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缘：美国史密森学会所藏长沙出土珠饰器物 / 四六文摘

◀ 1938年11月的长沙示意图

「核心提示」

位于美国华盛顿的美国史密森学会下属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中藏有一批出土于长沙的古代珠子、玉器和玻璃器物。东西虽然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东西，但是后面的故事似乎更有意思。

作者丨刘妖怪

编辑 | 南波万

这批器物大约有300件左右，被收藏在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弗利尔研究收藏”（Freer study collection）中，除了古代珠子、玉器和玻璃器外，还有东周－汉代的铜镜若干，陶瓷器若干，带钩，簪头之类的金属器物，以及骨器和土壤标本。其时代跨越大概从东周晚期－宋。除少数陶瓷器外，其他器物大部分都是东周晚期－汉代的遗物。

谁是

John Hadley cox

这些器物大多残破不堪，根据馆藏记录，这些文物标本是John Hadley Cox捐赠的，这些东西曾是此君的“Archaeological study collecion”即考古研究收藏，看这么破破烂烂的样子，我觉得称为标本也不为过吧。

根据更多的详细记录，这一批文物都是John Hadley Cox于1935年9月到1937年8月间在长沙北门外自己发掘的，根据此君自己的陈述：这些文物是他于此期间内于Changsha Municipal Center（长沙市政中心）的建筑工地上发现的。先不说“长沙北门”和“长沙市政中心”的区位在哪，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John Hadley Cox是何许人也。

John Hadley Cox，对此君的纪录很少，甚至都很难找到一张他生前的肖像，根据有限的纪录，他于1913年4月6日出生于美国东部康涅狄格州的Naugatuck，其父名Nathan Hadley Cox，母名Mary A Brown。能确定的是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并于1935年，即他仅22岁的时候，到中国服务于“耶鲁－中国协会”，这也就是著名的“雅礼协会”，现在长沙著名的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等即为该协会所创办。

雅礼协会创办于1901年，本身是一个无派别的宗教组织，到20世纪20年代，雅礼协会已经逐渐弱化自己的传教性质，并于1934年重组为一个世俗组织，主要服务于中国的教育和医疗事业。所以可以看出，John Hadley Cox是在雅礼协会重组以后来到中国的，所以他本身并不是传教士。有一些资料显示，他曾服务于当时的雅礼中学，不过可能实际上并没有。

根据一篇名为《The Early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Changsha YMCA, 1937-41》（1937-41年间，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在二战早期的抵抗）的文章中当时老长沙地图显示：雅礼协会驻地即为长沙城墙的北侧附近，在雅礼协会驻地的东侧为湘雅医学院，这个位置与现在湘雅附一医院的位置大致相同。而当时长沙的北城墙有两道城门，分别是“兴汉门”和“湘春门”。其中湘春门拆除后大概沿当时城墙河堤的走向修了湘春路，而当时直通湘春门的北正街则只剩下靠近中山亭的一小段。现在长沙市区内从中山路往北到湘春路以南的一大片地方依然保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建筑。

即便无法仔细考证，但是弗利尔所纪录的“长沙北门”外，很可能就是兴汉门和湘春门之间，当时雅礼协会、湘雅医学院和医院的一片地方。大概也就是现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东校区）的位置。因为John Hadley Cox曾服务于雅礼协会，不难想象就是在他生活的附近建筑工地上找到的大量汉墓，这从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

1937年后，侵华日军逐渐南下，雅礼相关机构也逐渐后撤，1938年7月，雅礼协会旗下的大学迁址桂林，而雅礼中学则西迁至沅陵，而后在11月就发生了火烧长沙半座城市的“文夕大火”，千年长沙城毁于一旦。

而John Hadley Cox在1937年8月后，离开了长沙，应该到了上海，离开长沙后，不清楚John有没有在当时就转运这批文物回美国，但是此后他在上海，却与中国文物结下了一个孽缘。也许这个孽缘，从他在长沙盗掘北门文物的时候就已种下。

此时的John Hadley Cox，已经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柯强，至少在1945年以前，他就已经加入CIA的前身，即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并成为一名重要的情报官员。根据李零教授的考证以及《纽约时报》于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柯强在长沙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当时长沙的一名叫做蔡季襄的古玩商和业余历史学家。

蔡季襄

子弹库楚帛书

这位蔡季襄，曾从一名商人手上购买了一份盗墓贼盗掘的赃物，这个文物不是别的，正是一直让中国魂牵梦绕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蔡季襄在日军攻入长沙的时候，和家人一起逃难随身携带这份珍贵的帛书，在躲避战火的过程中，他不断研究这份帛书，并设法弄懂了大部分的内容，他发现这帛书讲述的是人类如何看待命运和死亡，后来李零教授评述到，这也许也是蔡季襄当时无不在内心深处思考的东西。带着他的思考和结论，蔡季襄写了一本小册子，详细的介绍了子弹库遗址的位置，以及解释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还纪录了战争中他的一位朋友妻女自杀的详细过程。

1946年左右，日本投降，中国陷入内战，蔡季襄已经到了上海，他遇到了他在长沙的老相识，也就是当时已经是情报官的柯强，柯强在得知蔡季襄的这份帛书后，先付了1000美金定金，并承诺出售后再付给蔡季襄9000美金。几天后，柯强通过另外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将这份帛书走私至美国。至此，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流落美国。且柯强并没有支付给蔡季襄承诺的剩余9000美金。蔡季襄曾尝试追讨，但后来由于新中国成立，通讯断绝而不了了之。

现藏于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那批残破的长沙文物，是柯强于1991年捐赠给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同时他还捐赠了别的文物给耶鲁大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柯强走私的文物一定远不如此。

至少在2011年纽约佳士得的一场亚瑟·赛克勒博士所藏中国文物中，编号为lot1212的一对漆彩绘圆盒就来自柯强曾经的藏品。而公开的资料也显示：柯强于1964年出于经济原因，出售了包括子弹库帛书在内的一大批文物给位于纽约的中国文物商戴润斋（J.T.Tai）。然后戴润斋又将包括帛书在内的一批文物转售给了亚瑟·赛克勒博士，虽然当时子弹库帛书的成交纪录并未披露，但是据李零教授考证，戴润斋一直要价为50万美金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