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yan Saylor：繁荣时期的国家建设：发展中地区国家能力的来源 | 政观编译
文献来源：Saylor, R. (2012). Sources of state capacity in Latin America: commodity booms and state building motives in Chile. Theory and society, 41(3), 301-324.
作者简介：Ryan Saylor，塔尔萨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非洲和拉美政治以及研究方法。
大宗商品出口常常构成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国家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不仅影响着国家的经济稳定与发展，更有显著的政治影响。既有研究往往关注石油等矿产资源出口对国家建设的研究，并提出了“自然资源诅咒”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出口削弱了统治者展开国家能力建设的动机，因为他们不必费力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就能汲取到大量资源。而另一些大宗商品，诸如农产品则不会对国家建设形成负面作用，因为农产品生产依然需要公共服务的保障，从农产品中汲取收益。本文在探讨大宗商品繁荣与国家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时关注了行动者的作用，并以拉美国家为例阐明了联盟政治对于国家能力建设能否受益于大宗商品繁荣起到了关键作用。对行动者行事动机的关注将有利于我们对国家能力建设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
大宗商品繁荣、联盟政治和国家能力增长
大宗商品的繁荣为国家能力建设打开了机会窗口。在繁荣时期，行动者往往有动机推行更为积极的国家建设策略。首先，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口商希望强化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其次，大宗商品的繁荣可能会改变既有的经济权力结构，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经济精英可能因此而拥有了更强的经济实力，这一变化可能会促使国家进行制度变革。不论是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还是对制度变革的刺激，最终能否转化为国家能力的强化仍然要取决于新兴行动者能否组织起集体行动，以及统治联盟的结构。
因果机制1：公共物品
将大宗商品繁荣和国家能力建设联结起来的第一个因果机制就是对公共物品的要求，不断扩张的出口额往往受到前繁荣时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的限制。但并不是所有对公共物品的呼吁都会得到回应和满足，出口商们必须组织集体行动来向政府施压。如果出口导向的行动者主导了国家的统治联盟，那么国家的公共物品供给对于国家和出口商来讲是双赢的。出口商的能获取更多财富，国家则因经济扩张而汲取更多收益。如果统治联盟由其他政治精英主导，那么公共物品的供给的强化可能不会实现，因为这会导致稀缺资源流向出口商而无法让自己的统治基础自肥。
因果机制2：制度变革
大宗商品的繁荣会导致经济权力结构的变化，经济上的赢家往往想进一步攫取更多的政治权力。这些上升的行动者可能会刺激统治联盟的成员，并用直接统治制度来代替间接统治的制度。即便在统治联盟经济权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直接统治制度将帮助其压制对手、延续优势并巩固权力。但建设直接统治的制度往往在执政联盟确信其政治权力受到威胁以及其反对者能够组织其集体行动时才是一个可行选项。也就是说强化统治联盟的直接统治能力是最后手段。首先，强化直接统治的能力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其次，用于直接统治的官僚体系也可能具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性甚至反对其建设者的初衷；最后，一旦相应体系建设完成就很难再拆解，统治联盟需要对其进行持续的关注和投入，否则这一体系很容易被地方强人所捕获。
为了检验假设、呈现机制并排除竞争性解释，作者主要对拉美地区的智利进行了案例分析。
案例研究
在1848-1883年间，智利的国家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是整个拉美地区国家能力建设最有成效的国家。围绕智利国家能力的发展主要有军事-财政理论、自然资源理论和智利例外论这几种竞争性解释。
军事-财政理论强调战争对国家财政的压力推动了统治者对国家能力的强化。在19世纪，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邦联（1836-1839）、西班牙（1865-1866）、玻利维亚和秘鲁（1879-1883）确实发生了战争。但这些战争与欧洲的大战在烈度上并不能相提并论，而且智利主要通过外部借款和通货膨胀的方式筹集战争所需的资金并没有最终推动国家能力建设。自然资源理论认为，采掘业如同国家在经济上的飞地与国内经济的联系较小而且对有效国家的需求不高，此外，国家对矿产资源收益的依赖也降低了统治者推动国家能力发展的动机。而农业商品出口则与此不同，农业生产往往需要一个有效国家来提供保障。但在1848-1883年间，智利的矿产出口平均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了63%。相反，主要出口农产品的哥伦比亚确实拉美地区国家建设最差的国家之一。强调智利例外论的学者认为，智利狭长的国土和较为集中的人口分布有利于国家建设，智利建国以来领导人较为明智的决策也推动了国家能力的发展。但这一理论实际上无法解释智利国家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的时机和具体设计。
在19世纪40年代，两样大宗商品的繁荣影响了智利的国家建设。1845-1871年间，智利的小麦出口翻了20番，面粉生产增长了14倍。由于欧洲电力使用的不断增长，对铜的需求从1850年开始逐渐增加。智利在1850-1883年间成为了全球铜矿生产的领先者。到1880年代，智利铜矿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830年代的9倍。
在智利进入大宗商品繁荣期时，该国在政治上的统治集团主要是北部中央山谷的土地精英和瓦尔帕莱索的商业精英，而主要受益于大宗商品繁荣的却是南方的小麦农场主和北部的矿场主。商品繁荣催生了对公共物品尤其是铁路的需求。所有智利出口导向的行动者都需要国家出资建设的铁路来降低运输成本，北部的矿场主和南方的小麦农场主在繁荣时期更是如此。北部的中央山谷的土地精英也需要铁路来降低运输成本以便在全球小麦市场中分一杯羹，瓦尔帕莱索的商业精英则想要保住瓦尔帕莱索港口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尽管矿场主的提案更加便宜，国家还是否决了连接铜矿产地和港口的铁路建设方案，而是在北部中央山谷资助了两个大型铁路项目。这两个铁路项目70%的投资者所占股份都小于5%，这也是集体行动的体现。这两条铁路不仅满足了北部土地精英的需求，而且还最终交汇于瓦尔帕莱索。智利的铁路建设不是完全服务于出口的需求而是与联盟政治紧密相关，统治联盟影响着铁路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建设。但铁路网络建设强化了国家权威的渗透能力并提升了智利官僚的行政能力。
大宗商品的繁荣同样推动了智利的制度建设。在1850年，智利的国家制度主要是间接统治的，各地的精英控制着当地的行政部门。地方精英对于圣地亚哥执政集团来说则十分关键，正是通过地方的支持网络他们才得以操控选举。大宗商品的繁荣强化了南方的农场主和北部矿场主，他们很少受益于北部土地精英制定的公共政策，因而提出更多包括选举改革和税收政策在内的多项政治主张。这些却是统治联盟所不能接受的。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距最终也导致了智利1851年的内战。保守的统治联盟很快平息了内乱并由此强化了国家行政部门对各地的控制。1854年的地方政府法案后，地方政府几乎失去了原有的自主权，直接统治的模式开始在智利建立起来。从军事-财政理论的角度来看，智利国家权威的下渗确实伴随着一场军事冲突，但这场内战实际上源起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主要是小麦和铜矿出口的繁荣导致的。没有经济权力结构的改变，智利也就不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制度变迁。为了与智利的案例相比较，作者还讨论了其他中美洲国家在咖啡繁荣时期的国家建设。咖啡出口的繁荣虽然提升了相关公共物品供给，但并没有带来制度变迁，因为执政联盟内部成员本身就是咖啡繁荣的最大受益者，这一繁荣并没有改变国内的经济权力结构。
结论
既有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总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国家的资源汲取上，本文通过对智利案例的研究说明了执政精英对私人利益和政治优势地位的维护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推动国家能力建设。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初级商品的繁荣可能成为国家建设的机会窗口，但是否能实现国家能力的扩张则要取决于国内的联盟政治。
编译：赵德昊 审校：杨端程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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