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暴力冲突与长期政治发展：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分析》
我们在上周五的上午推送了对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Mark Dincecco助理教授与哈佛大学政府系王裕华助理教授合作发表的《Mark Dincecco & 王裕华 | 暴力冲突与长期政治发展：中国与欧洲的比较分析》一文编译，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关注与热议。政文观止Poliview全体同仁由衷感谢读者朋友的热情反馈和王裕华教授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也借这期编读往来向各位学界先进学习，加强作者与读者的学术交流。
首先，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私信以及朋友圈评论分享等渠道陆续收到了一些海内外读者朋友的反馈，这些评价比较多元而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对原话进行了摘录和归类，分别如下所述：
第一种反馈是肯定：
“美国的中国研究基本没摆脱比较政治和regional study的范式，前者体现为统计思路的定量研究，后者表现为adaptive governance的各种理论变形指导下的定性研究。前者被美国定量已经做太多了，后者基本被美国实用主义威权研究也做烂了。所以王裕华老师的研究在这个框架里已经算是有新意的。特别是他将state building这个主流领域的问题引入中国历史并且提出了比Tilly和许田波（Victoria Tin-bor Hui）更为精细的分析框架，他也在开掘基于中国历史资料的数据库，这都是他的贡献。”
第二种反馈是商榷：
“这还是西方‘分散/市场’优于‘集中/集权’的老命题/旧信念，只是用上定量分析。这套框架与度量，用在欧洲比较靠谱，用在中国恐怕争议不小。如同我所一贯主张，缺乏充分的定性挖掘，一上来就定量检测，往往不够成熟。加上分析框架本身，有点循环论证，如果硬要抬杠，也可以推论：‘越竞争，越集权’，逻辑上同样解释得通。”
“首先，论者应当清晰界定欧洲的范围，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东西欧加以区分。其次，论者对中国历史的表述尚有争议，明代的卫所制度并非尽他所说为应对叛乱设置（一部分是如此，如苗疆和北部地区），而是总控要津，为府兵变体。数量也不止有五百多个，最多时有卫五百余，所二千多个。至雍正二年开始将卫所改厅制并入州县，才统一了明代军民行政制度。再者，作者对太平天国的分析一块着实值得商榷。为什么士绅拥护清朝，不去“讨价还价”？难道意识形态的因素不用考虑么？这其实跟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密切。还有就是在土地最集中的地方出现了大量人口减少和自耕农的现象，大地主被清洗，士绅的崛起，对于帝国的续命也是很重要的。”
“研究对象选择本身与结论不独立，只能做相关性分析。”
“关于代议制起源的问题， Chaney从国家能力的视角所做的解释更令人信服。英王并不是受制于士绅阶层的威胁才同意设立议会，而是主动召集地方豪强以便为战争募集资金。”
第三种是疑问：
“社会科学重在归因解释，一般而言相关性研究不是确定的归因，那么这样的研究到底有没有很大意义？”
我们将读者朋友的这些评论反馈给王裕华老师后，得到了王裕华老师的高度重视与热情答复。经过王老师本人的授权，我们特将王老师的答复进行摘录与读者分享：
感谢政文观止Poliview团队的推荐，我和Mark Dincecco的文章可以以中文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在推送之后收到很多学者的问题和建议，是我们很欣喜的。我把每一条建议都翻译好了发给Mark，我们会好好学习，希望对我们未来的思考有帮助。大家的关注也证明了学界对跨历史长度的大问题的兴趣，对我们的研究很有鼓励。
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是为全球的长期政治发展提供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即是对欧洲历史的阐述。这一理论框架建立在君主与贵族博弈基础上：多发的对外战争导致财政需求，而君主要与封建主讨价还价才能得以收税。博弈过程中，贵族（以及后来的新兴商业阶级）逐渐获得政治权力，推动代议制的兴起以及对君权的限制。Tilly、North、Weingast以及Stasavage等都对此过程有过精彩描述。我们希望知道的是这一框架能否用来解释欧洲外的其他国家。
受“大分流”这一文献的启发，我们首先的关注点是古代中国。中国和欧洲除了在经济发展上在19世纪产生了分流，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分流：为什么代议制在欧洲兴起，而专制皇权在中国持续千年？
最开始的启发来源于我对太平天国历史的阅读。十九世纪中叶，清廷财政捉襟见肘。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咸丰帝下旨鼓励各地乡绅捐输以弥补中央财政。跟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的记载，全国乡绅共捐助中央财政四千万两白银（约合八十亿人民币）。这些捐输还不包括乡绅捐助给地方团练的。为什么当时的乡绅没有“趁人之危”和皇帝进行讨价还价以索取政治上更多的权利？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出现“光荣革命？”
建立在Albert Hirschman的‘Exit，Voice，and Loyalty’的理论框架上，我们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我们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使得君主的相对议价能力较低，而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皇权不受制约。而两种议价权又促成了长期的政治均衡，从而导致两个大陆的政治发展轨迹迥然不同。
我们的文章不能回答很多问题。比如中国为什么长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古代为什么多内乱而少外战？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流动性较强的商业资本？这些问题都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学家感兴趣的大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逐渐接近事实。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以后学界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答案。
最后，我们想说，感谢读者朋友和各位老师的热心反馈，感谢王裕华教授在百忙之中拨冗对这些提问进行的详细回答。这样的交流不仅使我们在编译研究文献时学习到了很多知识，更使我们在整理编读往来的过程中受益匪浅，深化了我们对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相关领域研究文献的学习理解。今后我们将会继续对现代国家建设领域的前沿研究做持续性的追踪介绍，也欢迎读者朋友继续关注、支持我们，任何善意的批评都将受到我们最热烈的欢迎！
撰文：杨端程
编辑：吴温泉
审读：释启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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