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治世与以史治世

朱熹和司马光都曾经为官，而且官职都不小，从仕途发展上来比较，朱熹的仕途之路甚至比司马光的仕途之路还顺利一些，但后人提起朱熹，想到的第一个称呼却是理学家，再不然就是思想家、哲学家，根本没有政治家这个称呼的位置。而后人提及司马光，抛出的第一个称呼就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史学家或文学家。仅仅从称呼的定位上，我们就会知道朱熹和司马光存在观念上的差异。

司马光

朱熹是理学家，研究的是思想理论，更加重视经；而司马光是政治家，研究的是实际问题，更加重视史。朱熹秉持的是'以经治世'的观点，司马光强调的是'以史治世'的观点。在政治的背景下，任何思想观念之争都不仅仅是观念本身，而是会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还好二人并不在一个朝代，不然我估计司马光和朱熹的争论或斗争，并不会比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和争论更小。

朱熹

朱熹曾说:'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则是犹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若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处，而汲汲焉以看史为先务，是犹决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又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也就是说，朱熹强调要读史先读经，读经之后必须要读史，在朱熹眼中，经是理论，史是实际，经史结合才最见用处。而只学史学，'考治乱，理会制度典章'，是有功利性质的，就像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一样，只想着务实的'资质'意义，是非常不可取的。所以朱熹撰著《通鉴纲目》就是要将理会治乱和制度典章的史学功利性，统御在经学的义理之下，亦即以义统利。

《资治通鉴》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在记录历史，是在做'读史以明智,知古以鉴今'的工作，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的首要任务是在评判历史是非。因此从书籍分类上来说，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应该被放在史学甚至是成功学的图书架上，而朱熹的编撰的《资治通鉴纲目》应该被放在哲学甚至是社评类图书架上。从史学上来看，《资治通鉴》是毫无疑问影响巨大的著作，而从思想史上来看，朱熹要远远超越司马光。史学固然可以加深对义理的认识，但相较于经学，史学在明道中的角色是很次要的。司马光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筛选来表达政治立场和道德倾向，其实未能全面反映历史真实，因此伤害了史学的真实价值，这正反映了司马光身为政治家的良苦用心，他既希望后人能在史学中求真，又希望能在史学中求道，但这谈何容易。而朱熹就是强调史家之史的独立性，用思想高于一起的标准，牢牢地将史学置于经学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