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大动荡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角度看会更多启发
在中国，基本上每个男孩对于历史的启蒙，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里面开篇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三国演义》中讲述了魏、蜀、吴三国数十年的大小混战，讲到三分归晋就结束了。
但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三家归晋”，并不是“合久必分”中“分”的结束，而是开始。东汉后整个分裂动荡时期，如果从曹丕黄初元年（220）建魏开始到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灭陈结束，前后共历时370年，其中只有西晋在灭吴之后维持了37年的统一形态，而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安定时期仅限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十五年，其余时间均是处于分裂与动荡当中。
图1：三国两晋南北朝发展趋势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后人去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要问，三国两晋南北朝将近400年大动荡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很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释，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喜欢把一些东西进行对比性的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角度，那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动荡，与人才选拔制度的调整存在着有意思的共振：曹操调整了东汉人才选用制度，“唯才是举“，曹魏迅速壮大，迅速统一了北方；晋代”九品中正制“确立，迎来了短暂的“太康之治”繁荣局面；隋唐“科举制“确立并得到推广，终结了动荡乱世。
图2：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历程
从这个维度出发，我们去探讨三国两晋南北朝大动荡的原因。
一、内因：汉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积弊深重造成社会结构缺陷
1、汉代察举制的积弊
我们知道，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举孝廉“——察举制度。所谓”察举“，就是观察、推举的意思，由各地方长官推荐品德高尚的人去当官。这在汉代初期当然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它代替了宗法分封的世袭制与秦代的军功爵制，带来了汉代社会的发展稳定。
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性，察举制经过岁月的洗涤沉淀之后，也形成了诸多积弊。
察举制中对人才的评判者是各州郡的长官，这个标准非常主观，最后就变成了人情世故，拉帮结派的工具——跟领导关系好的或者领导的亲戚，就优先得到推举；而与领导不熟的，能力再强也没人知道，自然也就没有人推荐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经这样评价过这个制度：
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人察举之可能了。上面说过，汉代选举，是分郡限额的，每郡只有几个额，于是却永远落在几个家庭里。如是则每一郡必有几个像样的家庭，这便造成了将来之所谓世族门第，也便是世族门第必然带有郡望之来历了。当时的大门第，依然平均分配在全国各地，大概是每郡都有几家有声望的，我无以名之，名之曰门第的社会。
图3：灵帝熹平三年(174)，二十岁的曹操曾被举为孝廉，入洛阳为郎
长年累月东汉末年，这种士族门第成了最大的特权阶层，那是真正拼爹的时代。
我们会发现东汉末年在《三国演义》中轮番唱戏的各路诸侯，多是名门之后：袁绍 “四世三公“的出身被多次提及；张鲁是西汉开国元勋张良之后；马腾祖辈是西凉太守；公孙瓒出身河北豪强大族；孙坚祖上是江东”土豪“，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兵马有兵马；刘表是正宗的皇亲，植根长江流域多年；刘璋也是皇室血统，汉室宗亲，经营四川多年……这里面最不济的，就数刘备与曹操了。刘备是徒有皇叔之名，早已经沦落到卖草鞋了，毫无实力；曹操是宦官后代，从小就被骂作“赘阉遗丑”。曹操煮酒论英雄，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大概不仅仅是英雄人物之间的惺惺相惜。
2、曹操“唯才是举“，曹魏政权壮大
曹操上台，“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重才而不重德，大量吸收重用出身低微的庶族人才，其本质是反对以门第和德行作为选官标准，否定士族阶层的虚名，肯定庶族寒门的“才”， “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这也得到了大多数寒门人才的支持，一大批中小地主有才能之士加入曹操集团。魏国人才济济，飞速壮大，不是没有道理的。
图4：曹操曾发布《求贤令》，邀请贤人君子共治天下
但在贵族阶层固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士族阶层掌握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其力量之强大，是不可抗拒的。即使像曹操这样的枭雄，一生打压士族，“重豪强兼并之法”， 还杀掉了一些大族名士派，如孔融、杨修、魏讽等人，也一生都被士族唾骂，说他奸诈，说他篡逆，其根本原因，就是曹操不是士族出身。不过曹魏建国后，虽然意识到士族势力的威胁，一直对旗下各家族有所防备，但没能及时培养自身力量与之平衡，薄待宗室，导致魏国也短命而亡，三家归晋。
3、晋代对士族妥协的“九品中正制”把阶级固化推向极致
司马家执政后，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大肆笼络士族，在人才选用上，采用了极具晋代特色的“九品中正制”，硬生生把人按照姓氏出身分成了三六九等，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王家、谢家、恒家、阮家等士族大家，世代经学，不仅把持了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在朝廷也瓜分了高官要职，而且形成了世袭制度，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都享受特权。而作为“庶族“的寒门子弟，则不管其才能如何，都因为姓氏的原因被排除在体制以外，难以被提拔重用，晋朝算是把社会阶级固化推到了极致。从未有一个朝代，像晋朝这样等级分明，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图5：晋代九品中正制
政治上的特权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特权。晋朝在土地政策方面，根据“九品中正“级别，给予了士族世家极度倾斜的权利，他们的田地超过平民百姓的百倍不止。出身显赫的谢家的晋代诗人谢灵运，就曾写过一篇《山居赋》，描写了自己的庄园，其面积之大，”其居也，左湖右汀。往渚还江，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还物产丰富，有野兽十六种，鸟类十种，鱼类十六种，树木十四种，果木十四种，蔬菜十余种，水草十六种……就这规模，谢灵运却说还算”小家产“，自己安贫乐道，”生何待于多资，理取足于满腹“，只是守着家产勉勉强强过日子罢了……这X装的，让人都好羡慕这种”安贫乐道“的日子呢！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大量的出身贫寒的农民不得不依附这些士族，这些人口不向国家交税服役，也不是国家户籍上的居民。
那时候士族与庶族，两者有非常严格的界限，不可逾越。陶渊明的祖父叫陶范，这名字起得虽然一言难尽，但人家实际上是个官——曾经在东山县做县令。当年，陶县令想周济一下当时名门望族的一个叫王胡之落魄后生，送了些锦衣玉帛和粮食去，结果被王胡之臭骂一顿：“我要是饿了，也只有谢家大族有资格来周济我，哪里轮得到你们陶家这种寒族贱姓？！”——陶家出身庶族，连与贵族落魄子弟交往的资格都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上层的所谓“精英”内部近亲繁殖，下层的“平民”却又永远没有上升的机会，人才流动通道堵塞，社会断层十分严重。
权力、财富、文化三大资源都在向少数人集中，这无疑不利于国家稳定。为了平衡，也是吸取了曹魏政权薄待宗室以致为士族所篡的经验教训，晋武帝乃大封宗室为王，出镇地方，这却又给后世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4、“八王之乱” 耗尽中原力量
我们在其他文章中讲过朝廷与地方的博弈，而地方势力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分封带来的。晋朝，恰恰又重复了周、汉王朝的这个操作，其命运也有相似之处。晋武帝通过'禅代'而取得皇位后，认为曹魏政权不长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宗室藩屏的保障，于是他大封同宗子弟为王，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之后又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队。同时，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这一系列措施，都是养成司马氏诸侯王的势力，意在制约平衡异姓士族的力量。但是晋武帝司马炎没有意识到的是，诸侯王的势力强大自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对外能制衡异姓士族，对内也能祸乱朝纲。
朝廷与地方的博弈结果，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对比。古代专制主义集权统治运转，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中央集权制度，特别是皇帝与大臣的关系。第二，拥有一个能够认真实行这一制度的统治集团，尤其是拥有一个才干与威望都足以驾驭国家机器的皇帝。二者缺一不可。晋武帝自己在位时，以上两个因素还算齐备，所以晋朝初年局面稳定，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太康之治”繁荣局面。但是，晋武帝死后，偏偏选了个傻儿子司马衷继位，平衡局面瞬间被打破，引起宗室、外戚争权夺利，可怜晋武帝悉心栽培的宗室诸侯王，却恰好成为了分割皇权的势力，史称“八王之乱”。
图6：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历时达十六年，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实际上此后朝廷已无法掌握全国，之后'五胡乱华'，西晋灭亡。
二、外因：气候变迁推动“五胡”入局，打破平衡
我们其他文章中提到过气候对于农耕文明的影响。但气候变化影响的，远远不止是农耕文明，它对于游牧民族的影响，要更加显著。
图7：气候冷暖与王朝兴替对应
五代十国发生的“五胡乱华“，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是气温下降所导致的；宋元时期女真族、蒙古族大规模入侵中原，蒙古人入侵欧洲，也与全球气候变化有关；明清时期满族入主中原，也有”小冰河“时期的影响。
我们知道，“逐暖而居“是很多动物的特性，动物迁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每到寒冷的冬季，万物凋零，食物匮乏，很多候鸟就会迁往温暖的南方。人类也一样，尤其是游牧民族。我们知道，东亚地区游牧民族主要生活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而气候变化，对北方影响尤为明显。气候温和时期，水草丰美，食物充足，游牧民族，就少有对外扩张的欲望；而一旦气候恶劣，生存压力大时，游牧民族迫于生存压力，必然向温暖的地区转移。历史事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在全球气候变暖时，游牧民族向南侵袭的概率较小，汉、唐盛世正好处于温和期，所以有和平发展的条件；而在气候变冷时，北方生存压力变大，游牧民族南下迁徙的欲望就增大，中原地区就会频繁地遭受困扰。
巧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恰恰又是全球气候大变化的时期。据研究，彼时的平均气温约比今天低了3℃左右。全球都处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在欧洲，匈奴铁蹄踏入东欧平原，有着”上帝之鞭“之称的匈奴王阿提拉，率领匈奴骑兵横扫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攻陷西罗马帝国，远征法国高卢，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开端。要说这”上帝之鞭“哪来的，又要讲到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史，说来话就长了，以后有机会再讲。
图8：匈奴王阿提拉被当时的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
而在中国，气候同样受寒潮影响。在三国时期，曹操下令在铜雀台种植桔子，但桔子只开花不结果。曹魏黄初六年（公元225年），淮河出现结冰。据说当年魏文帝曹丕到广陵（今淮阴）视察，因天气骤寒，淮河冰封，十万士兵演习被迫中止。晋太和元年（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一带结冰，冰上可以行车马，寒冷天气持续三年之久。
严峻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向迁徙。东汉末期，大量的匈奴、鲜卑、氐、鲜卑、羯、羌等少数民族已经开始不断南迁。由于三国时期长期战乱，中原人口锐减，“长安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北方的曹魏政权也允许更多的“胡人“迁入，以补充劳动力。
图9：气候变化影响民族流动简单示意图
这种气候性的温度持续走低是长时间的，到西晋时期，气温降低到一个最低点，北民南迁同时也呈现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关中、并州一带都居住了大量游牧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
游牧民族已经占了一半，加上晋朝经历过“八王之乱“后已经无力进行有效管理，很快就对这些外来移民失去了控制。——南匈奴首先崛起，南匈奴左部的刘渊在公元304年统一了南匈奴五部，成为大单于，同年起兵反晋，在汾河流域建国，“胡人“反客为主，历史上的”五胡乱华“由此开始！
图10：东晋十六国版图变化
随后、羯、氐、鲜卑各族纷纷入主中原，氐族人苻坚建立前秦王朝，占领中原长安，把边界推到淮河一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鲜卑血统的高欢建立北齐，边界更一度南压到了长江沿岸，势力之盛，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划江而治“的政治格局。西晋宗室司马睿被迫南迁，凭借长江天险偏安一隅，建立东晋，西晋灭亡。北方则生灵涂炭，黄河流域汉人锐减，大批汉人被迫往南迁徙，北方则纷纷建立其大大小小十六个割据政权。
三、南朝兴替：士族的清高，恰是寒门庶族的机会
吊诡的是，晋朝的贵族们坐拥天下资源，他们在极度奢靡的生活中迷失，哪怕被迫南迁，依然不思进取，终日无所事事，只顾着逍遥快活， “清谈”之风盛行。所谓“魏晋风流”，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到王谢世家、桃源陶令，无不是清谈高手。他们放浪形骸，自命清高，嗜药酗酒，终日坐而论道，热衷谈论一些玄而又玄的抽象概念，后世所说的“风水”这类玄学，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东晋时有两位“清谈高手”叫王导和殷浩。有一次，两位高手在宴会上“切磋“技艺，相互辩论。两人唾沫横飞地高谈阔论到三更半夜，在场的人虽然没听懂，但还是高声喝彩。事后，有较真的人问他们俩：”你们辩论的这么激烈，到底讨论的啥？“两位高手摇摇头，”我们也不知道讨论的啥。“——这正是那个时代的贵族所追求的“玄妙”效果，越云里雾里，越卓尔不群，就越是“清流”。
这些权贵们身居高位，却整天坐而论道，不问朝廷事务。他们对处理事务的实际操作一无所知，反而认为那些不过都是“俗事”,他们称自己为”清官“，把那些处理日常事务的下级官员称为”浊官“，以显示自己的清高。《晋书》中记载了书圣王羲之之子王徽之的一段从军经历。王徽之性格狂放，言行怪异，但仗着王家及其父亲的名气，竟混到了当时大将军桓温手下军事参谋一职。但王徽之整天不上班，也不管事，净会显摆风雅，故作清高，“ 性旧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有一天骑兵总管桓冲问他：“你知道你是负责什么的吗？”他对：“好像是马曹。”又问：“管几匹马？”他对：“我对马没有兴趣，哪里管它有几匹呢！”桓冲很生气，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他竟然答道：“我连活着的都不知道，哪里还知道死掉的呢！”（不知生，焉知死）。这样无能昏庸的人，在当时也能身居军队要职，只是因为他出身“琅琊王氏“这一名门。
图11：魏晋风流，清谈误国
这种脱离实际的风气，也体现在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上——魏晋文学作品，最是晦涩难懂，追求形式工整，辞藻华丽，却华而不实，正是因为脱离了实践。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群体是为了文化而文化，殊不知，真正有活力的文化应该是从实践中凝结出来智慧结晶，”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华而不实，正是唐代时魏晋文风被逐渐摒弃的主要原因。
日积月累，这些权贵集团一代不如一代，又都不管事，许多重要的职务逐渐旁落，实际职权逐渐掌握在了下层军官手中。寒门出身的下层军官，终于在森严的旧体制中撕开一道口子，虽然他们“名望“上仍不被士族接纳，但却实际上掌握了军政财权，这又为晋朝增加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图12：南北朝并立形势图
公元420年，下层军官刘裕造反，灭东晋，建立了刘宋政权，这是南朝时期的开端，也是庶族取代士族的开始。刘宋之后，齐、梁、陈等南朝政权相继崛起，其建立者无不是庶族出身或者得庶族支持者：齐国萧道成出身低级士族，军队起家；梁国萧衍虽是皇亲，但对庶族十分重视，得到了庶族的支持；陈国陈霸出身寒门，是从最基层的小吏做起。南朝虽然政权更迭频繁，但无不在打击贵族，提拔庶族，经过一次次打击，到南朝末期，昔日的士族门阀已然销声匿迹。
四、总结：贵族时代日薄西山，平民时代呼之欲出
由此，北方由于五胡入侵，士族精英阶层被驱，其势力已然荡然无存；南方则由于士族在自身的“伪清高”不作为，最终给了庶族寒门一次次机会改朝换代，士族力量也在一次次时代冲击中消弭殆尽——贵族时代日薄西山，平民时代呼之欲出。到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建立大一统的隋王朝，才终于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局面，与之配套的，隋唐在人才上采用了较“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要更公平、更标准的“科举制”，真正打开了寒门精英才子的上升通道，中国才迎来了古代史上最强盛的大唐盛世。
回顾三国到隋朝建立的370年大动荡，我们发现那是贵族与平民斗争往来的大时代，是人才选拔制度之争，是生产关系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过程。三国两晋期间，双方互有胜负，大局未定，直到“八王之乱”与气候变化引“五胡”入局，胶着的局势终于倾斜，最终以平民力量的胜利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