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贺云翱：现在的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我很痛心
贺云翱：时代成就了我们
“小医生”
我家在宝应县农村，我从家乡的初中学校升高中时很幸运，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试，如果搞推荐而不是考试，我就上不了，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国香港，舅父在中国台湾，“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关系”的人。
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绩很好，考到了宝应县中学——宝应最好的中学，我们生产队属于城郊公社，大多数人是进城郊中学读高中，但由于那年实行考试选拔，县、镇里面的中学就也都可以报名。
宝应县中学的老师大都来自很好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等等。当时老师们对学生十分关爱，对学习的要求也很高。虽然那时学校也有批判老师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师生关系很好。
读高中时，当时都是推荐上大学，大家也就没有参加高考这个想法，只想把学习搞好，完成学习任务，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高中时我很幸运地做了班长，跟同学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对老师的了解也比较多，当时师生之间总体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于1974年高中毕业，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也没有什么毕业联欢，就是同学们互相写一写美好的告别语句。我们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学生，县城的学生毕业之后自然就会找工作，只有少数农村的学生，毕业之后就回家了。
我是农村人，高中毕业后就回了农村——当时叫作“回乡知青”。那时，我对未来也没什么想法，就像其他农民一样，跟着村里年纪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时候还学会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粪，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来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别苦。
我在农村什么苦都吃过，但我觉得别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过我真正做农民的时间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农村对宝应县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是很重视的，生产队安排我做农业技术员，我学会了看各种农作物病虫害，用鼻子能识别出几乎所有的农药品种，工作做得也很好。
我还做过材料员，就是帮助参军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过很短时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再后来，大队干部又让我去了本地的医务站。
那时候农村有赤脚医生，还有赤脚兽医，我就是进入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边学习一边做，当地的干部认为我做农技员非常认真，做农民也很认真，表现不错，正好有一个去学习的名额，大队领导就让我去了泰州畜牧兽医学校学习，学习时间是将近一年。那个学校的老师好多都是扬州农学院下放的，教学都非常好。
那段时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畜牧兽医系的各门课程，还有实践课。学完之后，我回到了宝应，从事“赤脚兽医”工作，期间多次获奖励。农民厚爱我这位“土兽医”，那时我年龄小，个子不高，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随叫随到，他们亲热地叫我“小医生”。
处一份道义，扬一种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会上开始传可能要恢复大学考试。不过我在乡下，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经是10月了。
这个消息来自于我的一个高中老师，叫张贞庆，他是我高中时期宝应县中学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
我们宝应县中学当时高中有十个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认为最好的班，我是班长，当时跟班主任老师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儿子一样。我那时候才十几岁，是农村学生，家里又穷，张老师对我特别爱护。
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诉给我的时候，我正在离县城五六十里路的乡下，给牛打防疫针。当时要防传染病，所以组织了很多兽医，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跑，去打防疫针。他当时通过一个人带口信给我，说大学可以考试了，叫我赶快准备，我就非常快地赶回了县城。
到了县城老师家，老师真的可以说像父亲一样，已经在他家厨房里面，给我做了一个板铺，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这儿复习。当时离考试的时间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个月，这样我就真的住了下来。当时他家里还有一个他的亲戚，我俩一起复习。
复习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资料，当时是张老师找来一些基本的资料让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毕业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变化。当时张老师找来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较新，我们的复习主要根据教材。
我自己认为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要还是靠原来的知识积累，因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复习。复习的时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练练题目。
我复习时的心态比较放松，也不算累。我觉得这也是宝应县中学老师们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就没有必要在快考试的这段较短的时间里熬夜、过度紧张。
那天我走进考场之前，也是张老师把我送到宝应县中学的考点，告别时他对我说，你不要紧张，你是有把握的。在调整心态和复习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主要还是得益于张老师的帮助。
考试还是比较顺利的，我觉得题目都比较熟悉。我们那时候考试和报志愿很有意思，一开始都不敢报好学校，所以我一开始报的都是什么高邮、盐城的师范学校。
后来张老师一看，说：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学，要么就北京大学，其他的你不要报。我就改报了南京大学。张老师前几年去世了，我回家乡专门参加追悼会，也写了悼念文章，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复习考试是他告诉我的，最后选择学校也是他给我决定的，后来也顺利考上了。
后来是张老师先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他当时在县城里面，跟招生办的人说好了，一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就立即给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着自行车从城里骑车到乡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说“恭喜啊，恭喜啊”。
考上之后县城的广播电台专门对我做了一次访谈，采访我作为一个农村青年是怎样热爱学习、又红又专的，还是比较热闹的。因为是在农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糊涂，考试也好，考上也好，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还没认识到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没有怎么样。
家里虽然很高兴，但也没有像现在一样请酒、吃饭，更没有什么谢师宴，当然我还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师家里，当面感谢他。
那个时候师生关系非常简单，老师觉得你这个学生很优秀，他应该帮助你，不会索要一分钱，而且还贴钱帮助你，事后你也觉得应该感谢一下老师，就是这样。师生关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处的是一份道义。
1978年，大一时和老师合影，前排右三开始是蒋赞初、吴白匋、李伯谦、秦浩、张之恒、查瑞珍老师，后排右一为贺云翱。
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到南京大学报到的时候，我是从宝应县坐长途汽车来的南京。我们毕竟是从农村来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鲜。
宿舍八个人一间，一边两张床，上下铺，上面四位，下面四位，是比较拥挤的。我们是二月份来的，刚刚过了春节，天气还很冷。饮食相对比较简单，但吃饱没问题。
我来自农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后来学校发助学金，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应该是十八块钱。那时候一半的钱用来吃饭，一半用来买书。
当时经济很困难，除了助学金之外，你吃饭时可以有免费的汤，有些菜也很便宜。我最喜欢买咖喱土豆，只要几分钱，非常便宜，所以我大学毕业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因为吃得太多了。
如果你经济条件好，有好的贵一些的菜；经济条件不好，也有很便宜的菜，每个同学都能各取所需，应该都能吃饱。
那时候桌子特别大，同学们围着这个大桌子坐，相互之间就能交流、讨论问题。很多人坐在一起，比如对面坐了哲学系的，这边坐了历史系的，就可以边吃边讨论，这样一来，同学之间的交流也比较多。
现在的食堂，一桌最多只有四个同学，好像学生更喜欢人少一点，我们那时候喜欢人多一点，喜欢热闹，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交流。
当时家里面很困难，印象中整个大学期间我好像都没买过水果，没有热水瓶，穿的棉衣有打补丁的，鞋都是农村里面母亲做的布鞋，没有穿过什么皮鞋，这一类的东西那时候跟我没有缘分。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晚上熄灯之后，在盥洗室、路灯下面、教学楼的台阶上，都有人就着灯光看书，早晨到处都是读书声。
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饭时我们经常跟中文系、外语系还有其他系科的同学交流，谈学术，关心国家。我现在看当时的日记都可以看到，“要为祖国的四化而奋斗。”“要又红又专。”“要有理想，为国家贡献青春。”这类东西在学校每个人身上都能感受到。
那个时代“文革”刚刚结束，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考上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这是时代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能不努力吗？
我的英语底子很差，原来在中学学的是俄语，到大学才学英语，所以我借书以中文为主，英文书也借。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借得比较多的英文书，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类，那时候我们借了是想自己翻译的，翻译之后还能去发表。
印象中，我在湖北的一个杂志上发了第一篇翻译文章，是谈早期人类考古学问题，具体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不过主要还是看中文书。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手工查询，一张一张卡片地找。
当时读书大概分两类，一类是近现代学者写的书，东西方的都看，比较杂，读的量也大；还有一类是古籍文献、考古报告等原始资料。
那时为了多读书，寒、暑假尽量不回家，就在学校学习，最自由的状态下读书效果最好，我现在还是这样要求学生。
图书馆馆藏英文文献是旧的比较多一些，我当时看到的一本Industry Archaeology，《工业考古学》，算是比较新的，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这样的新书，其实是不多的。
我当时看的书主要是文科方面的，理工科的书也会去翻翻，比我们文科的更先进、更新一点。
早期我基本上没接触过系图书馆，都是在学校图书馆借。那时候借书上限比较多，开始时可借的书少，后来好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每一次我们都借尽量足，一次性背回去，这样可以把一个专题的一批书同时借出来，比较方便阅读。
比如说，我们会就一个课程论文或者自己感兴趣的一个专题，或者对某一类文物，或者某一个课程老师布置的任务，集中地借一批书来读，自己要做研究，经常写些读后感。
我们进校的时候还没有细分专业，就是历史系，一开始也是上历史学的公共课——世界史、中国史、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古代汉语等，这都是要上的。
上了半年不到，系里面就给我们开会，意思是要分专业，历史学和考古。我当时选了考古学，我们班里一开始好像有十三个人选了考古学，后来有一个退出去了，好像是肖朗同学，后来他去研究世界史了。
1979年5月，在苏州园林与考古实习的同学合影，左三是贺云翱。
历史系每年学生总数大概四十人，当时我们考古学是十二个人。这样我们从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就学考古学专业课了，课开设得很细。因为专业课开得早，大四也不会为找工作、考研而烦恼，我们的知识也比较系统。
当时全校的课可以通选，我还选修过美学、心理学，选过地理系的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城市历史。当时理科的课我们也选，而且都是修学分的，跟他们一起到田野去考察，一起去做理科的课程论文等等。当时就是想建构一个更好的知识结构，打好专业基础。
七七级学生进校的时候，都比较自觉地有一种自我期待，然后奔着这种理想不断调整计划和兴趣，不断补充知识，大量阅读，一边读书一边做读书笔记，也会经常自我探讨或者写一些小论文。
那时候我们会从一年级开始自己设计未来，写学术规划——我将来究竟要在哪一个专业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在那时的日记里还能看到我的学习计划：应该读什么书，补充什么知识，选哪个系的什么课，会有一个自我建构。在后来的知识增长中及对社会的了解中也会做一些计划调整，再补充相关知识，还会对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自我批评。
现在我们教本科生，我也会问四年级的学生，你们的学习一开始有没有做过学术规划？有没有树立什么学术理想？对未来的发展怎么计划和去实施？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是不是他们保密，还是没有做过？
1981年在河南洛阳实习，于龙门石窟与老师合影，第二排右三为秦浩老师，第二排左一是贺云翱。
我们班上年龄最大的同学近四十岁，最小的还不到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开玩笑，年纪最小的叫年纪最大的同学“爸爸”。
同学们在一起的气氛非常融洽，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有的人还自己写诗，像周晓陆老师，我们现在还在历史学院一起工作。
我们那时候田野实习中喜欢写诗，讴歌这样的考古生活，每到一个地方就写诗去歌颂，赞美当地的民俗风情文化和自然山水。当时都觉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学习是那么地快乐，未来是那么地美丽，心里充满了激情，感觉到一定要学好，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
我现在看当时写的诗，都为那时青年大学生的昂扬风气感动，歌唱祖国，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来，这才是青年，这才是青春。
岁月峥嵘，幸而与理想同行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因为实行分配制，基本上在毕业之前就有单位来预先要人。像我们考古、历史专业的同学，会有一个单子给你，上面是要人的单位——有北京的机构或者某个省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有政府的，有研究机构的，也有新闻出版的，也有学校，我们更多的是挑选博物馆、考古机构，大家基本都是奔着自己的专业理想选择单位，选择空间很大。
当时同班有五位同学一起选了南京博物院，因为都想做专业工作，有的选了安徽省博物馆，也有同学出国深造了。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不存在就业压力，选择的空间很大，是自由选择制，选择自己满意的单位。
2002年我又回到母校做老师，开始创办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等，一边教学，一边做自己认为对国家有意义并且还感兴趣的研究工作，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担过全国数百个课题，还应邀为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课，自我感觉是尽心尽力，做得也真的开心。
一路走来，尽管非常辛苦，但是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本科时期我就有这个理想，就是为了学术事业，为了国家，我能够尽自己的力量。
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我感觉很幸福。
毕业证
如果说有那么一点遗憾的话，就是我那时候考研，如果不是调档遇到了麻烦，就能被北京大学录取——宿白先生也是一位国内外都很知名的教授——内心认为也许我今天在学术上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这是我唯一的一点遗憾。
学士证
我从跟其他同学的交流中，知道很多同学是有理想的。我觉得在大学里边有没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命运结合起来，是很重要的。
尽管今天听起来比较高大上，但是那时候——我现在翻开当时的日记——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也是这样做的。
毕业之后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麻烦、困难，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击，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弃，为理想要一直执着坚守，毕竟你不是只为自己，你有远大的事业追求，这样内心才能经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
七七、七八级学生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不用像今天这样，承受那么大的就业压力。现在我看到研究生，甚至包括博士生，居然为了工作如此费心，到处去找单位，到处去参加招聘考试，甚至放弃了课程去考试。
现在的不少优秀学生不能潜心学术，这让我很痛心也很遗憾。我们那时候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单位很多，可以随便挑，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岗位结合起来。
今天的学生，很难找到一个实现理想的平台。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我们是占了便宜的，或者说是拥有了比较好的社会资源。有这种社会需求，正好也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两者很容易结合。
所以要分开来看，一方面要看到七七、七八级学生的这种优点，他们的奋斗精神和他们的理想主义情怀；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他们处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考大学——他们出来的时候，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对他们的渴求，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各种条件，是非常丰厚的。
当时有个玩笑话，说七七、七八级的学生毕业之后非常吃香，会有好多人来找他们谈对象，条件非常优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会找来，“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你吧”。
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本身就受到社会的优待和欢迎，这种期许是社会给我们的，我们要对得起社会，而今天的大学生数量多，竞争激烈。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看到，完全说是因为他们有优势，所以他们做出了成就，我觉得这并不实事求是。“时势造英雄”，大概有这层意思吧。
关于高考，我有两点感悟。第一是中国的人才选拔，目前也只能通过高考。如果没有高考，我们很难把优秀的学生选拔进高校。因为中国这种人情社会，如果没有高考这道门槛，也许会把我们搞砸掉，会让优秀的人上不了大学。
什么时候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讲人情而是讲公平竞争，讲法规，不用人情来运转了，大学办得也都很优秀，大家都能够公正地自由择校，也许就不需要高考了，所以我们需要办更多高质量的大学。但是就今天看来，高考还是唯一的方式。
第二点，由于高考是让学生进行高校选择、专业选择的唯一机会，所以会带来大家只会为高考而高考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悲剧的事情。
七七级、七八级的学生，在得到消息之前，不知道有高考，我们也没想过会去参加高考，那我们其实就是平时自己看书学习，家里没有书，就到别处去借，星期天会到公共图书馆去借书看。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书，没有功利性，也没有目的性，单纯喜欢。
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读书就是为了高考，这样一来，由于过分强调功利性，可能给了我们学生一种暗示，认为我进了大学了，好像我就达到目的了。这种心态会损害自我的兴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
所以我觉得，第一，高考这个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对最公平的选拔机制；
第二，高考中间存在的过分功利化的现象，对学生的理想主义、自我兴趣培养、自我独特才华的发挥是一种损害，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这是很遗憾的，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END
悉数中华文化中的先贤、经典，我们不禁心向往之，却也畏手畏脚。长期以来，碎片化的输入使得我们在提起“诗经”、“唐诗”时，只能背出几句诗词，却无法掌握贯穿其中的脉络。
提升人文素养，需要如化石沉积一般，顺着时间发展、历史轨迹，一层一层，叠加、构筑起自己的文化城堡。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堂人文大课、一堂精品好课，纵览三千年，真正将不同朝代的文化印记一一对应。从《诗经》到小说，如观看一部精心制作的纪录片，跟随专业学者，去欣赏中华文明的无双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