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中西文化精神如此大的差别，它的根...

王德峰：中西文化精神如此大的差别，它的根源在哪里？
哲学都是追求普遍真理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人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有普适性的真理只可能在理性的逻辑当中找到，而中国哲学是从生命情感中把普遍真理说出来。西方人认为情感是主观性、偶然性的，人与人还有千差万别，在这里怎么会有真理呢？这就是西方思想的局限性所在。中国人恰好认为真理一开始就原始地发生在我们的生命情感里。因为人类的情感和动物的情绪不是一回事，人类的情感里面包含生命体验，而在生命体验上，人与人的情感有共同的地方。我们把我们生命情感中的生命体验的真相说出来，那就是把普遍真理说出来。儒家是这样做的，道家、墨家、法家也一样。这就是中国先秦哲学的共同特点，他们走了一条从生命情感去阐发普遍真理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今天去阅读先秦的儒家和道家典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判断演绎、没有概念推论。比如，庄子的著作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章里充满了宏大的境界、生动的形象。中国人没有做一个和文学完全隔离开来、和历史完全隔离开来的纯粹的概念体系的哲学，于是西方人就说我们没有哲学。
所以当我们去读先秦的儒家和道家的典籍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读那套概念体系和理性逻辑，我们在读我们自己的生命感受。如果我们不读这些经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建立起来的生命感受就是散漫的、不成境界的，它只是积累在那里罢了。通过阅读这些著作，我们就能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生命境界。
儒家和道家为什么是不同的学派呢？因为它们提升我们生命感受为一种生命境界的角度不同。儒家是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道德境界；道家是把我们的生命感受提升为天地境界。两汉之际，佛学经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翻译、理解、消化、吸收之后把它中国化。所以，佛学思想也进入了中国文化。佛家的经典如《金刚经》等，把生命感受提升为解脱的境界，解脱生死之苦恼。儒家教我们有德性，道家教我们得自在，佛家教我们得解脱。到了宋明的时候，儒、道、佛三者合一，糅合起来，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境界。我们作为中国人，儒、道、佛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不管你读过没读过书，也不管你识字与否，因为我们活在汉语的世界里。
西方人通过他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区分出两个世界：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后来，他的学生柏拉图又建立一个理念世界，是感性世界的对立体，并认为真理在理念世界，不在感性世界。我们一直要用理念来支配感性世界，感性世界如果不符合理念就要改造，这就是西方思想。中国思想中从来没有改造实践的要求，因为中国人没有理念体系拿来对比，中国人只有一个世界：感性生命的世界，真理全在这个世界里。这就是中西文化差别的根本点。
中国人没有把理念事实和感性事物区分开来，也没有把精神和物质区分开来，也没有把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实事求是”是中国哲学的命题。在现实世界当中找到客观规律叫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不违背人之常情，中国人不能把道理和生命情感区分开来，情和理高度融合。中国人在用“道理”这个词的时候，不是想着纯粹的理性法则，而是意为人之常情。我们只有一个世界，真理全在里面。我们只有人人去发挥自己的“心”，即生命情感。
总之，中国文化精神是感性生命的精神，西方文化精神是理性规范的精神，那么到底哪一种更高呢？也许大家会说这是不同的文化精神，没有优劣高低之分。其实，还是有优劣高低之分的。我们今天搞市场经济就要严格地遵守规则，对市场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来说，中国文化精神显得不如欧洲文化精神适用，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我们的文化给抹平了。其实我们的文化精神比他们的高。例如我们去读一部西方哲学著作，严密的范畴演绎和概念推理，把我们的理性思考训练得十分彻底和周密，其效果和学数学差不多。读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著作，则没有逻辑思考、严密的理性推理，但是我们在养心，读出我们的生命感受并把它提升为生命境界。学西方哲学叫锻炼头脑。
再请问，头脑和心有区分吗？举个例子，某人失恋了，他找知心朋友倾诉，这个朋友劝他：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话在理性上完全正确。失恋的人一听，完全认同，于是头脑中作出一个决定，要把这件事完全忘掉。他刚刚做好这个决定，心里又难受起来了。正如李清照的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头脑和心的区分是很清楚的。
那么，头脑和心，哪一个更可怕？心更可怕。当我们面对命运挑战的时候，我们被考验的绝不是头脑的问题，而是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哪里来？不是从西方哲学著作中读到的，心灵的力量来自我们对中国本民族的伟大人文典籍的阅读，用这个滋养着，把我们的心养得和天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