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岭南鸿儒 九江朱次琦

晚清岭南鸿儒 九江朱次琦

南海九江获“儒林乡”的名声，与朱氏对儒学的坚守和传播分不开。九江朱氏名儒中，最负盛名和最受乡人爱戴和敬重的，首推岭表宗师、九江先生、晚清岭南鸿儒朱次琦。

朱次琦的父亲为朱成发。朱成发父母早亡，依然尊崇祖辈诗书传家、敦行孝悌的传统，家风仁厚，豁达真诚。其虽经济不宽裕，却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凡乡间美举，恤嫠哺孤，修坟治道，赈残废，助婚丧，所出恒逾其量”，因而在邻里乡亲中有口皆碑，人人称道。朱成发为人慷慨，助人不遗余力，且十分关心时政，“晚岁闲居，好阅朝报，凡民俗瘠腴、吏治良窳，四方风蝗水旱，皆能言其大略”，其“关心世事无顷刻忘也”。

受良好家风熏陶，朱成发四个儿子，棠棣竞秀，朱士琦中举人，次琦中进士，宗琦为贡生，炳琦为监生，个个品行高洁，才识卓越。朱氏家风讲究孝悌，朱次琦兄弟和睦互助，侍奉继母也甚为孝顺周全，成为当地美谈。朱次琦的儿子朱之绂、侄子朱衢尊也因孝顺而声名远播。

朱次琦（1807—1881），自幼潜心读书，青少年时期便以才思敏捷、学养醇厚闻名乡里。道光二十七年（1847），朱次琦高中进士后，分发至山西襄陵任知县。朱次琦认为，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其从一开始就决心做一名清官，造福一方。上任途中，其途经河北井隆关帝庙，对神发誓道：如若不追随吴隐之、包拯，敢“有载一钱归者，明神殛之”。

（朱次琦（九江） 传家帖卷）

上任之时，得知关在狱中的大盗越狱潜逃尚未捉拿归案，朱次琦装病不与原县令交接，麻痹逃犯，同时出重金派人侦查逃犯下落，终于在到任之日一举将其缉捕归案。上任之后，朱次琦为政清廉，经世济民，政声卓著。他关注民生、关心底层民众疾苦，其谓：“邑令者，亲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何时何事不可以闻？”于是，通告百姓，有事需求助时，可随时到县衙击鼓；告状也不是必须经过一定手续和遵循一定程式，书面和口头都行。无论何时，只要击鼓，他就一定坐堂审理。这给当地百姓提供了诸多方便，民众好评如潮。他整顿水利、劝学积粟、禁敛民财、厉行节俭，时常到民间走访，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调解民间纠纷，被调解的百姓都心悦诚服。朱次琦在山西候补多年，真正为官仅190天，但由于他尽职尽责，一心一意为民办实事，德政良多而誉满晋中，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与盛赞。其离职之时，襄陵绅民联名挽留；临走之际，百姓拦住去路，把盏相送，送别的队伍有十几公里长。其去职回乡的第二年，襄陵人为其修筑生祠，刻石立碑，广为传颂。

辞官回乡后，朱次琦在九江陈氏祖祠开设礼山草堂，潜心教学与研究。其治学讲究明理达用、经世济用。朱次琦教育学生以“五学”（经、史、掌故、性理、词章）为本，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从小节入手，全面发展；要求学生做到“四行”——敦行孝悌、崇尚气节、变化气质、检点威仪，力求诚心、谨慎、克己、力行，努力向上，重视名节，志向远大，为国效力。他常告诫学生：“处子耿介，守身如玉，谷暗兰薰，芳菲自远。”朱次琦在家乡设馆讲学二十四年，治学严谨、学问精深、德高学硕，教学有方而名重海内，求学者络绎不绝，弟子遍及两广，其中不乏俊彦之士，有儒学名家、教育家简朝亮，翰林院编修、举子试主考官陈如岳，军机大臣戴鸿慈，广东最后一个状元梁耀枢，维新领袖康有为等。

朱次琦（九江）画像（选自叶恭绰编《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

朱次琦深受父亲的身教熏陶，继承父辈风范，忧国忧民，扶危济贫，讲究通经致用。幼年之时，朱次琦就十分怜悯穷人。待年岁稍长，其常说有才干者，乃天下贫民改变苦难境遇的希望之所在。

朱次琦风义高尚，修为纯良，倡导并笃行孝悌和睦、读书明理、修德致用等理念，扶危济贫于乡里，对九江的民风教化也有很大贡献。他倡议和主持建义仓以赡养族中老小，告诫族人恪守礼法、和睦相处。发动族人捐资，主持修宗祠、撰家谱，督使朱氏族人尊祖敬宗，不忘本源，发扬祖德。他身体力行，给家族后代做出了榜样，于潜移默化中涵养子孙后代，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家族文化，九江朱氏家族也成为远近和睦互助的典范。

（来源:佛山日报 / 选自《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之《明清佛山家风家训研究》，作者黄庆林，选作本文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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