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敬与《历代舆地图》

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在中国地图史上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全部出齐。而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00年前的湖北武昌。

国学大师的传奇人生

杨守敬何许人也？查阅资料，你会发现他有着太多的名号——他被称为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学术家、艺术家、书法家、书画家、收藏家、藏书家、泉币学家。显然，这是一位博学多才、建树颇丰的学者。用眼下国学热时髦的话一言以蔽之，可以称其为国学大师。

杨守敬（1839年—1915年），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杨氏先祖杨潮因辅佐朱元璋有功，明初时被封为驻守宜都枝城的武略将军，世袭千户侯，由此杨家从安徽迁至宜都。1839年5月，杨守敬生于宜都陆城长江与清江汇合处南岸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于1862年中举，1865年考取景山宫学教习，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地理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杨逝于北京，终年76岁。杨守敬去世后，民国政府派专车护送灵柩回宜都，归葬宜都祖茔龙窝。

杨守敬学识渊博，著述宏富，有91种著作传世，《清史稿》赞其“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张之洞称其为“湖北人望”。1888年，杨守敬在湖北黄州筑园收藏日本访得之书，因其与苏东坡旧居相邻，故名之曰“邻苏园”，这也是他自号邻苏和邻苏老人的由来。杨守敬素来仰慕苏东坡，其实就博学多才、多有建树而言，他比苏东坡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杨守敬专心学术，淡泊名利。1865年，张之洞任翰林，大会天下名流于北京陶然亭，人称“此咸、同以来朝官名宿第一次大会”，他以为“迹近标榜”而不赴；1876年，他被选授为安徽霍山知县，他借年老、不耐官府文书而辞之；晚年袁世凯欲聘为顾问并加以参政任，他以“年老致仕，不求闻达”“政治学非所长”而拒之。

杨守敬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日本书法的重要影响和在日时的购书壮举。

杨守敬开始研习书法，说起来多少有些偶然。1856年，杨守敬三场院试皆不中，不是文章不好，而是由于书法草率而落榜，因为主考官冯展云工小楷，十分看重书法。于是他发愤练字，当他次年再次参加府试时，主考官仍是冯展云，杨守敬五场皆第一，可见其书法进步之神速。作为书法家的杨守敬诸体俱善，并有《楷法溯源》《学书迩言》等书论传世。他突破传统的门户之见，摆脱了阁体的藩篱，从汉魏碑书、晋唐法帖中汲取精髓。其书多以侧锋取势，“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他的墨迹，至今被国内外许多博物馆、图书馆、私人收藏家争相收藏。然而，杨守敬终其一生都对自己“书家”的身份不以为然。

1880年，杨守敬以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随员的身份赴日。出于个人研究的需要，他将自己多年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帖拓片13000余件一齐带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时期，意欲脱亚入欧，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汉学遂成“非主流”，汉文古籍也被弃如敝屣。眼光独到且又爱书如命的杨守敬于是开始大量搜求古籍。由于囊中羞涩，为求得古籍，他常常只好以碑帖等物换取。由于他不计代价疯狂求书，人送外号“杨疯子”。就这样，仅一年时间，他就购求到3万多卷古书。而当西化风气过后，日本人如梦初醒，对古籍的流失追悔莫及，并开始利用各种手段从中国搜求古籍。

由于杨守敬带去的碑帖拓片多为中国新近出土，为日本书法家前所未见。当时日本的书坛正处于衰退期，粗犷古拙的北碑书风给长期奉王羲之为正统的日本行草书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杨守敬还以自己精湛的书艺折服了许多日本书道名家，以至于不少人纷纷拜到他的门下，其中包括日本书坛最有名的“三驾马车”——日下部鸣鹤、岩谷修和松田雪柯。日本书坛迅速掀起了一股崇尚北碑书法的浪潮，出现了从单一的文人书法向多元书法并驾齐驱的新局面，杨守敬也被尊称为“夫子”“圣人”“恩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时至今日，每逢杨守敬的生日和忌日，日本文化界还都要举行纪念活动。1986年，在杨守敬纪念馆建馆之初，日本书法界代表团还专程前来瞻仰杨氏故居，甚至在其墓前虔诚跪拜。

我国政府和人民更不会忘记这位著名的国学大师。1986年，宜都修建了杨守敬纪念馆、修复了杨墓并于1987年对外开放。2006年5月，杨守敬故居和墓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建议重新整理出版《杨守敬集》。1984年5月，由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承仁领衔的整理小组正式成立，多达1700万字的13册巨著《杨守敬集》自1988年至1997年陆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宜都还将陆城四中更名为“杨守敬中学”，将最新、最宽的大道命名为“杨守敬大道”，在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石门村附近修建“杨守敬书院”，还成立了“杨守敬学术研究会”，创办了刊物《杨学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杨守敬故事》（英、日、汉对照版）也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北京迎奥运国际图书博览会闪亮登场。

历史地图的鸿篇巨制

杨守敬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居于首位的是历史地理研究。

“清代集舆地之学大成”（谭其骧语）的杨守敬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一代宗师，其史地成就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语言文字学）和李善兰的算学被罗振玉并誉为清代三绝学。方志学家朱士嘉说：“杨惺吾先生崛起楚北，竭数十年精力于此，遂集诸家之大成，盖近百年来治历史地理者无能出其右焉”。清代学者陈三立为其撰述墓志，称杨守敬以历史地理学成就“巍然为东南大师”。在目前发现的杨守敬著作中，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著作就有25种之多，且多为其重点著作。

杨守敬历史地理研究的代表作是他与门人熊会贞历时近60年写成的《水经注疏》。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清人地理学研究时说：“守敬实集清代三百年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专心致志真可惊也。”文学史家、目录学家汪辟疆则赞誉此书“精语络绎，神智焕发，真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也。”

尽管如此，这也不能掩盖他另一历史地理巨著——《历代舆地图》的光芒。

《历代舆地图》以刊行于1863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同时参阅税安礼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六严的《舆地图》、胡渭《禹贡锥指》中的地图等，它把从春秋战国至明代凡见于《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及正史地理志的可考地名基本纳入地图，还用黑体字就历史事件和地名的变迁加注说明，对历代地理志的讹误进行补正。地图用黑色表示古地名，用红色表示今地名，古今对照，令人一目了然。直到本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图集》出版前，《历代舆地图》仍是中国历史地图中最重要、最全面、最富学术价值的一种。谭其骧称《历代舆地图》为“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

杨守敬对历史地图产生兴趣，说起来也有些偶然。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江下游一带的学者、名人纷纷逃难，不少人避居宜都。浙江余杭县人郑谱香（号兰，官至山东盐运使）租杨守敬的房屋居住。1858年的一天，在他晒书时，杨守敬见到六严所著的《舆地图》一册，欣然借阅并亲手影绘成二部，郑见后大加激赏。这是杨守敬涉足历史地理学之始。1863年，杨在北京与邓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在撰写过程中，他发现《隋书·地理志》有很多错误，就着手进行考证，从此走上了历史地理学漫长的研究道路。

后来，杨守敬与邓承修合作编制正史地理志各图。因南朝梁、陈、齐及北周等书无地理志，故未能成图。1876年，他又与饶敦秩续编《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补绘梁、陈、齐、北周各图，新绘东晋、东西魏、五代、南宋以及历代四裔图，“合之前稿，共得六十九篇”。此书初刊于1879年。

1906年，杨守敬与熊会贞重新校订图集，同时补其缺略，以原来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为基础作为“历代舆地沿革总图”，并进行了扩大增补。完成后的《历代舆地图》达到了惊人的358卷、45个图组，被分装为34册刊行。因卷帙浩繁，《历代舆地图》是分批完成并陆续刊行的，具体情况是：1904年先行刊出前汉地图，1906年刊出春秋地图、《历代沿革险要图自序》，1907年刊出三国地图，1909年刊出战国、秦、续汉、西晋、东晋、刘宋、萧齐、隋地图，1910年刊出明地图、北魏、西魏地图，1911年刊出十六国、梁、陈、北齐、北周、唐、五代、宋、辽、金、元地图。

整整100年前，这部历经修订、增补的煌煌巨著终于大功告成，全部面世。

对《历代舆地图》的命名，需要略作一些说明。曹婉如在《论清人编绘的历史地图集》一文中认为杨守敬当年未曾为此图确定统名，今称此图为《历代舆地图》应始于谭其骧。翻开图集，最前面的内封面上刻作“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背面刻“光绪丙午九月重校订”，接下来刻有杨守敬在1906年为重刻1879年的《历代地理沿革险要图》（亦即这一图集当中的“历代舆地沿革总图”）所撰写的序言，接下来是几页“观海堂地理书目”，再接下来是题作“历代舆地图”的又一个内封面，背后署“观海堂杨氏刊”。这种编排所体现的用意应该是：“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是全称，“历代舆地图”是简称；“历代舆地沿革总图”是各朝代的总图，其余44组图则是各个不同时期的详图。为什么要这样编排呢？这是因为当年从1906年起陆续刊刻这组图集时，杨守敬亦同时重刻了1879年刻印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并称此图为“历代舆地沿革总图”。《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单独流传已久，传布范围甚广且有很多翻刻本，需要对它有个单独的叫法并与大图集相区别。谭其骧教授称整个大图集为《历代舆地图》而不是《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曹氏的结论可以从杨守敬的来往信件中得到佐证。1913年，杨守敬给时任民国政府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去信，通过梁向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黎是杨的湖北老乡）呈上雕镌方成的《历代舆地图》和《水经注图》，以求得《水经注疏》的刻资。袁世凯收到后给杨守敬回信，对《历代舆地图》《水经注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教师之规臬、地舆之指南，”并慷慨捐赠《水经注疏》刻资2000元银洋，还通过黎元洪聘请杨守敬为顾问、参政。杨守敬在几次信中或称《历代舆图》，或称《历代舆地详图》，可见其本人对图集的名称也没有最后敲定。

1911年末，杨守敬应日人水野疏梅之请，作《邻苏老人年谱》简述生平事略。杨成名以后，劝其作年谱者不乏其人，他一直都没有动笔。在这一年作年谱，也许是《历代舆地图》的全部刻成了却了他心中的一桩大事吧。

历代学人的千年一梦

梁启超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然而中国历史悠久，政权历经更迭，古今地名变化巨大，所以治史不能不明地理。由此，编绘一份详尽准确的历史地图，成为了中国学者延续千年的一大宿愿。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据考是战国时魏国人伪托大禹所作。《禹贡图》应该具有历史地图的性质，其传说由来已久。《禹贡图》最早出现在可靠文献中，是在《后汉书·循吏列传》中载汉明帝“乃赐景（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

到西晋时期，裴秀主持绘制了的《禹贡地域图》。据《晋书·裴秀传》，该图是由18篇地图构成的一部地图集，除了详细表述《禹贡》所载的山川地名，还有先秦典籍所记载的古国位置、列国盟会地点及当时的州郡县邑状况，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

南朝刘宋时人谢庄“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这是一种木制立体的历史地图。

唐代贾耽绘制的《海内华夷图》首创了“古墨今朱”的画法，这是一幅中国及邻近地区的巨幅历史地图。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历代政区建置沿革为主要内容的普通历史地图集，是北宋税安礼编制的一卷本《历代地理指掌图》，书中共绘有44幅历代地图。

存世较早的实物历史地图，是杨甲在南宋初年编绘的《六经图》残本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文武丰镐之图》等一批雕版印本或石刻地图。

明末刊行有沈定之、吴国辅合作编绘的三卷本《今古舆地图》，这也是目前存世的中国最早使用朱墨双色套印的历史地图集。

清康熙年间，胡渭的《禹贡锥指》一书附有47幅“禹贡图”。六承如在道光年间绘成了一部历代沿革地图集，因未刊出，故无名。上文提到的六严即六承如的侄子，他在六承如依据《内府舆图》和《大清会典图》编绘的清代全图的基础上，“缩摹各省分图，载府厅州县治所及水道经流”绘成《皇朝内府舆地图缩摹本》，即前文提到的《舆地图》。清末李鸿章命人重新汇刻李兆洛的学术著作，也包括有一部《历代地理沿革图》。

中国历史上有志于历史地图者历代均不乏其人，以上只是举其要者。目前，存世的历史地图集刻本就不下十余种。

杨守敬绘制的历史地图集，不论是在篇幅规模上，还是在学术深度上，在当时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地图的巅峰。以《历代舆地图》为代表的里程碑式的历史地图巨著，是中国历代学者研究，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纯学术性历史地理考据学和道咸以后经世致用地理学这两股学术潮流汇聚的结果。当然，登峰造极者之所以是杨守敬绝非偶然，是因为他是清代第一流的学者，不仅具备卓越的眼光吸收前人的考据结论，还有《水经注疏》《汉书地理志补校》《三国郡县表补正》《隋书地理志考证》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地理考证著述，为编绘高水平的历史地图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泽被后人的铺路基石

杨守敬及其《历代舆地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人绘制更科学、更准确、更详尽的历史地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直接带来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诞生。

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会曾计划运用现代制图技术和最新研究成果编绘一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但限于客观条件没能实现。因为要编绘这样一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依靠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和传统技术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有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疆域、政区、地名、水系、海陆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需要使用现代技术测绘的精确地图，需要大批学者、专家的长期通力合作。

1954年秋，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历史学家吴晗碰到一起，主席谈到读历史时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当时市面上有好几种历史地图集，但都失之简略，充其量只能作为教学参考用，满足不了主席读历史典籍的要求。吴晗马上想起了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正符合主席的需要。不过《历代舆地图》底图已经过时，且不便翻检，必须加以改造才能敷用。因此吴晗建议用当时的地图为底图，采用现代制图、印刷、装帧技术重编改绘《历代舆地图》，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会后，吴晗找范文澜、尹达等商议后，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来京主持编绘工作，还制定了计划并向主席写了报告。主席回信表示同意。直到“文革”之前，主席的这封信还一直珍藏在吴晗家中。

在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期间，谭其骧曾经着手编绘历史地图，得到了系主任张其昀的重视，校方还专门为他配备了助手。由于编绘的时间有限，收集资料也相当困难，当时仅画成23幅地图，且只能用朱墨两色印在土纸上。1954年11月，由吴晗、范文澜领衔，尹达、侯外庐、翦伯赞等著名历史学家组成的“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在北京成立，谭其骧主持地图编绘工作，绘图和制印工作由地图出版社负责，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正式启动。

然而编绘的过程远远没有预想的顺利。从杨守敬图中将古地名搬到今天地图上，需要进行大量严谨的考证工作，速度很慢，因此到1956年底仅完成了秦汉图初稿和一部分清图底稿。由于复旦大学再三催促谭其骧返校执教，1957年初谭其骧把这项工作带到了上海继续进行。

1958年9月初，主席又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点校前四史。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科学院历史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张思俊，研究落实点校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历史地图的具体方案。同年10月6日，会议记录由范文澜、吴晗具名转呈主席。吴晗在给主席的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不久得到主席批复：“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2006年第一期的《书品》杂志发表了这份《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记录中说，“关于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的决议：1、此项工作已商请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负责审图。2、改绘工作原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负责，地图出版社派人协助。拟请科委与教育部联系将此工作列入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由该校负责领导完成。3、改绘地图分幅陆续出版，限于明年国庆前出齐。4、改绘地图以今图为底图，应力求精确和统一。台湾及我国领海内的各岛屿必须绘入。”

1963年5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杨图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再次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改用1840年前的中国为范围，在此范围内的历代边疆地区的部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辖境全部予以画出。二是对每一个历史时期，改为选定一个年代为标准。每一地理要素都重新经过缜密考证，确定点、线的确切位置，不再以杨图为基本依据。这次会议意味着编制新图集的工作已经从形式上脱离了重编改绘杨图，将另起炉灶开始新编反映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化的历史地图集。但出于习惯，“杨图委员会”的名称依然沿用。1965年夏，召开了最后一次“杨图委员会”会议。

之后，图集的编制工作受到“文革”的严重冲击，吴晗、尹达、谭其骧和“杨图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都毫无例外地遭受了迫害。1969年，周总理指示恢复编制工作并于11月重建工作班子。到1979年底，八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8开本全部出齐并在内部发行。

毛主席生前没能看到这套他自己要求编绘的历史地图集。至今，在他中南海故居书房里摆放的仍是一本由顾颉刚、章巽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留下了一份无法弥补的遗憾……

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相伴而来的漫长、曲折和遗憾，凸显了编制这样一部图集实属不易。遥想百余年前，杨守敬几乎仅凭一己之力，集数十年之功编成《历代舆地图》，既是由于其学识过人，也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彰显。百年之后，杨守敬及其煌煌巨著《历代舆地图》仍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雾散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芒，激励后人在求知、求实、求善的道路上奋勇前行……（范俊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