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节选）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著作主要有《反对阐释》、《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等。她是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与西蒙娜·波伏瓦、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以下，是一些苏珊·桑塔格访谈的摘录：

爱德华·霍斯克（以下简称H）：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苏珊·桑塔格（以下简称S）：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在九岁左右就搞了一个自己的出版物。我做了一份有四页篇幅的月报，把它复制（用非常原始的办法）二十份，然后以每份五分钱卖给邻居们。这份持续了九年的报纸，尽是我对读过的东西作的模仿。里面有故事、诗和两个我还能记得的剧本：一个的灵感出自卡贝克（Capek）的“R.U.R.”；另一个得自于爱德纳·圣·维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Aria de Capo”的影响。要记住，这是一九四二、四三年和四四年。我作的有关从途中到斯大林格勒有关战况的报导，都是我很认真地根据真实报纸上的文章缩写而成的。

H：你在《承诺的土地》里曾写到：“我的主题是战争。有关战争的任何东西，如果不去表现它可怕的毁灭和死亡的实在，将是一个危险的谎言。”

S：这个教训人的口气使我感到有点恐惧，不过我仍然如此认为。

H：你正在写塞尔维亚之围吗？

S：不会。我的意思是还不会，大概短时间内也不会。至少不会用文论或报导的形式去写。我的儿子大卫·利夫（David Rieff），比我去塞尔维亚更早，他已经完成了一本文论体的报导集，书名叫《屠杀之屋》。一个家庭有一本关于波西尼亚种族屠杀的书足够了，所以我不会花时间在塞尔维亚写书。目前我能在那里尽量多待——去见证、去哀悼、去树立一个明确的榜样、去介入——就已经足够。相信正确的行动，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而是一个人的责任。

H：你从来就想当作家吗？

S：大约六岁我读到居里的女儿依娃·居里（Eve Curie）写的《居里夫人》，所以我最初想成为化学家。以后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我想成为物理学家。最后让我不能自拔的是文学。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

H：你有他人作为作家的楷模吗？

S：当然，我曾把自己看作是《小妇人》中的乔（Jo），但不想写乔所写的东西。我认同杰克·伦敦的写作，在他的《马丁·伊登》里，我发现了作家兼倡导家的形象，所以我又想成为马丁·伊登。不过对杰克·伦敦赋予他的黯淡命运应当略去。我看自己或我猜自已是一个英雄式的说教者。我期待写作中的搏斗。我以为一个作家都具有一种英雄的禀性。

H：还有其他楷模吗？

S：以后，我十三岁读了安德烈·纪德的札记，它展现一种生活的眷顾和渴望。

H：你记得何时开始阅读的吗？

S：别人告诉我，在三岁的时候。不过我记得阅读真正的书籍——传记、旅行志，大约六岁左右。以后迷上了坡、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和柏特（Pater）等人的作品。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是在对文学自得之陶醉中度过的。

H：你是否介意被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S：一个人无论被称之什么都不会喜欢。知识分子这个词对我来说作为形容词比作为名词更能说明问题。我以为人们假定知识分子是一批笨拙的怪物，如果是女人就更糟。这使我更明确地抵制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反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如心灵与头脑相争，情感与理智相争等等。

H：你的写作开始是如何下笔的？

S：开始于包括短语句子，然后我知道有些东西开始转换出来。通常是开篇的那一句，但有时是一开始就听到了那末尾的一句。

H：你实际上是怎么写的呢？

S：我用圆珠笔，有时铅笔，在黄或白色的横格纸上，像美国作家惯常的那样，从事写作。我喜欢手写所特有的那种缓慢之感，然后把它们打出来再在上面涂改。之后不断再重打。有时在手稿、有时则在打字机上直接修改，直到觉得不能写得更好为止。我一直用这种方法写作，五年前我有了电脑后才有所改变。现在是将第二或第三稿输进电脑，然后除了在电脑上直接改动之外，不必整个再重打了。

H：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帮你开始下笔？

S：阅读，通常它与我正在写或希望想写的东西无关。我大量地阅读艺术史、建筑史、乐理学，主题各异的学术论著及诗歌作品。磨蹭也是准备开始的一部分。阅读和听音乐就是磨蹭的方式。音乐既让我精力更旺，同时也让我心神不定。不写作会令我愧疚。

H：叶芝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之间作一选择。你认为这是真的吗？

S：实际上他所说的是：一个人必须在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作品之间作选择。写作就是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指与他人相处的那种，叶芝当然讲得对。写作要求大量的瞬间独处。我常常用完全不写的办法来减轻这种选择的苛刻程度。我喜欢出门，包括去旅行。在旅途中我不能写作。我喜欢谈话，喜欢聆听，喜欢去看、去观察。我或许有一种太过无序的关注力。对我而言，世上最易之事莫过于去关注。

H：在《死亡必备》之后，你已经几年没有写东西了。

S：从一九六四年我就积极参与反战，当时它还不能被称之为一场运动。它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变得很沮丧。我一边等待，一边读书。我住在欧洲，后来陷入爱情。我的鉴赏力有所提高，还做几部片子，但在如何写作方面，却产生了信心危机。我一直认为书是我们的某种必需品。我的书应当一本比一本写得好。这种常有惩戒性的标准，我一直对它信守如一。

H：你怎么会想到写《论摄影》这本文集的？

S：一九九二年我与《纽约书评》的芭芭拉·爱坡斯坦（Barbara Epstein）共进午餐，随后去现代美术馆看黛安·阿巴士（Diane Arbus）的作品展。他的作品我不久才看过。芭芭拉问我：“你写一个影展评论怎样？”我觉得自己大概能写，然后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先写几段有关摄影的话语，再来讨论阿巴士的作品，没想到一下笔就产生了超出几段话的内容，且使我停不下来。文章也从一篇变成了几篇。在这个过程里，我常感到自己像一个魔术师的学徒孤立无助，越写觉得越难，换句话说是越来越不容易写得好。但我很执着，觉得既然作了承诺，就不能毁弃。写到第三篇论文的时候，我才设法将论题转到阿巴士和他的影展上来。前后差不多花了我五年的时间，写了六篇论文，完成了《论摄影》这个集子。

H：你会回过去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S：除了核对译文之外，肯定不。对已经成就的作品，我既无好奇，也不依恋。我大概是因为不想再见到它们一成不变的样子。我会很不情愿地回去重读十年以前写的作品，伯它们毁掉我在写作上不断会有新起点的幻觉。这是我身上最美国化的地方，觉得永远还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H：你的作品是如此不同。

S：作品应当彼此不同，当然其中存在著某种气质和关注方面的完整性。某些预期的东西，某些情感也会重现，比如热情或忧郁，还有对人的残忍所抱的执著的关注，不管这种残忍表现在私人关系里还是在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