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高的山岗上，读“坐在山岗上我静静的流泪”这样的诗句

要不是因为《我的抗战》这部记录片，我大概就和穆旦的诗擦肩而过了。读诗不但需要对文字敏感，还需要注入情感和想象，诗总是用最少的字来表达深层次的世界和情感。一首诗作当中表述所能及的文字边界之外的旷野，是作者特意留给读者的。

在记录片《我的抗战》中引述的那首诗名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是穆旦写于1945年7月的长诗。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祭歌部分 穆旦

诗中提到的胡康河在缅甸境内，胡康河谷位于缅甸最北方，钦敦江上游地区，由达罗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缅语为“魔鬼居住的地方”。据说原来曾有野人出没，因此当地人将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野人山”。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5军撤退时，曾途经胡康河谷。而时年24岁的穆旦是其中一员。记录片《我的抗战》第二季“野人山”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往事。

穆旦的诗大多比较沉郁，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写下这些诗作的年份时，大体就能感受到，在那个时代里，的确，开心的事情没多少！比如穆旦在1947年写下的长诗《隐现》，暗含着对命运和前途在内心中时不时发作的隐忧。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

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 在他的黑暗里

我们有很多情感 却无处归依

我们有很多声音 却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颗良心 却各自藏起

----《隐现》节选 穆旦

作者提前的预见，往往是读者事后才能理解的内容。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时，一位诗人绝不会为一首佳作而庆幸，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作为中国远征军“生还者”中的一员，在穆旦的诗作中，尤其是自1945年之后的作品，我们会见到越来越多的内容都与“生还”有关。穆旦个人的生平资料不是非常丰富。尤其是中年之后。穆旦在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静默，在那段岁月里，他成为“历史反革命”。在1975年之后，穆旦又可以继续写诗了，不过命运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努力想象一下年轻的穆旦在“野人山”中行进时是什么样呢？那些景象可能一直活在穆旦的记忆里，而自那“生还”之后，可能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在穆旦眼中都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他见识过真正的残酷与死亡，对比他在余生所见识的或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穆旦在诗作里写下来的是我们从未见过或是不曾想象过的。区别在于他是亲历者，而我们只是听说者。穆旦晚年在《冥想》这首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穆旦的家族属于浙江海宁查氏一门，穆旦本名查良铮，与另一位名满天下的查良镛（金庸）同属海宁查氏一脉，是同辈的叔伯兄弟。浙江海宁查氏是望族------“一门十进士，兄弟五翰林”。不过在49年之后凋零了。穆旦将“查”字上下拆解开来，一个“木”字和一个“旦”，也有同音像“暮”与“旦”一样，不过照这个字面来理解，就像穆旦身处的时代的大部分一样，都是需要在长长黑夜里前行许久许久的时光，心里面却总有对“旦”的期许。在那个漫长的黑夜里他们见惯了死亡。浙江海宁查氏有“南查”和“北查”之分，穆旦属于“北查”一门。这族人是从海宁查氏分出去的，离开江南去了北京，多经商致富。在“南查”这一支中，穆旦的表兄弟是金庸。不过穆旦和金庸这对表兄弟从未谋面。查良镛是将名字中“镛”字左右拆解开来，用作笔名“金庸”。金庸除了是一位作家之外，也是一位商人，而且颇成功。穆旦和金庸两人才华不分伯仲，而命运却大相径庭。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海宁查氏家族的故事，只能当作一段轶事去说说。几辈人百年经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家族，调落了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样的诗句不是诗人一时兴起，而是对于史实的具体叙述。只不过我们当诗读罢了。我们现在读金庸的作品，尤其是有关描绘江南的段落里，都可以看到作为“南查”族群中的一员金庸的记忆：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烽，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霎时之间已将白振全身淹没波涛之下。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书剑恩仇录》节选 金庸

这些记忆不似金庸在其他作品中对于苍茫大漠、浩瀚长江与诡异西南那般有文字上的铺垫，在金庸笔下的故国景物多来自在香港写字楼格子间里的想象与铺陈，那些景物是“神游”故国之后的余味，金庸笔下的武侠内容是“神游”之后的流亡，也就在那些武侠作品中，金庸才可以“回家”。相较之下，穆旦就没有金庸那般有些“运气”了。他的“好运”似乎在中国远征军那一段经历中已经用完了。在随后的岁月里，穆旦身后的“北查”一门也面临与“南查”一门相似的命运。这个家族的南北各支人丁凋落和各异的经历，都不能再为这个家族添加更多的荣光了，恰恰相反，在很长的时间里，家族的往昔荣光可能是他们刻意回避的内容。金庸还能在武侠作品里的“故国”中流亡，而穆旦无处可去，也只能在长时间的默不作声中找到精神流放之地。在穆旦的生涯中有二十余年没有留下文字，只有等到暮年时穆旦的诗作里才可以看到始终处于“流亡”境遇的魂魄。这是阅读穆旦诗作----尤其是晚年诗作时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情愫。作为诗人的穆旦以诗人独特的纤细触觉，可以让他提前感知即将到来的命运，却无法说破。作为作家的金庸以其缜密的思路和家学的功底，用文字为自己的故国搭建了一道记忆的长廊。在这分道扬镳的静默和喧嚣中，人生和历史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到最后往往分不清楚何为真，何为假！把海宁查氏的旧事和属于“北查”的穆旦、属于“南查”的金庸的过往梳理一遍，一部中国现时代大历史中的微观历史就呼之欲出了。然后，我们把一切原因和解释都归结为“大时代中变乱激烈”这样的结论。

穆旦在1976年的《智慧之歌》里这首诗里将愤怒以极其平静的方式讲述出来，他深知自己“走到了想象力的尽头”。在这种愤怒的底色中，没有一丝求饶。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有一种欢喜是青春的爱情，

那时遥远天边的灿烂的流星，

有的不知去向，永远消逝了，

有的落在脚前，冰冷而僵硬。

另一种欢喜是喧腾的友谊，

茂盛的花不知道还有秋季，

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

生活的冷风把热情铸为实际。

另一种欢喜是迷人的理想，

他使我在荆棘之途走得够远，

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看它终于成笑谈。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智慧之歌》 穆旦 1976年

穆旦的诗作可以当成历史的隐喻来读，就像我们阅读上古的历史记载时总会看到民歌一样。穆旦生平中的波折没有形成诗作中的怨气，他所吟诵的仿佛与平生的痛苦没有太直接的关联，他的视角更多的还是凝聚在人身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见识过的人，似乎对人世间的纷争失去了兴趣，他们身处争斗之中，或是作为旁观者观看这些争斗时，总是平静的如同老僧入定。穆旦被人们重新记起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现在读穆旦诗作的人不多。可是好的东西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消亡，就像历史一样，中国近现代史的模糊不清可能让人遗憾，不过不重要。历史，总要等着沉淀、澄清之后才好看。在模糊不清的同时，我们可以在小说、诗作和人的生平中去拼凑历史缺失的那一部分，即便那样的历史可能不像官家正史那样的大气磅礴，却人味十足。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就表达了他对穆旦及其文字的敬爱。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

仔细的去品味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讲述的不传之秘，说的都是“黄钟大吕”的回声。“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等时间再过去久一点，穆旦的诗或许还是会被人翻捡出来，我们也许会再次在高高的山岗上，读“坐在山岗上我静静的流泪”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