在一连串的打击下病倒了。万般无奈之下，江竹筠拖着刚好一点的年幼病体，咬牙挑起了照顾母亲和弟弟的重担。尽管此时江竹筠一家的生活已陷入异常艰难的境地，但有骨气的江竹筠却并没有向三舅开口求援，而是靠自己外出打散工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

不难想象，正是江竹筠这段苦难的童年岁月，培养了她在成年后对劳苦大众的阶级情感，也铸就了她不畏艰难的坚韧品格，而这些正是使其后来成长为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经历的基石。

2.读书求知心生入党向往

三舅李义铭在获知江竹筠一家的艰难处境后，便以“无父为孤”的理由保送江竹筠姐弟入重庆私立孤儿院附设小学读书，那年江竹筠刚满12岁。在孤儿院小学时期，母亲李舜华搬到监华街一间破房住下，摆了个小摊，安放了一个兑换铜元的钱笼子，上面放几包香烟零售，晚上还和江竹筠一起帮人家洗衣服，一家人艰难度日。苦难生活中的江竹筠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成绩十分优异。第一学期她便连跳三级，直接上了四年级。在孤儿院小学时，她认识了同在孤儿院小学读书的何淑富(后改名为何理立)，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有着同样的追求，她们成了志同道合的终生挚友。

在江竹筠的小学时代，级任老师丁尧夫对她的影响很大。丁尧夫老师在讲历史故事、讲近代中国国耻时，常使学生感动得流泪。他还辅导江竹筠等几位优秀学生阅读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启发他们去认识社会，追求进步。正是在丁尧夫老师的教育启发下，小学阶段的江竹筠便已在思想上闪现追求民主、救国救民的点点星光。后来丁尧夫老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其是共产党员为由而逮捕。心痛震惊之余，江竹筠心里暗暗想：“丁老师是最好的人，最好的人不怕杀头也要当共产党，共产党人必定是好人，杀共产党的人才是真正的坏人。”正是在丁尧夫的启蒙下，少女时期的江竹筠产生了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的向往与渴盼。

1936年夏天，16岁的江竹筠以优异的成绩从孤儿院小学毕业。她很想找一份工作改善家里的生活，然而她又特别想继续求学。在两难之际，三舅李义铭对外甥女说：“哪能不读书？考！考南岸中学！”

重庆市南岸中学正是李义铭与人合办的，学校就设在李义铭所在的义林医院里。于是，这年秋天，江竹筠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南岸中学继续求学。

中学阶段的江竹筠没有辜负三舅李义铭的关爱，她学习努力用功，获得了学校的最高奖励——一个镌刻着“品学兼优”银色字体的黑色奖牌。她把奖牌作为礼物送给了三舅李义铭。李义铭把它一直摆放在自己办公室的书桌上，甚至后来江竹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他都没有把它从书桌上拿走。因为小学阶段对共产党员丁尧夫人格的爱戴和受其教育，在南岸中学读书的江竹筠心中十分向往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悄悄地在重庆寻觅党组织。江竹筠就读重庆南岸中学期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抗日宣传活动，自己亲手缝制棉衣，为前方战士募捐，到医院慰问伤病员等，力所能及地为抗战贡献力量。

3.光荣入党投身革命洪流

1939年春天，18岁的江竹筠考入位于重庆远郊巴县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成了高中部甲班的学生。在她同班的女同学中，戴克宇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见江竹筠爱看《新华日报》和《群众》等进步报刊，便常常借些革命书籍给她看，私下里为她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

那时的国民党一边积极反共一边消极抗战，作为国统区陪都的重庆更是处于高压专制的白色恐怖中。重庆的不少青年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苦闷彷徨。但江竹筠却已在此时认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她却一直苦于不知党组织在哪里。有一天，她向戴克宇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一个革命青年，应该到实际斗争中去。我想离开学校，去找党组织。”戴克宇此时才告诉她学校里就有党组织，自己便是共产党员，愿意介绍她入党。1939年夏，江竹筠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江竹筠倍感力量充沛，生活有了更为恢弘的意义，从此精神更充实、更乐观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

1940年秋，因中国公学停办而辍学的江竹筠考入中华职校会计职业训练班学习，并受党组织委任担任该校及周边地区党组织负责人。

同年秋，江竹筠从中华职校毕业，到曾家岩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党组织指定她担任新市区区委委员。在那里大约工作了一年后，江竹筠发现有特务监视自己的行动，出于对她的安全考虑，党组织便安排她撤离。

1943年5月，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新任务：给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当助手，掩护党的机关。任务要求她和彭咏梧假扮夫妻，组成“小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来开展工作。这是一项让年轻的江竹筠一开始颇感羞涩和为难的工作，但为了党的事业，她最终选择了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此后，在彭咏梧的引导下，江竹筠在工作中主动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和自己的党性锻炼，自身也成长成熟了起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党的地下工作者。而彭咏梧也在她的全力帮助和掩护下，相关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二人在革命斗争中孕育了诚挚的爱情并最终真正走到了一起。但就在一切都看似顺利推进的某一天，江竹筠从《新华日报》营业部出来后发现自己被特务跟踪，她想了很多办法才得以甩掉“尾巴”。因此，党组织为了保障重庆市委机关的安全，决定再次让她转移。当时重庆的白色恐怖已达到巅峰，川东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用“转地不转党”的办法，于1944年春安排江竹筠转移到成都去报考国立四川大学，但将其党组织关系仍保留在重庆，并指示她在求学期间可利用寒暑假返渝汇报工作，但不得和川西地下党产生横向联系。江竹筠到成都后自修了三个月，借江志炜的名字成功考入了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

4.入读川大暗中策动学运

江竹筠初入国立四川大学之时，正值时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1944年，国民党部队在豫、鄂、湘战区接连溃退，日寇铁蹄已践踏到了贵州独山，西南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感激愤，新一轮人民革命浪潮即将掀起。在成都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无论有组织联系或暂时失去联系的，都在主动自觉地重新凝聚力量，以期策划新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的国立四川大学，学生运动暗流涌动，革命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当时亲历和目睹这一轰轰烈烈斗争形势的共产党员江竹筠内心格外振奋，并通过参与进步社团、建立与同学们的友谊、鼓励谈心等各种方式，成了当时国立四川大学学生运动最深层次的策划者和组织人。对于江竹筠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 川大英烈第四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江竹筠进大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党组织的代称)写信，表示要按“妈妈”的要求“读好书，取得优良的成绩”。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所说的“优良成绩”不仅是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做好群众工作。

江竹筠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既要做好党的工作，又要做一个好学生。举止言行，起居饮食都要符合一般学生的标准，按时作息，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自修时间抓紧学习，不轻易缺课。这样，尽管中学未读满，并且课程丢得太久，由于在学习上保持和发扬了勤奋精神和踏实态度，她在班上仍然是成绩好的学生。

江竹筠在川大的社交活动和群众工作，是从入学考试开始的。在考场，她遇见一位来自郫县农村名叫董绛云的女同学，很自然地攀谈起来。江竹筠喜欢她的朴素诚恳，学习踏实。后来碰巧做了同班同学，又在同一寝室。两人形影不离，学习生活互相帮助，情同姊妹。论政治经历，她俩一个是有五年党龄的职业革命者，一个是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能如此亲密无间地相处，表现了江竹筠的革命修养。她体谅别人的处境，学习别人的长处，言谈和习惯都不强加于人。董绛云一直是一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她还噙泪追怀江竹筠：“她信任我，爱护我，尊重我，从未引起过我一点反感。我生平少遇这样好相处的朋友。”

从工作上考虑，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江竹筠和彭咏梧结婚。暑假期间，她回重庆与彭咏梧欢度蜜月。1946年4月，江竹筠在成都生下儿子彭云。

此时，按照党的指示，江竹筠迅速调整自己。她作为一般成员参加了“女声社”和“文学笔会”两个进步社团，进而成为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协会”即“民协”的成员，但都没有参加领导工作。她避免在学生运动中处于显眼地位，而实际上却密切注视着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观察领导成员的长处和不足，认真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她一旦发现了问题，就以与同学互相商量的方式，谈出自己的见解。

江竹筠在四川大学生运动中，是一位实干的、理性的、成熟的战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理性、成熟，同样与江竹筠从小经受磨练以及她的坚强党性，她的勤奋好学，她的不畏牺牲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5.离校返渝再斗黑暗势力

1946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时，蒋介石政府强加于人民的内战战火已在全国蔓延开来。国统区人民反独裁反内战的怒潮开始汹涌澎湃。这时中共南方局已迁往南京，中共四川省委、重庆市委正加紧恢复重建重庆及川东各地党组织。彭咏梧作为重庆市委委员、分管重庆学运并联系川东部分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党组织决定江竹筠不再返回四川大学，而是留在重庆做彭咏梧的助手，江竹筠按照党的要求立刻办理休学手续，并带上孩子彭云和丈夫彭咏梧到义林医院去看望三舅李义铭。李义铭得知外甥女江竹筠刚回重庆，还没有工作，便主动建议外甥女在他办的敬善中学做兼职会计。这正合江竹筠的心意，因为她就此便有一个掩护身份开展革命工作的社会职业了。

江竹筠在这一时期的党内工作，起先是守护党的机关，之后是负责市外的通讯联络。在负责联系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的党组织工作时期，她按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斗争，逐渐发展了十多个党员和四五十个“六一社”(“六一社”是1947年重庆“六一”学运后在彭咏梧、江竹筠领导下诞生的党的外围组织)社员，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重庆党组织对敌斗争的坚强力量。

6.痛失爱侣鏖战下川东

1947年夏秋时节，党组织决定把川东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建立起游击队和根据地，并调整组织，改组市委，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彭咏梧是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负责直接领导武装斗争。在江竹筠的坚决要求下，党组织决定让她以下川东地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身份，和彭咏梧一同去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

1948年1月，彭咏梧率游击队在奉、巫交界地暗洞包突围时，为掩护同志壮烈捐躯。痛失爱侣和战友的江竹筠虽一时间沉浸在彭咏梧牺牲的悲痛中，但她还是毅然接下临委和地工委要她暂时留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县委，协助做革命地区的联络和善后工作的任务。经万县地方法院一位法官介绍，江竹筠在县法院会计室做职员。县委书记雷震也在法院工作，由于是同事关系，住处又是邻居，可以常来常往，联系非常方便。不料就在这时，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重庆被捕投敌，引来一批特务来到万县，6月11日在万县抓到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在威逼利诱下也叛变，出卖了万县、开县和宜昌的大批同志。14日上午江竹筠在万县法院附近被捕，经党组织积极营救未果，她很快被转移到了渣滓洞集中营。

7.受尽酷刑红梅傲雪凌霜开

6月下旬，江竹筠等被押到重庆不久，特务头子、西南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江竹筠。因为涂孝文虽出卖了一些地、县委领导人，但却把党的组织领导完全推卸在已死的彭咏梧一人身上。当徐远举得知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便格外重视。

1949年11月14日上年9时左右，一群武装特务凶神恶煞般地出现在女牢门口，高叫“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江竹筠揣测可能是敌人要杀害她们，她首先把她们默写出来的两本书塞给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旗袍，梳梳头发，用沉着坚毅的目光向难友们点头告别。难友们依依不舍，深深为她们的“转移”而担心，有的竟忍不住哭出声来。

江竹筠跨出牢门，上前扶着受刑断腿的李青林，又回头向站在风门口凝望的难友们挥手告别。

敌人佯称转移，先把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羁押在中美合作所礼堂，傍晚又分批押赴电台岚垭。特务已先在那里的废墟上挖了大坑，准备了镪水，以备毁尸灭迹。

江竹筠等在被押步行途中，见周围尽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方，完全明白这是他们为革命献身的时候了，便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反动派！”同行的难友们齐呼口号，声音穿越夜空，一两里路内的居民都能听见。刽子手们吓慌了，还未到达预定的杀场，就急忙射出了罪恶的子弹。在口号声和枪声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竹筠等30位革命英烈倒在血泊里！

江竹筠牺牲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年轻的29岁。但她凌霜绽放的傲雪红梅形象，却永远印在了包括川农大人在内的所有新中国人民的心头。在四川农业大学，当每一位师生在看到五星红旗招展之时，便会在心底泛起对这位共和国英烈校友的深深缅怀。（来源|《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 潘坤等|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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