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兴尧：焚书

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则坑儒焚书。

　　我自30 年代至60 年代，无论居京旅沪，在汴在蓉，经常出入书肆，搜求旧籍，日积月累，积少成多，质量上新旧都有，数量上则满坑满谷。因懒散成性，未暇整理，于是架上桌上，大小皆书，这些事物，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抽象的财富，是研究做学问的资本。不用说，知识分子对这些是很重视，很珍贵的。但是自50 年代后期，常听到反对“厚古薄今”的言论，批评“白专道路”的意识，逐渐觉得对于这些东西应该重新估计，才好转变观点立场。思想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文化大革命突然开始，扫除“四旧”，急风暴雨，电闪雷鸣，雷霆万钧之力，使古圣先贤无处藏躲，平常视为所有的财富资本，一夜之间变成严重包袱，此时所要考虑的是平安，顾不得身外之物，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头脑吓昏了，认为图书是“四旧”的罪证，只有销毁它才能安全。

　　那时我住平房，有街坊同住，有积极分子时来考查，只得找机会愉偷烧书。烧书不简单，有图像的洋纸烧不着，受潮湿的书烧不着，越急越冒烟，俗话说“烧纸引鬼”是可怕的，陆续烧了三个月，其中有李卓吾的《藏书》、《焚书》都是原版，是用大价买来的，每次要烧的时候，我真舍不得，把它捡出来，拍拍土放在一边，最后想起古人说的玉石俱焚，还是狠心把它烧了。

　　因为李卓吾好发怪论，我很喜欢他，又害怕由于他的怪论惹事，把它烧了，一方面心痛，同时也自我安慰。书刊多了，虽然不断地用星星之火燃烧，仍不能解决眠前的障碍，有一次我出去找了一位收破烂的老大爷，推着三轮车，趁院中无人，请他帮忙，说了些好话，他才答应，进门来我捆书，他约（音腰）斤，又急又累，装满一车，他看我满头满脸是汗，便说行了，劝我休息。

　　实则我是满脸泪汗交流，这一次痛快，书价是七分钱一公斤，一共卖了八元钱。后来同书铺的老友谈起，他大叫一声，跳起多高，不啻为我洒一掬同情之泪。因为有许多书都是他们经手给我找来的。

　　社会上一些事情，常常是来回转，文化革命时，街道上拍卖抄家衣服，陪嫁的丝缎旗袍，还没上身，到处都卖，五毛钱一件，现在大宾馆礼仪小姐穿的旗袍，要多少银子。此一时，彼一时，这且不谈。文化革命中期，中华书局重印了李氏《藏书》、《焚书》并大加表扬，据说因书中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武则天为“圣君”，称冯道为“救时贤相”等等杰出议论。我因为喜欢此书，托人买了一部，不胜感慨，提笔在书皮上写了一首诗，最后一句是“焚书焚后买焚书”。以上这些往事，现在说起来颇具戏剧性，然而在当时，确是一幕苦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