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与严怪愚父子的两代情谊
陈冠雄
2008年1月26日是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谢冰莹逝世八周年忌日。这一天，民进中央委员、湖南省邵阳市政协副主席严农教授手捧着厚厚的书稿在谢冰莹遗像前默默祷告：“亲爱的干娘！鹿鹿向你报喜，你的传记文学我已经写好了。”
严农为什么称谢冰莹为干娘，又自称为鹿鹿呢？这要追溯到严农的父亲、被誉为“中国八大名记者”之一的严怪愚先生与曾以《女兵自传》《从军日记》等著作蜚声文坛的女作家谢冰莹的深情厚谊，要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说起。
1936年春末，严怪愚从湖南大学毕业后，投身新闻事业。他与康德、袁劭先等人筹办《力报》，他的住所由河西迁至南门外妙高峰下的南村二号楼上。
严怪愚夫妇刚到，一个年近三十的少妇从隔壁走出，“噼哩叭啦”放了一挂鞭炮，随即是爽朗的笑语相迎：“恭贺严先生乔迁之喜！”说着，麻利地系起围裙，洒水扫地，布置房间，像个女佣人一样风风火火地干起来。
严怪愚一时猜不透来者的身份，连忙施礼问道：“请问夫人尊姓大名？”
“哈哈！什么尊姓大名？我叫谢冰莹，就住在你家隔壁。”
“谢先生！”严怪愚一听大惊，连忙抢过扫把，“你是大作家，怎能让你干这些事呢？”
“怎么，作家就不能扫地呢？” 谢冰莹嗔怪一声，又麻利地打扫起来。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不到你这大作家这么平易随和。” 严怪愚话语刚落， 谢冰莹接道：“想不到你这《国民日报》的专栏作家，头次见面就这么百感交集呀！”
“这么说，我的杂文《百感交集》，你看过啰？”
“岂只看过，而且拍案称妙！”
从此，谢冰莹和严怪愚成了好邻居、好朋友。起初，他们互相尊称“先生”，相处日子一长，便分别以“谢大姐”“严老弟”相称。有时干脆直呼其名，相互间如同姐弟一般亲切随和。
这时，严夫人正怀着头胎，整天睡在床上。谢冰莹与她的男友黄雨辰（小名“维特”） 同居多年，尚未生育，但对小孩有天然的喜爱。她每天都要跑到严家来，临床照料，问长问短，关切地说：“家芳，你不能整天睡着，要多下床运动运动。”她还强迫家芳起来，亲自扶着她在楼下空地里慢慢散步。谢冰莹见严怪愚整天忙于采访，顾不上照料妻子，便告诫说：“怪愚！你一定要干涉家芳，整天这样躺着，血液不流通，轮到生育时很可能难产。不要粗心大意呀！” 严怪愚一脸憨笑。有这样一位大姐在身边，他放心得很。
在谢冰莹的精心照料下，姚家芳顺利地生下了第一个男孩。严怪愚笑得合不拢嘴。谢冰莹也高兴得很。她抱着壮实的婴儿，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爱不释手。问他叫什么名字，严怪愚说：“还没取名字，请谢姑姑赐名。”“好！”谢冰莹想了一下说，“就叫鹿鹿吧！希望他长大以后像小鹿一样温驯善良。”严怪愚夫妇都满意地点点头。谢冰莹说：“名字是我取的，就认我做干娘吧！” 严怪愚夫妇又乐呵呵地同意了。谢冰莹连忙跑出去，上街买了很多玩具。其中有一只很大的塑料梅花鹿，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煞是可爱。以后，她常将襁褓中的鹿鹿抱到自己房间去，伏案写一会儿，又逗鹿鹿一会儿，充满了母爱的温情。有一次停电，她划了一根火柴去看鹿鹿，不小心将余烬掉在孩子脸上，烫起一个小泡。她自责自怨，心痛了好几天。
1936年9月，《力报》正式创刊，严怪愚担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不久，鲁迅先生逝世，严怪愚等万分悲痛，一连出了几期特刊悼念。谢冰莹带头写了文章，并与康德、严怪愚等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时，省政府办的《国民日报》的总编辑罗心冰（笔名壶公）在报上对鲁迅进行恶毒攻击，并污蔑写文章纪念鲁迅的人是“领了苏联的卢布，是吃黑面包的”。严怪愚立即挥笔迎头痛击，怒斥“恶毒的蜈蚣（壶公）”是“出卖灵魂的乞乞科夫”。在复古和反共空气甚浓的湖南，这场笔战竟持续一个月之久，在当时读者中影响很大。谢冰莹始终站在严怪愚一边，女兵风采不减当年。
反动派奈何不了严怪愚和谢冰莹，不敢继续论战，但恨之入骨，于是派出特务常到南村二号楼附近盯梢，伺机暗害。二号楼下住的是历史学家罗元鲲（毛泽东的老师）和武术家曾福盛两先生。他们友好心齐，见到行迹可疑的人严加监视，使特务阴谋不能得逞。一个特务躲在屋后树丛里，谢冰莹故意将一钵痰液和尿水用力泼去，使之成了浑身发臭的落汤鸡。另一个特务则被曾先生当作“偷鸡贼”重重地打了一顿。南村二号住的都是“宝古佬”。当时这是对宝庆人的贬称，含有凶暴、横蛮之意。因而南村二号被称为“凶宅”。谢冰莹常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嘛！这哪里是“凶宅”，应当叫“睦宅”、“吉宅”呀！严怪愚诙谐地说，对那些“偷鸡贼”，我们当然是很“凶”的了。
为了办好《力报》副刊，严怪愚四处精心组稿。第一个约稿对象自然是邻居谢冰莹。她有求必应，先后写了《三十分钟的会见》和《毛知事》等佳作，为该报增色不少。当时，严怪愚还兼编《市民日报》副刊，谢冰莹鼎力相助，也写了不少小说和散文。上海、天津的“才子”们看了，讥讽说：“你们看，谢冰莹末路穷途，在长沙卖起一元钱一千字的文章来了！”谢冰莹见了这些无聊文章，嗤之以鼻说：“哼！难道内陆的报纸就不该支持？难道我国的文化事业只能集中于上海、天津吗？”其实，严怪愚当初办报时，经费十分困难，连一元钱一千字的稿酬也不曾付给谢冰莹，她完全是为友情而写作。
谢冰莹体质很弱，时常病恙缠身，她自称“一生大半时间是在病魔的镣铐中打发过去的”，可她从未停止过写作。严怪愚时常帮助“维特”劝她休息，少动些笔。谢冰莹总是摇头，挥笔不止。有一回，盛夏酷暑，她高烧到四十度，饮食不进，可仍握着笔颤抖地写，头上冷汗直冒。严怪愚见了，实在忍不住，一把夺过她手中的笔，说：“谢大姐！你还要不要命？”谢冰莹噙着泪花说：“严老弟，写作是我的命呀！”说着，她又忍着痛苦伏案一笔一笔写起来。严怪愚当然理解谢冰莹的心情，也不再劝，连忙跑到家里，叫妻子煮好桂圆红枣汤送过去。姚家芳一匙一匙喂给谢冰莹吃，严怪愚和“维特”忙着为她擦额上和两颊的虚汗。谢冰莹喝着喝着，眼泪扑簌簌直涌出来。后来，她的母亲病逝，她带病回乡奔丧，心情悲恸，病情更重。在严怪愚建议下，“维特”陪着谢冰莹来到南岳衡山半山亭，一边养病，一边继续写作。严怪愚和姚家芳也忙里偷闲，带着鹿鹿，前往南岳探望。在南岳，谢严两家亲如姐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当此民族存亡的关头，谢冰莹毅然离开南岳，投笔从戎。她赶赴长沙，奔走呼号，组织了一个“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第一线，与贾伊箴先生相逢。当年贾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干事，谢冰莹是北平女师大活跃分子，相互认识。与贾先生重逢后，便加入贾的团队，这时她与“维特” 分手了，便与贾伊箴形成战地婚姻，一路同行。临走那天，严怪愚夫妇抱着鹿鹿前来送行。这时，鹿鹿已有一岁多，开始呀呀学语，“爸”“妈”等简单词语已经会叫，经过一晚的强化训练，居然能开口叫亲娘（干妈）了。谢冰莹高兴得很，抱过鹿鹿亲了又亲，爱不释手，直到火车徐徐开动。严怪愚把一张鹿鹿周岁的照片赠给谢冰莹留作纪念。谢冰莹从窗口伸出手来，边挥手边喊道：“怪愚！赶快到前线去，战地上见！” 严怪愚一边跑一边回答：“放心吧！谢大姐，我一定会去的！”
果然，1938年春，严怪愚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徐州前线采访。时值台儿庄大捷，严怪愚欢欣鼓舞，风尘仆仆，奔走不停。这时，谢冰莹和贾伊箴也从沪宁一带赶来了。他们共同合作，写了不少有声有色的战地通讯，宣传台儿庄会战的胜利，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在战地采访，面对敌机投弹，他们无所畏惧，视死如归。贾伊箴急得不得了，紧紧跟在谢冰莹身后。有一回，敌弹落到他们附近，贾伊箴惊慌失措不知避开，而把谢冰莹按倒在地，全力用自己的身体覆盖着她。谢冰莹指着丈夫骂道：“傻瓜！你又不是钢骨水泥，你能保护住我吗？”还是严怪愚眼尖力大，赶快拉着他们夫妇一同撤离到安全地带。在抗日战地司令部，李宗仁与一批记者、作家合影时，指着谢冰莹和严怪愚说：“你们两个联名记者真是勇敢的一对！”便拉着他俩站在自己的左右。事后，贾伊箴酸溜溜地老不高兴。谢冰莹吼道：“傻瓜！你吃什么醋？李长官只说我们是勇敢的一对，又没说是夫妻一对！”贾伊箴才破涕为笑。
1938年春末，谢冰莹抖落满身战地风尘，来到汉口养病，同时在一家报社编副刊。她时常惦记严怪愚一家，特别想念她的干儿鹿鹿，她把鹿鹿的照片揣在怀里，不时凝视良久。由于她在汉口生活很不宁静，有一次差点把照片弄丢了。于是，她将鹿鹿的照片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后，装进信封回寄严家。她在照片的背后写着：“怪愚、家芳，这是你们最宝贵的照片，如今我又回赠给你们。冰莹7月16日于汉口。”
1939年4月初，严怪愚到当时的陪都重庆采访。那时，谢冰莹夫妇到了重庆。贾伊箴在中央大学任教，谢冰莹在家里写作。当时，她患有严重鼻窦炎，刚动过手术，身体比以前更瘦了。严怪愚刚见到她时吓了一跳，叫她赶快停止写作，静心休养。然而，谢冰莹不听劝告，笔耕不倦。每当严怪愚到谢家，她和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谈论不休，一起讨论抗战形势，议论作家对人民的责任。
这时，严怪愚与著名记者范长江在重庆相遇。他们两年前在徐州前线相识，作为同行，又是同乡（范的祖籍在湖南邵阳范家山），格外亲切。这次重逢，范长江告诉严怪愚一个绝密消息：汪精卫已与敌遒平沼签订卖国密约，准备正式在南京组织汉奸政权，而国民党仍竭力封锁消息。范长江所在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公开报纸，我党从国共合作抗日统战政策出发，不便首先揭露此事。范长江说：“怪愚！你有没有胆量在《力报》予以揭露？” 严怪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说：“怕什么？砍掉脑袋也不过碗大的疤！”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谢冰莹，谢冰莹慷慨激昂地支持严怪愚大胆揭露此事。于是，严怪愚就住到谢冰莹家里，写出了新闻史上著名的专稿《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急电《力报》，首揭汪伪卖国罪行。贾先生得知此事，怕连累他们夫妇，便趁谢冰莹去医院打针时婉言下逐客令说：“冰莹身体不好，我要护理她，怠慢你了。你是堂堂大记者，还是住到宾馆里去舒服些。” 严怪愚知道贾先生胆小，也怕连累朋友，便立即连夜离开了重庆。
次日，揭露汪精卫的文章在《力报》刊登，举国为之震惊。日、蒋、汪三都大为光火，纷纷派出特务追查，在山城重庆布下了罗网，四处逮捕严怪愚。谢冰莹得悉，很为严怪愚担忧。她埋怨贾伊箴说：“你贪生怕死，把严先生赶走，等于出卖朋友，你还算个男子汉吗？” 贾伊箴分辩说：“谁出卖他了？我不过叫他离开，以免连累我们这个家。”谢冰莹大发雷霆：“这个家，我不要了，散伙！”两人闹着离婚。后来，还是严怪愚出面，两边劝解，苦口婆心，才使他们夫妻重归于好，破镜重圆。
以后，谢冰莹和严怪愚各在异地写作和办报，数年没有见面，但书信往来不断。直到1946年秋，谢冰莹到了上海，住在女作家赵清阁家里，一边养病，一边写作。严怪愚也在上海担任《东南日报》驻沪记者，两人才得以重逢。谢冰莹除了谈鹿鹿，便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当时，抗战胜利后，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谈判，寻求和平统一的道路。这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两人共同关注，忧心忡忡。严怪愚邀约谢冰莹同去南京采访，为和谈奔走呼号。谢冰莹因病未能行成。
严怪愚到了南京，前往中共代表团驻地梅园新村采访。团长周恩来亲切接待了他，向他论述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多次谈到《力报》，赞扬了《力报》的进步立场和对抗日所做的贡献，给严怪愚以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国共和谈破裂后，中共代表团全体人员撤离南京，严怪愚不怕国民党特务盯梢，单独一人前往车站送行。严怪愚回到上海，在车站发现了谢冰莹和贾先生，可等他赶到车前相见，列车已经徐徐开动了。严怪愚大声责问：“你们到哪里去？为何不辞而别？”谢冰莹探头窗外，两眼噙满泪花。在车站送行的赵清阁交给严怪愚一封信，这是谢冰莹写的。原来国共和谈破裂，贾先生怕乱世波及，突然带着谢冰莹离开上海去香港。从此以后，严怪愚再也没有和她见过面，但仍有书信往来。及至1948年，谢冰莹受聘到台湾师大任教，后来又定居美国旧金山，严怪愚也于1957年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两人便鱼沉雁杳，断了音讯。
1983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在长沙通泰街一处低矮的陋室，已平反昭雪等待复职的严怪愚正在给儿孙们讲述谢（冰莹）姑姑、谢奶奶的故事。突然，《湖南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拿着一封信走进严家，高兴地说：“怪愚，谢冰莹从美国来信了！她向我们报社打听你的下落。”说完，他把信交给了严怪愚。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湖南日报》总编辑先生：
你们好！我想与你们谈一件萦绕在我心头几十年的往事，并想得到你们的帮助。
在大陆，我有一位老朋友叫严怪愚。解放前，他是国内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曾被誉为“中国八大名记者”之一。我想，这位记者你们一定知道或认识的。从1948年起，我就一直未与他通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也难于打听他的下落。
现在，“四人帮”已经打倒，据很多侨居美国的华侨介绍，已有打听到他下落的可能。因而，我特地给你们寄来这封信，恳请你们替我查找一下严怪愚的下落。十分感谢。敬祝
编安！
谢冰莹上
1983年1月5日
严怪愚看着谢冰莹的来信，顿时心潮澎湃，被沧桑岁月磨练得倔强冷峻的他不禁老泪纵横，手颤抖得很厉害。他正患手疾，不能动笔，便轻声吩咐长子严农说：“鹿儿，你先替我给你亲娘写一封回信吧！”
严农深知父亲嘱托如山，便立即伏案挥笔，写出了第一封给干妈谢冰莹的信：
亲爱的亲娘：
给你写信的，是你挚爱的小亲崽——鹿鹿。你写给《湖南日报》探询家父情况的来信，已转给了我们。家父是含着热泪读完你这封来信的。他由于近患手疾，暂不能给你写信，因而只得先要我代他回你一信。
家父与你从1947年分别以后，时常挂念着您及您们一家。他经常给我讲述您的故事以及他与您之间的深情厚谊。这种深厚的友谊，使我们做晚辈的深为感动。大概也正是他对自己所有朋友这种深沉的挚爱，才使他跨过了自己人生中一道道难关，渡过了逆境中一个个险滩。现在家父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好转。因而，他又拿起久搁的笔写作了。我现在情况也很好，目前在一所大学任教，业余时间也动手写点东西，以后有可能，这些东西寄请您提出宝贵意见。敬祝
安康！
严农（鹿鹿）敬上
1983年2月5日
写完信后，严农从箱底翻出一张早已发黄的旧照，它就是谢冰莹回赠严家的那张鹿鹿周岁的照片，把它装进信封，带着父子两代的深情思念，飞向大洋彼岸旧金山圣母大厦公寓。两个月后，严农便收到了谢冰莹的复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梦幻般往事的回忆，充满了一位长辈对晚辈的挚爱。
不久，严怪愚手疾痊愈，便亲自给谢冰莹写信。信中回忆了他们姐弟昔日在一起工作和写作的情景，介绍了他自己的情况。这位文思泉涌倚马万言的著名记者和作家，居然花了一整天，才串起记忆的珍珠。
谢冰莹接信后，立即给严怪愚写了回信。她的回信深沉、凝重，如一首散文诗。
……三十六年来，第一次读到你的信，看到你那熟悉的笔迹，就好像听到你那豪爽的笑声，看到你那活跃的身影；读着你的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这一切的一切，真像在梦中。
回想我们在岳麓山讨论文章，在长沙南门妙高峰相邻而居的情景，该是多么令人神往激动。现在一切的一切，只能永远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我十分想回老家来看看你和你的一家，只是我的身体目前很不好，前些日子又摔了一跤，因而，只能待身体好一些以后才能回老家看望你了……
谢冰莹随信寄上在美国写的一篇回忆岳麓山的文章，其中写道：“岳麓山的秋山红叶，永远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页。”
从此，严怪愚和谢冰莹这两位中国文坛上昔日的挚友，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重新建立起了频繁的通信联系。谢冰莹很想回祖国故乡看望严怪愚等昔日老友，严怪愚也等着谢大姐在岳麓山下重逢。他怀着深情写了《蹉跎岁月忆冰莹》的散文，倾诉了对往昔峥嵘岁月和对这位亲姐姐的怀念，末尾写道：“谢大姐与我分别时，我还是青年。如今，我背已驼，眼已花，腿已酸，走起路来，双腿像上了镣铐，简直像一具'出土文物’了。冰莹大姐七十多岁尚能乘风破浪，远涉重洋，身体一定变得更健康了。我祝福她幸福长寿，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多写一些战斗的作品来！我呢，也一定会同疾病斗，同衰老斗，斗到我和谢大姐见面的时候……”
可惜，严怪愚没有斗到和谢冰莹重逢的时候，便于1984年3月1日与世长辞了。弥留之际，他深情地呼唤着谢大姐的名字，无奈地落下了绝望的泪。他将严农叫到床边，一字一句地嘱咐：“今后，你一定要经常与谢姑姑取得联系，她会教你怎么做人，教会你很多从别人那里学不到的东西……”
谢冰莹
严农牢记父亲的遗嘱，继承父亲的遗愿，将父亲和谢冰莹的友谊篇章继续写下去。他与谢冰莹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两成了忘年之交。严农常向谢姑姑汇报自己的工作、学术研究和家庭情况，或请教有关创作和人生的问题，并把自己写作和发表的作品寄给谢姑姑看。谢冰莹每信必复，循循善诱，期望甚殷。严农寄给她的作品，她都戴着老花镜半借助放大镜仔细阅读，为严农的作品“每篇都是主题正确，文字优美”而高兴，还写了具体意见，并期望正值盛年的严农“努力多创作，在文坛放出闪烁的光辉”。
严农不负谢冰莹的期望，先后在教学和从政的百忙中挤出时间写作，出版了《蒋经国在莫斯科》、《虎啸深山——徐君虎传奇》、《毛泽东和他的老师》、《蒋介石与廖耀湘》和《长城的故事》等著作，先后加入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谢冰莹每当接到严农寄来的著作和喜讯，特别高兴，称赞严农“像令尊一样聪明、勤奋，下笔万言，倚马可待……”
这里，要特别提到海潮出版社出版的童话集《长城的故事》。这本书由谢冰莹作序，谢冰心题写书名，格外引人注目。读者看到两谢名字相仿，以为是亲姐妹，而实际上两谢在1943年以前从未见过面，不过她们互相倾慕已久，在书信中皆以“家姐”、“舍妹”称呼对方。直到抗日战争后期，两人同在成都讲学时才得以相见，毕生也仅此一面之缘。相隔半个世纪之后，严农让这对文坛“姐妹作家”在这本书里“重逢”，一时传为佳话。
后来，严农在谢冰莹的指导下，将其父亲严怪愚先生的遗作整理出版，也为谢冰莹撰写了传记文学，并准备前往美国探望谢姑姑，为她祝贺九十大寿，后因诸事繁忙未能成行。正当他等待时机了却这一宿愿时，2000年1月26日，从大洋彼岸传来了谢冰莹与世长辞的噩耗，严农万分悲痛并引为终生遗憾。但是，谢冰莹以亲姑姑、好导师的形象永远活在他的心里，每当她的忌日，他总以自己的著作成果为祀品，寄托无限的怀念和崇敬。
附：
作者简介：陈冠雄，邵阳市文化馆二级编剧，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湖南诗词协会会员。早年写诗，后以戏剧为专业，发表（演出）了文学和戏剧作品300多万字，有五个剧作在省以上获奖，近年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先后出版了纪实文学《博彩人生》《狂澜弄潮曲》和《历史·社会·人生》等三本文学著作。
本刊顾问：龙国武 刘诚龙 俞荣斐
总编：唐白甫
主编、审稿: 陆秀 唐建伟
责任编辑:
唐花阶 刘云雨 刘云洲
陈校刚 丁华
副主编:
李云娥 罗东成 刘慧球
杨国安 李 婷 廖大秋 易小群
唐运亮 刘青龙 刘肆梁
陈晓蓉 银红梅 果 实 粟 蒋
刘长军 周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