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龙泉知事杨毓琦

民国38年历史中，龙泉县走马灯似的换了36个知事、县长（民国16年后改称），短的任期仅一两个月，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临海人杨毓琦在龙泉任职也不过一年两个月，但有关他的几桩轶事却颇堪玩味。

首次知晓杨毓琦的名字，是在翻阅民国龙泉县长徐渊若所著《哥窑和弟窑》时。

在该书第一章节中，徐渊若详述了大窑遗址的发掘经过。西方人喜好古瓷，大约在光绪二十年（1894）前后，德国传教士奔德在大窑购地垦种发现古瓷，龙泉青瓷开始名声远扬，日本、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收罗青瓷，例如宣统二年（1910），福建南台大和药房主人日本人行原始平至大窑，与村民合作挖掘，嗣后每年都来数次，头尾竟长达十余年，至则必住月余。

南宋，龙泉窑青釉出戟三足炉

民国初，时任知事杨毓琦趋附时尚，抛开严禁发掘坟墓的军法，准许开垦墓园，并亲往巡视。其时古瓷大都俏销上海等大都市，富贵人家购买正品以示身价，没钱的人则买个次品或仿品把玩以充风雅。上海、江苏、江西、福建等地的一大批古董商闻风而来，相继前往采购。

宋 龙泉窑翠青釉莲瓣盘

由是龙泉乡村挖掘古窑址和盗掘古墓之风日盛，大量古窑址、古墓葬几乎被挖（盗）掘一空。古瓷丰厚的利润，也趋使龙泉民间开始秘密研制仿烧古青瓷产品。末尾一段则云“至于发掘坟墓，以民三四年为最盛。事先考据县志与宗谱，以确定巨型坟墓之所在。掘时首需以铁条试探，如其下有石板，即可挖掘，时间均在晚间。龙泉于南宋时高官显爵极多，有管鲍张何四大姓。”

龙泉古窑残瓷片

以此观之，杨毓琦虽非盗掘古墓的始作俑者，但他施行的政令，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显然是难辞其咎的。或许是同为一方父母官的缘故，徐渊若的措辞比较委婉，而被誉为中国古陶瓷考古之父的陈万里先生则在民国17年5月31日的浙东游记中写到：“据刘君说，在民国十三年时有一个龙泉县知事，大提倡其掘坟，因此凡是稍大一点的都被发掘了”，斥责“当初那位提倡发掘坟墓的知事，其动机完全为的是要得古物。

听说收罗物件，确不在少，或许其中还有买卖的情形呢。”民国十三年应是三年的误记，陈万里先生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对这位知事的行为颇为不齿，并认为其有中饱私囊的嫌疑，愤愤不平之气跃然纸上。

是否有买卖的情形，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据上述史料可以推断，杨毓琦即便不是个贪官，也是个地地道道的糊涂官。杨毓琦究竟是何如人也？好奇心使然，我随后开始查阅古籍旧志，可是所见寥寥，然而有两件事却值得一提。

其一是修建永和桥。永和桥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安仁镇安仁溪上，桥长125.7米，宽6.4米，高13米，系石墩木伸臂简支梁结构，有五墩四孔，中间三墩迎流作雁翅分水。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名永宁桥。清顺治年间毁于火，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建，改名“永和”。此后几经毁葺。

龙泉永和桥

民国元年(1912)秋，洪水肆虐，永和桥再次遭受灭顶之灾，冲塌桥屋二十余间，石墩两座，两岸乡民通行被阻，都期望早日修复，却苦于资金匮乏。民国3年3月，杨毓琦甫一上任，接到报告，就慨然发起催督兴修，发下省拨工赈及善后费洋五百余元，并由公署发出捐簿二十余本，分给城乡诸位士绅，谕令劝捐。

诸位董事齐心协力募缘，仁人君子也慷慨解囊，共募集了六千余元。当月即动工兴建，历时一年余，于次年12月竣工，再现了前人诗中的美景：“风帆叶叶漾中流，两岸疏林绘晚秋。横锁彩虹分玉镜，钟灵不亚古槎洲。”而此时杨毓琦已离任半年有余。

为感怀杨毓琦的恩德，当地士民勒石立碑纪念。安仁大舍村的前清举人连正钊撰写了《修筑永和桥志》，记述了修桥的经过，并不吝赞美之词：“谁为提倡，唯我杨公；经营一载，告厥成功。舆梁既成，来往交通；亿万斯年，利济无穷。”可惜这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石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四旧”给搬掉了，一直下落不明。

后经乡人多年打听，得知此碑被搬去做了桥头电厂水轮机底下最下层的垫石，上压五块巨石板，四周被混凝土浇筑。在项边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广大热心群众的支持下，经过数日辛劳，费了好一番周折，1986年11月24日下午，这块高160厘米、宽81厘米、厚8厘米的石碑终于被挖掘出来，重新竖立在永和桥西头。

沉没水底20年的《修筑永和桥志》重见天日，使这段历史得以还原，为后人所知。而桥身顶梁上至今也还清晰地留有“浙台临海任龙泉县知事杨毓琦于民国三年春谕董拨款建修”字样。

杨毓琦在任期间还有一件事更为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举办了龙泉铸剑业有史可稽的首次精英大比武。清末民国初期，龙泉铸剑业盛极一时，县城沿溪北岸一条街，从天妃宫(今新华电影院)至官仓巷口，剑铺相连，叮当之声，昼夜不绝。剑铺有千字号、万字号、壬字号(沈广隆)、金字号、永字号、禾字号、周国贵等7家。其中，千字号(郑志成)、万字号(周子望)和沈广隆(沈庭璋)被称为龙泉宝剑3大名家。

龙泉宝剑

民国3年秋，杨毓琦主持龙泉剑产品质量比赛，当时有七家铸剑名匠参加比赛。比赛当日，龙泉城里万人空巷，人们从四面八方齐聚而来，竞相一睹为快。沈庭璋所铸之硬剑，以一剑剁断三枚重叠铜板剑刃无损夺魁，从此蜚声于世。这份荣耀，延续百年，仍惠泽沈氏后人。

在官方层面举办这样的赛事，对于弘扬传统的铸剑技艺、发展壮大宝剑产业，无疑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能产生口口相传声名远播的宣传效果。从这一点来看，杨毓琦还是很有前卫思想和独到眼光的，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标新立异。

龙泉宝剑日后成为当时党政军商界人士钟爱之物即为佐证。抗战爆发后，浙江省会杭州的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大量迁驻龙泉，士绅商贾间开始流行一种时髦用具——手杖剑（时称“司的克”），即可防身又有功用，成为有钱有势者的标配。此外，所谓薄如纸、弹性好的“软剑”也成为时尚，可弯成圆圈围于腰间。

古语云“听其言观其行”，杨毓琦其人，很难简单地用一个“好”或“坏”字予以定论，或许用“毁誉参半”这个成语来形容更为合适，更能体现出一个人人性的复杂。

身处民国那样的多事之秋，囿于时势与环境，杨毓琦的某些施政措施或许有其局限，甚至有所牵掣而身不由己，但其准许发掘坟墓，导致大量古代龙泉青瓷被盗挖，部分还流失到国外，损失甚巨，确实令人心痛不已，时至今日此举仍被人诟病也不足为奇。如此，为官者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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