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开播时，有网友说：如果汪曾祺先生还在世，他是这部片子最好的制作人。汪曾祺喜欢吃，他笔下的文字，让你发现，一草一木皆有一种可爱的光辉，人间草木皆可爱。网友戏水常留说：每当发觉日子过得疲惫懒怠的时候，我就会扎进汪曾祺的书里，找那种浸漫着世间万物为我所爱的热情。
汪曾祺自己应该不会想到，从1997年过世到今天，在微博、豆瓣、贴吧等很多公共空间，人们对他作品以及人的讨论从未曾停止。
贾平凹说他“是一文狐，修炼老成精”，鹦鹉史航评价他“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沈从文则总结他“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而今天很多年轻人喜欢汪曾祺，大多是始于这些片段：
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除了生嚼，杨花萝卜也能拌萝卜丝。萝卜斜切为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人雅士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吧，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人间草木》里对栀子花的描述
汪曾祺喜欢吃，萝卜、黄瓜、咸菜、鱼、豆腐、韭菜花、手把肉，昆明的米线、饵块，高邮的鸭蛋、炒米，北京的酱菜……最简单的风物吃食，在汪曾祺笔下，都可触可亲，有滋有味。不仅会写吃，汪曾祺还会做饭，他会研究菜式，做给朋友家人吃。有一次，汪曾祺排队买菜，碰到一个女人不会做牛肉，他把她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这样的汪曾祺真是可爱，这样的生活态度真是可爱。
这些广为熟知的片段，虽已体现出汪老的有趣、赤子之心，但读完不免会感到不过瘾：这样倔强又调皮的一位老先生，一定记叙过更多生动的凡人小事吧？他独特的审美品味又是从何处承袭而来呢？
如果你带着这些好奇再往前几步，系统地读汪曾祺的散文、小说、书信，就会发现自己触到的，是一座精神富矿。
质而言之，一位作家的走红，无疑，是因为他能够满足这个时代人们的阅读需求。
这种需求越是强烈，人们对作家的作品就越是喜爱，越是愿意花些时间，去阅读他的作品。
于是，他走红了。
汪曾祺的重新走红——严格说来应该是持续走红——大抵是因为，人们在他的作品里，看见了比较独特、比较珍贵、在其他作家作品里不容易看见的东西。
汪曾祺文章的背景，大多是乱世。但他对“乱世”这个大背景，偏偏没兴趣，他对乱世的政治、民生、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统统都没兴趣。作为一个文人，他感兴趣的，是乱世之中“慢”和“淡“”的生活。
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汪曾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善于在生活中发现欢乐，发现趣味，发现被宏大的东西所遮蔽的生活日常。
人人害怕日军的空袭警报，汪老在写《跑警报》时，却将其说得妙趣横生。
“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联大同学跑警报时，成双作对的很多。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宝珠梨、花生米……”
汪曾祺写的人物对话，也多是朴素生活化的，却能紧紧抓着读者心。比如在小说《受戒》里，他这么写道：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的眼睛鼓得大大的，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苇荡。”
经历了疫情重击后的人们，应能读懂他笔下凡人小事的“不凡”了。
读懂他说的“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每个人都带着一生的历史，半个月的哀乐，在街上走”是怎么一回事。
以及“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里平凡的幸福。
大家从云层回到地面，开始在厨房里捯饬凉皮和电饭煲蛋糕，更热气腾腾地生活。
汪曾祺非常乐于下厨做菜
汪老生前曾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他已如愿了。
如果你想再进一步，不满足于读作品，还好奇起汪曾祺这人——他达观的性情，对美的理解以及对生活的诗意，是由何处习得？那就要继续往深里研究了。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曾自我剖析过：
除了受官至拔贡、“喝了酒一个人在屋里大声背唐诗”的祖父，和画功了得、通晓各类中国乐器、用胡琴的琴弦做风筝用玻璃片粘小船小亭子的父亲，以及高邮街上手工作坊、布店、银匠店等手艺人的耳濡目染。
在文学上，他承认：“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
“归有光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回响着他的余韵。”
外国作家里，汪曾祺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西班牙作家阿索林。
“我很喜欢阿索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流动的。”
19岁在小庵躲避日军轰炸时，读的《沈从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30岁做文艺刊物编辑，迷上的民间故事和民歌，甚至下放劳动的四年经历……在汪老心中都是有益的。
80年代末，汪曾祺在家中写作
十六七世纪荷兰画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中国的货郎图，汪曾祺都爱看——他实在是个杂家！
汪曾祺的第一嗜好是吃。
布里亚·萨瓦兰说:'告诉我你平时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汪曾祺却什么都爱吃。
说起汪曾祺，在很多人眼里，他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是个把美食写到极致的作家。比如他写高邮的咸鸭蛋、北京的豆汁儿、江阴的河豚、湖南的腊肉，都让人垂涎欲滴，大呼过瘾。甚至一度汪曾祺被人称为美食作家，这其实是无稽之谈，更是不读书的人在胡说了。如果你完整读过他的全集，会发现他作品里，写美食的比例其实很少，连百分之十都不到。他真正的文学成就，是来自小说，诸如《受戒》《大淖记事》等，写的都是传统中国的烟火气，以及衰败的大时代，和精致的小人物。他写的美食，大多是他在80年代后，回忆家乡时写的小文章。因为人到了晚年，总会开始想起一些美好的事物，便提笔写下来了。就像木心说的，人到了晚年，最爱吃的还是童年味。所以汪曾祺先生写下的，便是他的回忆，而不止是美食。一提起美食家，许多人肯定会说，我比较会吃，山珍海味我都饱尝了一遍。这样的人，算美食家吗？还有许多在视频网站，天天到处寻味人间的人，算美食家吗？我觉得不算！如果你细读汪曾祺的作品，你会发现，现在人们称汪曾祺为美食家，但其实，他笔下的美食，种类并不丰富，价格并不昂贵，没有山珍海味，甚至也没有大鱼大肉。他写的，全都是日常的饮食，从土豆、萝卜、鸭蛋、香椿、咸菜、苦瓜，到炒米、茶面、豆腐、荠菜、桂花、枸杞、野菜、萝卜丝、干丝、回锅油条等等。有些人一看，可能要笑了，这算是什么美食家呀，一点人间美味都没有，一点山珍海味都没有，没有一点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也不曾有过艾玛斯鱼子酱、北海道甜瓜，什么也没有，这能算什么美食家？可汪曾祺就是美食家，因为在他眼里，看待万物富有哲学。造物主在造物的时候，其实是公平的，谁能说，在上帝的眼里，一颗土豆和意大利阿尔巴白松露，谁是高贵，谁是下贱？我想没有！而汪曾祺，也是这样的眼光看待食物本身。就是这些再普通不过的食材，一旦落于他的笔下，都会变得活色生香，那是因为，他写每一道食材，都是饱含着感情在写，都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在写。在造物主的眼里，任何食材都是平等的，只是后来被人为地分出了三六九等。而汪曾祺眼里的食材，也一样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什么是美食家呢？一是心态，对万物有敬重，没有鄙视的心态。二是文化，吃是文化，不是攀比，不是炫耀，而是热爱。汪曾祺不但对食物没有偏见，对人也是这样，在他笔下，上到玉皇大帝，下到街边乞儿，都完全平等，匠人、和尚，戏子、妓女，三教九流常合在一块写，字里行间没有丝毫歧视。在生活里，汪曾祺对人也没有偏见，年轻时能跟年长者玩，年老了又能跟小朋友在一起玩。有时候不得不佩服汪曾祺先生的心态，什么是牛呢，这样的心态就很厉害。同样是写乱世，如果是鲁迅来写，我相信他一定是激烈的、批判的、金刚怒目的，但汪曾褀不激烈、不批判，他没有那个兴趣。坦白说，汪曾褀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却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我这样说，并不影响汪曾褀的价值，我们热爱鲁迅，需要鲁迅，也需要汪曾褀。汪曾祺的文字永远冲淡、平和，这是由汪曾褀的个性气质决定的。一个国家需要鲁迅这样的作家，同样也很需要汪曾祺这样的作家。鲁迅这样的作家，为人们去争取，而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却完成了争取后的生活，那就是有烟火气的生活。十七岁那年，汪曾祺初恋，暑假在家写情书，他的父亲还在一旁瞎出主意。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父亲喝酒时，给他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你一根我一根，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那是1938年左右的中国，这种家庭其实不常见的，他们这种父子关系，就像兄弟一样，所以，汪曾祺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父亲和汪曾祺成了兄弟，那汪曾祺呢，也顺理成章和自己儿子、孙子成了兄弟。汪曾祺对儿子的态度，也很随和，无论是恋爱还是事业，都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从不横加干涉，关系也很像兄弟。儿子有时叫他爸，有时直接叫他“老头子”。后来汪曾祺有了孙女，孙女不叫他爷爷，也跟着叫他“老头子”。不仅如此，许多作家朋友，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管他叫“老头子”。在汪曾祺家里，父子关系生生活成了兄弟关系，爷孙也或成了兄弟关系。汪曾祺常在屋子里写小说，写完就让孩子们看。每个人都说老头子写得不好，汪曾祺说：“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老头子也不生气，都说汪曾祺是美食家，其实汪曾祺也未必会做菜。有一回，和儿子说自己想吃小笋鸡，小笋鸡，就是几个月的鸡，等儿子买回来，汪曾祺不敢杀生，不忍心，养了好几周。这就是汪曾祺家庭的环境。也希望汪曾祺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够给听到这节课的朋友们，教育孩子时能给予一些启示。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就能知道汪曾祺为什么能和别的作家不同。字如其人，他的文章也随之有着朴素流动，淡定悠远的特质。读他的文字，仿佛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万事万物之间的和谐，在身边一切周遭，均有某种和谐的味道，这些和谐里，有不争、不怒、不喜、不悲，这种非常中国式的田园精神，在汪曾祺先生身上，一览无余。大家都知道，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就连写小说，他们二人也很像，都喜欢写故乡，都喜欢写淡，都是不争的性格。19岁那年，汪曾祺高中还没念完，就考进了刚刚成立的西南联大。他从老家高邮出发，跋山涉水，经上海、香港、越南来到昆明，成为了沈从文的学生。当年的写作课，汪曾祺写了一篇小说给沈从文批阅，文中有两个人物的大量对白，写得很美，有诗意，有哲理。但沈从文跟他说：你这不是人物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要记住，对话要贴着人物写。沈从文的这句教导，汪曾祺受用很深。从此他知道人物对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他写作的风格，也在这期间开始定型，也被沈从文认作是最得意的学生。1940年，汪曾祺读大二，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失恋。因为年轻脆弱，他失恋之后，整个人极为崩溃，甚至想要自杀。宿管老伯见他关在屋里，两天两夜都没起床，以为他想不开，吓得赶紧去找他的朋友。他朋友得知，直接跑到宿舍，冲他大喊：说完，拉起汪曾祺，来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碗米线，一坛酒。汪曾祺坐下，吃完米线喝完酒，失恋的痛苦就全好了。这就是汪曾祺的性格，天大的事，都抵不过一碗米线，一顿酒。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哪怕再痛苦，只要食了人间烟火，就能自我疗愈。他是一个用嘴巴认识世界的人，在昆明上了四年大学，东吃西逛，日子过得舒心散漫。许多人可能觉得汪曾祺先生这样的性格，一生应该平顺，但其实汪曾祺一生漂泊不少地方，平静的生活很少。西南联大毕业先是到云南一个中学教书，50年代，汪曾祺又在武汉、北京教书，做编辑。1958年因为他所在的单位《民间文学》右派指标有余，所以把他错划了进去。60年代，汪曾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又卷进了文革。如果只读汪曾祺的文字，你可能想象不到他的一生，历经过多少起起落落。他经历的离乱，不比同时代的人少，但他很少将这些写入笔端。文革以后，沈从文、巴金、矛盾、叶圣陶等老作家，都不写小说了。仍然写小说的老作家，实际上除了杨绛，就是汪曾祺。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之前，汪曾祺已经写了30多年，但是实际上名气并不大。到了80年代，他才被人称为是刚刚出名的老作家。至于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在80年代之前，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呢？那是一个阶级敌对的中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中国。而汪曾祺的眼里，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好人和坏人，没有敌人和朋友。他的眼里只有人，只有人的日常生活。但在那样激烈的时代背景里，汪曾祺的东西并不受欢迎，因为没有承担时代使命，没有那么多的意义，而到80年代，百废待兴，掀起人文思潮，汪曾祺这才大红大紫。这就是汪曾祺，汪曾祺有一篇文章叫《哈哈哈哈哈哈，林斤澜》，让人也不禁想说一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汪曾祺》
一生淡薄的纯粹文人
汪曾祺一直很欣赏五柳先生身上那种“闲静少言，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而他自己的身上也有些五柳先生的影子：
他工作十几年都弄不清自己是什么级别，也没有特意去争过什么职称和津贴，就连写文章都甚少跟人争论稿费的问题。
也或许就是这样的淡薄豁达，才使他成为一名纯粹的文人。因为他能够将全部的精力投注于热爱的写作之上。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沈从文曾经教导过汪曾祺，所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不要诗意，不要哲理，这样才真实。
这一点令汪曾祺收获匪浅，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笔谈》中也总结过：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眼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所以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精心雕琢的痕迹，但是情节动人，贴近生活，几乎已经达到了返璞归真的境界。
看他的书，就好像是在与他对坐饮茶，闲话家常。在茶香氤氲之间，听他云淡风轻地讲述一段动人的故事。没有居高临下的俯视读者，这也正是他的作品能够广受喜爱的原因。
汪曾祺这一生经历过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但他在被人追捧时不沉溺于名利，在跌落深谷时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一直保持着一种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他身处在动荡紧张的年代，追求的却是一种桃花源式的精神实质。比起对现实黑暗的抨击与不公平现象的控诉，他更愿意用自己的文字来描写那些温暖的，令人看到后会感觉宁静，安定的东西。
吞下苦难之后，只谈吃，只谈美，只谈人间的美好和温暖，潇洒率性，自在而活，这就是汪曾祺向我们展示的，一名纯粹文人所拥有的风范。
著名作家、散文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汪曾祺
毛笔签赠本《晚饭花集》一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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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2018年12月21日，汪曾祺入选2018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前十，排第3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