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缘——孙崇涛自述》 之十三
经57届校友孙崇涛老先生授权，本公众号将对由孙老所撰写的《戏缘——孙崇涛自述》进行连载。孙老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此书以孙老自己的亲历亲闻，细致又生动地描绘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孙老与戏的故事。
“大跃进”年代的劳而无果
1958年开春，我才听说有“大跃进”这词儿。那是大学刚结束头一个寒假、新学期报到的日子。室友王继阳寒假去了一趟绍兴乡间老家，得风声之先，一来就在寝室向众人宣告：“我们国家要'大跃进’了。”他讲话本来就轻，加上一口的吴语方音，这话我听做是：我们国家要“大有劲”了。“大有劲”，首先出自不爱说话的王继阳之口，我想这事一定非同小可。
果然，不久“大跃进”成为时代主旋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大炼钢铁”、“大办农业”、“超英赶美”、“争创水稻亩产20万斤”、“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口号，越喊越响，形势热火朝天。
全国各处，人人写作“大跃进”民歌。“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这些“革命浪漫主义”豪迈诗句，成为一代经典。
在“大”的口号下，是搞全民性的群众运动，“大炼钢铁”堪称登峰造极。一时间，工厂、田头、学校、机关，土堆的“小高炉”四处林立，炉火红遍神州大地。人人翻箱倒笼、砸锅挖铁，给小高炉提供炼钢原料。各地“上卫星”捷报频传，处处报道“我为祖国献宝钢”喜讯。
“小高炉”四处林立，炉火红遍神州大地
我曾参观过校内某系的“出钢”庆典活动，只见压在大红纸喜报上头供人展览的“宝钢”样品，是一团黑乎乎的大铁坨，心里纳罕：这就是钢吗？
更可乐的事，是参加“全民打麻雀”运动。为除“四害”，杭州市全民总动员，号召全体市民打麻雀。杭大师生也不例外参加。早一天，“打麻雀”指挥部干部给大家做了动员报告。大意如下：麻雀吞食稻谷，“从咱劳动人民口中夺粮”，属“四害”之一，必须斩尽杀绝。麻雀弱点，是个小、翅短，体力不支，不能久飞。我们灭之的战略，就是设法叫它永久飞在空中，不能落脚。麻雀飞得精疲力尽，就会自我堕地。如此击而毙之，或逮而灭之，易如囊中取物。
“全民打麻雀”运动（纪录片《围剿麻雀》截图）
1958年4月20日，星期天，全校师生摸黑起一大早，集中校操场。大家手持赶麻雀的竹竿，带着“响器”——有锣鼓的带锣鼓，没锣鼓的带脸盆。一些中外闻名的老教授，也举着竹竿，抱着脸盆，带着出征前的满脸豪情，排进队伍。整个校操场成了竹竿的山林、脸盆的海洋，蔚为壮观。假如让一位不明就里的老外见到这个场景，保证他会惊叹：“哟，中国人好伟大，好幽默呵！”
各路队伍浩浩荡荡开赴事先部署好的“阵地”。6时，警报声响，锣声、鼓声、脸盆敲击声、呐喊声四起，竹竿随之挥舞，满布晨空，声势浩大无比。
我们班级所在“战地”，热闹了好一阵子，大家的手也敲疼挥软了，嗓子喊哑了，也不见一只麻雀踪影，感到很沮丧，于是就坐地闲聊起来。有同学还打趣说：“春眠不觉晓嘛，这么早，人家麻雀还在睡觉呢。”
半天的“战斗”结果，一无所获。午间，大家“偃竿息鼓”，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回学校，像群败兵回营。
事后，学校发布“战绩”报道，据统计，全校师生共捕麻雀数：3只。
紧接着，学校掀起教学改革热潮，狠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提倡学生走出校门，“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投身社会革命大熔炉”，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务农，到部队练兵，到海岛捕鱼，为造就自己成为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而努力。
1958年秋天，我们进入大二，原大一6个班打乱，重新编做4班。除王继阳跟我一起被编入第四班外，其他104室友，分散各班各室。我的宿舍，也从年级开头的104室，搬到了年级末尾房间。原本相处得很融洽，已经建立起感情的室友，说散就散了，真有点依依不舍。来到基本陌生的新集体，有种被贬荒远似的不自在。
教学改革深入，发展成为个人思想革命，提出“向党交心”，进行“灵魂深处闹革命”。人人过关，自我检讨思想，各人坦白交代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学生中间，拔“白旗”，批“白专道路”，反“厚古薄今”、“崇洋媚外”。气氛很紧张，人人成了阶级斗争假想敌，如履薄冰。
我因为多看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在同学中间出名，终日惶惶，担心自己成了“厚古薄今”、“崇洋媚外”、古人洋人“孝子贤孙”的典型，被当作“白旗”，“拔”到学校外头农场去“劳动改造”。想起教过自己的一位青年老师，因同我班一名女生婚外谈情，被罚到农场“锻炼”，见他跟别的“锻炼”学生一样，每天都得退裤子、露屁股、蹲茅坑拉屎的穷途末路模样，昔日倜傥风采荡然无存，叫我倒吸一口气。
幸而自己人缘还好，班级手下留情，只派个干部找我“谈话”“帮助”，自己表决心要痛改前非，从此再也不看中外古典，总算侥幸过关。作为补偿性的惩罚，在其他同学留校参加校办工厂劳动期间，我跟年级部分“白旗边缘”同学，一起被罚往安吉县天目山山区，去干更重的体力活——拖毛竹。
登上海拔一千多公尺高的毛竹林，把山农砍伐下的大毛竹用肩膀一条条拖下山。毛竹有碗口那么粗，每条重达一二百斤，力气大的山农一趟可拖二三条，我们只能拖一条，半天往返各两趟。
我这个手无束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整天头戴破斗笠，脚踏草鞋，肩披垫肩，衣衫褴褛，弯腰曲背，吃力地爬行在陡峭山道上的可怜兮兮模样，假如让家中母亲见到，她一定会非常心疼和伤心。我自己倒并不感到委屈而抱怨。
天目山的竹林宛若仙境。毛竹杆吧嗒吧嗒地敲击着下山的石阶，很有动律，像首动听的敲击乐。不断奔跑在浙皖交界的山间野岭，穿梭于云雾蒙蒙之中，像已触摸到天穹，心情开畅而豪爽。体验一把茹志鹃名作《百合花》里出身天目山的小通讯兵同样干过的力气活，是人生难得的一段历练。在生活曲解和磨砺前面，自信和乐观永远是最好的精神支撑力量。
天目山的竹林宛若仙境
不过，劳动结束回校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叫我感到很堵心。
好像是为迎接“十一”国庆，班级要求各寝室张贴门联庆祝，室友推我拟写门联。我见寝室窗门朝南，整日阳光普照，房门朝北，对着阴暗走廊，触发了写作“灵感”，就给写了：“迎社会主义阳光入室，扫资本主义阴霾出门”。正当我为自己的对联能紧跟时代精神脉搏而洋洋自得，盼望得到众人赞美的时候，中文系党总支部办公室给我班级下达了指令，传唤我去“谈话”。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学校上级组织的如此关照，怀着大祸即将临头的忐忑，去了系总支办公室。总支办公室人员见到我，态度倒是平和，没有责怪、批评神色，只是问我：
“有人反映，你们寝室的对联出你之手，是吧？”
“是的。”我说。他继而问我：
“你知道这对联有什么问题吗？”
我无语。最后，他对我说：
“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吧。”
没有任何下文。
回来之后，很长时间内，我想了又想，始终没法想清对联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成了我很久解不开的一团心结。系总支办公室也不再找我。我想，找我把问题说清楚了倒好，这样不明不白的悬着，叫人费尽思量，折磨人。
直至若干年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大概系总支也照样想不淸对联的问题所在，找我谈话，只是因为有人反映，他们需要履行一种必需履行的思想工作“程序”而已。
“大跃进”年代，包括学校教学改革、个人思想革命时期，制造的这类风声鹤唳，相当普遍，上至国家上层，下及师生个体、平民百姓，受到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冲击，随时可能发生。我的“对联风波”，不过是其中一段小小插曲而已。
教学改革也有叫人开心、开眼界的事，那就是学校让我们深入工农兵生活，边参加劳动，边搞戏剧等文艺创作。中文系还鼓励我们学生积极参加校外戏剧界活动。
1960年开春，我们年级全体同学集体去宁波参加劳动锻炼和社会实践。少数人到全国渔区旗帜、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蚂蚁岛（当时属宁波地区舟山群岛）。多数人去宁波市内三大工厂：造船厂、动力机械厂、农业机械厂，简称“宁船”、“宁动”、“宁农”。
我被分配到“宁农”，去金工车间当一名钳工。干的活有：拿扳钳、鎯头装搭茶叶机零件，用锉刀锉“铜婆丝”外径毛边，开电钻床给钢板打孔，等等，忙得不亦乐乎。我以自己暂时割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尾巴”，成了一名临时的第一线“产业工人”而感到光荣而自豪。
劳动之余，我根据厂里见闻，给《宁波日报》等地方小报写些“豆腐干”大小的通讯，报道工厂技术革新面貌。通讯居然被登出来。见到自己手写的文字变成铅字，跟自己的名字一起刊登在报纸角落，叫我既刺激又高兴。一回，正文极少的“豆腐干”上，挨排刊登了我和合作者同班女生吴玉琴的两人名字，十分显眼，同学见了开玩笑说，这像“结婚启事”。
3月底离厂时，厂工会给下厂同学开了欢送会。赠送大家的留念礼品，是一本有塑料套的64开活页小笔记本。送我的那一本，上题：“为技术革命立功，向红专方向进军”，身兼嘉奖锦标和指路明灯的双重功能。
“宁农”厂赠送我的留念品是本64开小笔记本
回到学校，我跟原同班同学单厚骝合作，创作了一本以反映工厂技术革新能手生活为题材的多幕话剧。
单厚骝是文娱骨干，班级合唱、朗诵什么的，常由他领衔，但对剧本创作并不在行。他明白戏剧创作要写好人物活动细节的重要，却不懂得细节的提炼，剧本中写了许多家庭生活琐事，一味渲染夫妻争吵、逗笑之类，着意制造噱头效果，游离了戏剧冲突。拿到年级戏剧创作组集体讨论，他给大家诵读了自己写的场次。在座同学，包括后来担任浙江省话剧团专业编剧作家的童汀苗等人，听了一脸的茫然。剧本自然不可能演出，也无处可以发表，我写的中间场次也随之报废。聊以自慰的是，我俩因为创作了“反映火热生产斗争第一线”生活的剧本，得到班级表扬。而我登出来的那些“豆腐干”通讯，更被班级总结为下厂锻炼的“重要成果”。天上掉下的馅饼，尝起来味道还不错。
同年下半年，浙江省文联组织写作班子，准备给省里几位著名青年作家各人写一本评介小书。部分写作任务，落到杭大中文系。我因为爱好戏曲，跟班里李广德与顾志兴两人一起，认领了写戏曲剧作家胡小孩的那一本。李广德很会做诗，在浙江的报纸、刊物上，三天两头见他发表诗作，自然笔头很硬。顾志兴也在刊物上发表过文艺评论，后来成为浙江社科界有名气的文史学者，自是功底不凡。我们三人合作，可说是“强强联手”。
青年诗人李广德
文史学者顾志兴
先去狮虎桥胡小孩家采访。那时候胡小孩家像住单位宿舍，一间不大的二层旧楼单间。见到胡小孩时，他的中山装胸口袋正插着两杆自来水笔，十分扎眼。我心里思忖，胡小孩那许多著名剧作全是从这两支笔杆里流出来的。又想，人家胡小孩挺能写，一杆笔不够用，得用两杆。胡小孩跟戏文里陆文龙相似，是戏剧界的“双枪将”，了不起。
胡小孩正双喜临门，一是反映“大跃进”生活的越剧现代戏剧本《斗诗亭》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一些争论还惊动了当时文艺界“司令”周扬；二是他的大孩子刚出生不久。一见面，他即向我们三人指指床上正躺着的孩子让大家看，神情颇有荣升“老子”的自豪和甜蜜。孩子母亲也在，据说还是我们同校同系毕业的学姐，供职《东海》文艺杂志编辑部。这孩子掰指算来，现在也该年过半百了。前些年，我收看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连续剧，每当看到这孩子的小妹胡泽红饰演的惜春出场时，都会不自禁地联想到当年那个躺在床上蹬着双腿、嘬着手指、冲着我们生人直乐的可爱小孩模样，慨叹时光的飞逝。
不久稿子脱稿，让胡小孩阅读后，再去他家听取修改意见。胡小孩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少年趴戏台板看社戏，到后来投身戏剧创作的生活经历和体会，反复强调，自己的一切，全靠党的领导和栽培。还说，如今省里一些内部重要会议常让他列席参加，令他更好把握时代脉搏，及时了解党的舆论导向，对他搞好创作帮助很大。我们明白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我们的初稿在体现党领导这条“红线”方面还欠明晰。
于是，我们就照着胡小孩的思路修改了书稿，交给出版社。后来，这套作家评介小书，不知为啥，又决定下马不出了。在“大跃进”年代，戏剧创作与研究也跟国家许多事一样，上马很快，下马也快，结果劳而无果是常事，何况还是我们这些无名大学生弄的东西。李广德解嘲道：“现在该散伙了，书稿三人'私分’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