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与国家构建
Giovanni Carbone." Democratisation as a State-Building Mechanism: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an Understudied Relationship",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3,No.1, 2015, pp.11–21
Giovanni Carbon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米兰大学政治与社会学系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民主化、政治组织与政党以及选举与投票行为。
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能够促进国家权威和政治制度的巩固么？新兴民主国家下的选举能促进国内政治秩序的维护、官僚体系的运转和公共权威合法性的建设么？民主化与国家构建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科学领域众说纷纭的问题。本文回顾了在政治科学领域，不同研究对诸如此类问题的不同回答。
国家与民主：哪个优先？
在经验研究领域，对国家的界定主要着眼于三方面。一是认为国家应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对暴力合法使用的垄断而建立起内部政治秩序。二是认为任何国家都应具备基本的行政体系，也就是有用的官僚组织（Linz & Stepan, 1996, p. 11）。三是认为国家的权威应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国家的行为在其公民眼中应是正当的（Gilley, 2006, p. 500）。
许多研究认为国家应先于民主之前存在，Juan Linz和 Alfred Stepan直接表达为：“没有国家就谈不上民主”（1996, p.14）。Huntington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却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存在权威，才谈得上限制权威”（1968, pp.7-8）。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是构建当代民主制度的必要基础框架。但在现代国家构建方面，这一对关系可能就有更多争议了。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民主化是否有助于加强脆弱国家的国家建设。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产生很大的政策影响。
民主对于国家的影响
1、因果机制
现有研究中，对于民主化和国家构建之间的因果机制可以被归为三类。一是认为因果链条存在于民主包容、合法性与国家的有效性之间。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从而有利于国家在其领土上维持一定的政治秩序，也有利于公共政策的执行。二是认为因果机制存在于政治竞争和政治责任之间。政治竞争的存在迫使政客们为了当选而提供公共产品。这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绩效。三是关注选举过程和制度建设。组织选举是一件极端复杂的事情。选举有利于国家行为的拓展和深化国家对于其领土的渗透和掌控（Slater, 2008）。
还有许多学者直接谈民主化和国家构建之间的关系。Hanna Bäck和Axel Hadenius (2008)认为，民主化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一条J型的曲线。而Nicholas Charron和Victor Lapuente (2010)认为，在贫穷的国家，民主化对国家建设的作用是消极的。Robert Bates(2008a, p. 12)通过对非洲国家的研究指出：“选举竞争和国家失败几乎是孪生兄弟”。Dan Slater (2008)从马拉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例子出发，他认为，竞争性选举有利于国家基础性能力的建设。
2、民主对于冲突、税收、腐败和合法性的影响
许多研究都认为民主政体比威权政体更能维持国内的稳定。(Elbadawi & Sambanis, 2002; Ellingsen,2000, p. 243)。但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民主并不是防止国内冲突的灵丹妙药（Collier & Hoeffler, 2004; Collier et al., 2008; Fearon & Laitin, 2003, p. 88）。而且还有研究表明，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都不容易发生内战，那些在制度上混合了威权和民主制度特征的混合政体最容易发生内战。这也就是所谓的，民主水平和内战风险的倒U型曲线关系（Håvard Hegre et al. 2001）。
税收是国家物质基础的重要来源，也是衡量国家能力的主要方法之一。由于选举政府要面临满足即时消费和再分配要求的强大压力，因此José Cheibub (1998,p. 352) 和 Carles Boix (2001)认为，民主政权反而要比非民主政权的税收更高。Cameron Thies(2004,p. 65)还在经验上证明了，民主水平越高，税率就越高。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2002, p. 583)基于推举人团理论（selectorate theory）提出，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往往通过最大化收益的方式以维持其政治联盟的忠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却要避免伤害到多数人的利益，因此更有降低税收的动机。Casey Mulligan et al. (2004, p. 61)在研究中表明，民主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专制国家少4到7个百分点。
这些研究在结果上的分歧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税收。
腐败程度通常被用于衡量一个国家行政体系的效能。民主制度下，诸如选举责任制、司法独立、自由媒体等因素都被认为能够控制腐败（Blake & Martin, 2006, p. 4; Montinola& Jackman, 2002, p. 151;Treisman, 2000, p. 25）。民主体制下，官员维持权力的不确定性也削弱了购买政治影响的回报（Bohara et al., 2004, pp. 482–3; Milanovicet al., 2008, pp. 3–4; Montinola & Jackman,2002, p. 151）。除了民主程度外，有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长时间运转（20-40年甚至更多）有助于腐败的控制（Blake & Martin,2006; Treisman, 2000）。但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民主和腐败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线性的，那些处在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混合政体可能是腐败和庇护主义最为猖獗的地方（Montinola & Jackman, 2002; Moran, 2001;Lindberg, 2003）。
最后，在民主和公共权威合法性方面，许多研究其实并没发现二者之间的显著关系。正如Bruce Gilley (2006,p. 517)指出的，好东西不会一股脑的来临。像法国和新西兰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公共权威合法性的测量上表现得很差。然而诸如中国和阿塞拜疆这样的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其政权合法性却非常高。Margaret Levi和Audrey Sacks (2009, p. 326)把合法性处理为人们对一个政府征税正当性的认可，他们的研究表明，政治权利与合法性之间并不相关。Rudra Sil和Cheng Chen (2004)指出，在当代俄罗斯，合法性主要与公共行动的效能相关。Bo Rothstein (2009,p.313)也提出了与之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的合法性主要与一个国家政策结果相关而不是与其政治过程相关。
对于未来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1、如何对国家进行操作化
学者们在国家概念上的共识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对国家进行操作化的共识。在众多的操作化路径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个是复合指标的方法，另一个就是单一指标的方法。
在单一指标方面，最知名的方法莫过于用国家税收占GDP比重来测量国家能力。许多学者探讨过国家的汲取能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比如MargaretLevi, Michael Mann 和Charles Tilly。但是不同类型税收的汲取难度是完全不同的，对于收入和财产的课税难度要远高于对矿物和出口货物的税收。在1980年-2002年间，阿尔及利亚和瑞典的国家收入同样占GDP的31%，但这背后却是完全不同层次的国家能力水平。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国家的税收水平可能反映了国家汲取能力，但在发达国家，国家的税收水平可能反映的只是政策偏好。其他反映国家能力的单一指标还有诸如道路的密集程度、对腐败的察觉和官僚体系的质量等。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单一指标的方法无法反映国家多维度的特征。
在复合指标的建构上，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这类指标试图捕捉到国家在不同维度上的表现。诸如国家脆弱指数（state fragility index）就涉及了武装冲突、政治沟通、腐败、权力滥用、民主、法治、政府能力、政治暴力等等指标。不过这样的复合指标涉及的内容过于宽泛，对于国家表现的笼统使用会让我们难以对问题做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而且这类指数还面临着如何在各个组件中分配权重的问题。
2、对于民主的概念化和测量
对民主影响的研究尤其要考虑内生性问题，要确保对民主的测量不涉及我们研究中的因变量。例如在探究民主和内战风险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在政体指数中对民主测量的两个组件里已经牵涉到了内战的因素。一旦去掉这两个组件，之前研究得出的所谓倒U型曲线关系就不复存在了(Vreeland, 2008, p. 414)。许多对民主的测量还包括了政府有效性的指标。这实际上已经混淆了政权性质和政权质量(Soifer & vom Hau, 2008, p. 225)。这也是对民主的最小化测量在相应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原因。
我们还要关注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持续的时间。民主制度持续的时间不同，给国家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除了时间，我们还应该考虑政体变更的程度。例如，在政体指数上两点的变化可能还不足以产生什么显著的结果。
结论
从目前来看，学界对于民主化与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因果机制。民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未定的和有争议的。在国际社会同样强调民主和国家能力的必要性之际，民主化与国家构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