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的手提箱
张伟/撰文
关于死亡的故事总是残忍而悲伤的，但这并不是《汉娜的手提箱》所讲述的全部内容。1945年，一个叫汉娜的13岁犹太女孩，带着她梦幻年纪里所有的珍贵梦想，被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烈焰里。那是故事的结束，也是故事的开始。
她的手提箱——黑色的、用白漆写着简单信息的手提箱，长65厘米，装着她人生最后的印记，与其他被杀死的孩子的手提箱堆放在一起。偶然间，它被人们发现、展览。经由它，一些陌生的人开始寻找它的主人，寻找属于那个女孩的人生踪迹，寻找在那个罪恶年代里发生过的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
这些细节都平淡无奇。它们可能属于每一个拥有寻常童年的孩子。但汉娜的童年才过了半截，就被仇恨扼杀了。多年后，当人们从历史的角落里把这段故事翻出来，它依旧鲜活，直刺人心。围绕着汉娜和她的手提箱发生的，是人性被泯灭、又在废墟之上顽强生长的故事。
而这一切，都是随着那个黑色手提箱被再一次打开而开始的。
1
当日本女人石岗史子打开从捷克寄来的邮包时，她并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这是2000年的春天，石岗史子是日本“纳粹大屠杀教育中心”的教导员。她的工作，是向日本的孩子介绍二战中发生过的那段历史。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内容，石岗史子给德国一家博物馆写信，希望能得到一件与那段历史有关的物品用以展览。作为对这封信的回复，一个黑色的手提箱被装进纸箱，运上飞机，寄往东京。
很难说这是精心挑选的结局。事实上，这个黑色的手提箱并不稀奇，它属于某一个死于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孩子，这样的孩子实在太多，这一个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连她的名字也寻常无比：汉娜·布兰迪。
名字用白漆写在箱子正面，下面写着她的生日，以及“孤儿”字样。这是大多数手提箱的通用格式。对集中营里上百万犹太孩子来说，这只是辨识他们身份的必要信息。但对石岗史子和她的学生们来说，这名字却显得与众不同。
毕竟，那些被杀死的孩子此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如今，其中的一个却具体摊开在他们面前。
箱子的内饰是嫩绿色的，点缀着紫色的小花。里头装着一只棕色皮鞋，一只白色长袜，一件白色毛衣，和一个生锈的铁罐。这种罐子曾被用来装着有毒的气体，杀死集中营里的人们。
这就是汉娜一切。除此之外，她的样子，她的故事，一概模糊不清。一个脸色粉嫩的日本小女孩看到了箱子上的名字。除了意识到“这是来自遥远地方，来自很久之前”的东西，她也意识到，“这个箱子属于一个像我一样的小女孩儿”
石岗史子感到并不满足。她开始好奇地想要弄清楚，这个叫汉娜的女孩长什么样子，她“想看到她的脸”。
2
汉娜有一张甜美的脸蛋。尽管她并不总是在笑，有时候，她和哥哥乔治闹了别扭，便会撅起嘴，摆出一副要哭鼻子的模样，狠狠地在他背上敲打着。
那是这个有一头金色卷发的捷克女孩最快乐的日子。在位于布拉格的家里，让人念念不忘的是战争爆发前那些幸福生活。汉娜喜欢穿着碎花短裙在草地上打滚，或是笑容腼腆地荡秋千。也有时候，她大笑着奔向父亲的怀抱。家里的录像机记录下其中一些片段，图像已经陈旧了，但仍然看得出户外阳光强烈。
她的父亲，一个犹太人，“非常善良，喜欢讲笑话”。除了带着家人到沙滩上逗乐和到雪地上滑雪，父亲还会变点儿小魔术。他弄来了一个木头制的魔法盒子，把一个硬币放进盒子里一摇，硬币就不见了。过一会，他从汉娜的耳朵边上把硬币找出来，赢得汉娜的惊呼。
最好的日子往往是这样进行的：当妈妈拥抱汉娜，当爸爸告诉她“我爱你”。 在汉娜曾就读过的nove mesto中学，乔治和汉娜“过着普通的生活，做着和普通孩子一样的事情”。乔治和汉娜是仅有的犹太人，但没人关心谁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朋友。
讲起这些往事时，哥哥乔治微笑着，不时往壁炉里添几块木柴，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汉娜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每天都打架，但我们都会表达出对彼此的喜欢。
但他们很快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表现这种喜欢，因为日子逐渐开始变得艰难了。街头开始有狂暴的游行和森严的阅兵，玻璃被砸碎。父亲和母亲常坐在客厅里，忧心忡忡地听着广播里的消息，而汉娜躲在门后，眼神里多了很多忧郁和不安。
1938年的那个新年，似乎是记忆里最后的快乐时光。那一天，一大家人来到奶奶家里，吃着可口的食物，不时发出开怀笑声。
汉娜和她的表兄妹们则躲在一边玩游戏。他们依次把装着蜡烛的小船放到水里。其他人的小船很安全，哥哥乔治的虽然倒掉了，但蜡烛仍然在歪斜着燃烧。只有汉娜的船沉进水里，蜡烛也熄灭了。
那一年，当新年的欢呼响起来时，外面放起灿烂的焰火。但欢庆的人们眼里已经有了不祥之兆。没过多久，德军就占领了捷克。
3
当然，这种忧郁和不安，并没有被装进汉娜的手提箱里。对于石岗史子来说，这只陌生的手提箱背后的故事，让她坐立难安。她只能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发生在60年前，发生在离我们非常远的欧洲的故事。
她试着到互联网上搜索汉娜的名字，却一无所获。她试着给奥斯维辛博物馆写信寻求帮助，不久，她收到回信，里面提供了关于汉娜生平的蛛丝马迹：在来到奥斯维辛之前，汉娜曾住在特莱辛集中营。1942年5月18日，她被从家里送到特莱辛。
石岗史子听说过特莱辛。她知道，那个集中营里曾经有一个秘密的组织，一些老师悄悄把犹太孩子们集中起来，教他们画画。她找到后来出的画册，希望从中能看到这个叫汉娜的女孩子曾留下的绘画。结果，真的找到了。
有的是用铅笔画的，上面有车站，一男一女在画面上紧紧地拉着手，不知道是她和她的哥哥，还是随便什么人；也有稻田，人们在其中劳作，这说不定寄托着汉娜曾经快乐无忧的田野生活，那时，她曾拿着干草叉站在草堆旁，嬉皮笑脸。
还有蜡笔画的。石岗史子不禁赞叹：“她用色很漂亮。”画面上是高大的树干，叶子涂成嫩绿色。地面上开着蓝色、黄色和红色的花，草丛里还藏着只小鹿。
找到这些画以后，石岗史子更加想知道关于汉娜的一切，但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真能找到关于这个箱子主人的任何信息——她不知道能去哪里，能做什么，她不是个历史学家，也没有做过任何历史研究。
在她发出去寻求帮助的邮件和传真都杳无消息之际，她买了飞往捷克的机票，又辗转换乘去特莱辛的火车，踏上寻找的旅程。
关于那段历史的遗迹都还在。在旧犹太人墓地里，她看到石碑杂残破，青苔蔓延。在特莱辛集中营博物馆里，她看到成千上万孩子的名字，密密麻麻写在墙上的名单里。这个伤感的日本女人说：“那一刻我意识到，汉娜只是150万个被杀死的犹太孩子中的1个。”
石岗史子手拿汉娜的画，走在特莱辛集中营当年的院子里。许多年过去了，树一直生长，花依旧盛开，仿佛并没有什么生命曾经在这里消逝过一样。在光线昏暗的狭窄过道里，正午太阳从缝隙里透进来，格外晃眼。正是这样的太阳，曾照射着许多行将消失的生命，包括汉娜。
这里毕竟是她生活过2年的地方。那一刻，她“第一次觉得自己体会到了汉娜的存在，这是她离汉娜近了一小步”。
只不过，关于汉娜的一切，被淹没在这巨大历史悲剧之中，了无踪迹。直到石岗史子在特莱辛博物馆遇见一位历史学家时，一切才有了转机。这位历史学家取出一个名字列表，上面记录着谁曾被送到特莱辛。石岗史子数了数，上面有超过9000个名字。
往后翻了几页之后，她找到了汉娜·布兰迪的名字。油墨打印的字，只有短短一行，记录着她的信息。和名单上大多数人一样，她的名字前面，用墨水歪歪扭扭地画了个勾。她问，这标记是什么意思？回答是：这标记说明，汉娜并没有幸存下来。
4
石岗史子一定没有意识到，她从布拉格到特莱辛，重复的正是50多年前汉娜曾经走过的旅程。只不过，那段旅程尽头，是巨大而未知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悲惨生活。
其实，在来到特莱辛之前，悲惨的生活早早就开始了。德国人为汉娜和她的同胞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罪恶中最可怕的一种。汉娜儿时的朋友李卜斯 米娜里科娃记得，汉娜曾经找过她，因为太害怕，全身都在发抖。
犹太人很快被从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赶走了。他们不能去公园，不能看戏，甚至连买东西也受到限制。汉娜和乔治被从学校赶走。汉娜曾梦想成为一个老师，但如果不能学习，她的这个梦想显然也已经破灭了。
为了安抚妹妹，乔治担负起作为哥哥的责任。他找来笔和纸，让汉娜写下所有她觉得困惑的事情，把它装在玻璃瓶里，挖洞埋在了草地上。他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发现他们。
但这一切于事无补。妈妈先被带走了。当分别的时刻来临时，兄妹两人正睡在床上，母亲挨个亲吻他们。乔治醒了，但没有起来。汉娜则第二天早上才醒来，她意识到，她没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接着，父亲也被拖上了汽车带走。没过多久，在叔父家度过了担惊受怕的几个月以后，1942年4月，汉娜和George一起被送到了特莱辛。
临走之前，表姐为她准备了那个黑色的手提箱，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那种，并写上了汉娜的名字。她也许并没看见汉娜眼里的恐惧。
旅程中，先换马车，再换汽车，然后要步行走过一段极为泥泞的道路。生日那天，哥哥乔治想办法弄来了一根蜡烛和一些糖果、饼干，他们悄悄地躲在角落里吹灭了这根蜡烛。两天后，他们来到了特莱辛。
就在石岗史子曾漫步过的地方，集中营生活开始了。伴随着进入生活的，是生满荒草、布满电网的高墙，不时抬出的黑色棺木，以及无边的恐惧。几乎所有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都被送到这里，人太多，最后只有越来越少的人能得到食物，许多人死于饥饿或疾病。
汉娜和乔治也被分开了。起初，她每周能见一次乔治，并总能带去一块省下来的干粮。但不久之后，乔治被送往奥斯维辛。他们在高墙下紧紧拥抱了最后一次。
人们无从知道，此后的日子对汉娜来说有多么艰难。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一间有人放哨的小屋子里，汉娜曾跟着秘密组织的老师画画和唱歌。她画画的那个房间，走上楼梯，就能透过窗户看见对面焚尸炉高达的烟囱。而她最爱唱的歌，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我很高兴，我还活着。
5
只是，她并没能活下来。在特莱辛博物馆，石岗史子面对那张宣告汉娜死亡的名单，伤心不已。
然而再往下看，她却突然发现了乔治的名字，上面标注，他是汉娜的哥哥。而且，名字外面画了一个黑框。这说明，他是那份名单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通过历史学家，石岗史子找到了乔治在集中营里的好朋友科特，并知道了乔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通信地址。
回到东京以后，她决定给乔治写封信。介绍了大致原委之后，她希望乔治能“告诉我们你和汉娜的故事，我们想了解送到集中营之前你和汉娜度过的那些日子，她告诉过你的事情，你和她的梦想”。
在信的末尾，她写道：“我们想给日本所有孩子一个机会，让他们知道不公、不宽容和仇恨，曾经给犹太孩子们带来什么。”
中心的孩子们给乔治画了画，在画上用歪扭的字迹写上“亲爱的汉娜”。石岗史子拍下手提箱的照片，把它们一起塞进牛皮纸信封里。
当这封信寄到多伦多，塞进乔治的邮筒时，这个年迈的老人和他欢乐的大家庭，似乎早已经远离了那段可怕的历史。
从奥斯维辛幸存之后，他到了加拿大，并决定“不活在过去里，而是为将来而活”。
那并不意味着我要忘记过去。乔治坐在壁炉旁，像50多年前一样，并不怎么爱笑，略有些腼腆。他已经老了，头发花白稀疏。
经历最可怕的苦难以后，他希望带着快乐面对世界。他希望让别人知道他现在拥有什么，而不是他曾经遭遇过什么。于是，他带着 孩子们郊游、嬉戏，并在录像里录下孩子们的笑容，正像很多年前他的父亲对他们所做的那样。他相信，自己的父母若能亲眼看到如今这一个大家庭，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
妈妈在集中营里给汉娜寄回来的生日礼物——用牙膏捏成的小饼干，他一直珍藏着。甚至，父亲曾经用来为他们变魔术的魔法盒子，他也保存着，偶尔还会拿出来给外孙们变一模一样的魔术。录像里，最小的女孩儿露出当年汉娜曾经路出过的那种惊讶又欣喜的表情。
只有当深夜到来的时候，过去那段时光才会回到他身上。他做噩梦，然后在半夜坐起来，拿着过去的合影，一遍遍地自责和悔恨。
关进集中营里的父亲曾经给他和汉娜寄来一封信，里面叮嘱亲爱的孩子们“照顾好自己，因为我现在不能保护你们”。父亲在信里对乔治说：“你比较大，照顾好你妹妹让她别出意外。”结果却是，他没有带妹妹回家，让她成为一个老师。他答应过要照顾她，那是他的责任，他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
那个死去已久的妹妹，从未从她的生活里消失。她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字，中间名字就是汉娜，以至于女儿觉得，自己虽然从来没见过这位姑姑，却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她纠缠在一起。她甚至会想，父亲是希望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为汉娜而活，去过那些她没机会过的生活。
乔治曾经带着女儿回到自己和汉娜埋下玻璃瓶的草地，希望能挖出当年的日记，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也曾一起回到集中营，想找回汉娜的手提箱，也空手而回。
若不是石岗史子寄来的那封信，他也许将带着回忆和遗憾死去。但如今，这个故事却被改写了。他从相册里摘下汉娜的照片，寄给了石岗史子。同样寄去的还有他的一个心愿：我想亲眼看看我妹妹的手提箱。如果有孩子想知道我妹妹的更多故事，我愿意见见他们。
6
乔治并不知道，汉娜的手提箱和汉娜本人一样，也经历了多舛的命运。
德国战败后，汉娜的一个好友去奥斯维辛博物馆参观，在一张照片上，她见到了汉娜和她的手提箱。在这张作为资料保存的照片上，那个13岁女孩长发已经剪掉，脸上不再有纯真的忧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着麻木和无谓的呆板。
而手提箱原件，则早已在博物馆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
不过，大火并未烧掉汉娜的故事。一个艺术家得知了这个故事，按照照片的样子，仿制了一个新的手提箱。但这并未当石岗史子写信索取展览品时，这个手提箱才被辗转运往日本。
如今，这个偶然间被打开的手提箱，正让汉娜的故事重新浮现。
乔治的信寄到东京后，石岗史子几乎是尖叫着对孩子们说：“看，这是一张照片，汉娜的！”在此之前，她曾担心自己这封信会把痛苦带给乔治，曾揣测那个失去了亲爱的小妹的哥哥是多么痛苦。如今，她可以见到他，并听他讲讲汉娜的故事了。
她和孩子们一起，把这些照片、信件和汉娜的手提箱一起布置在展览馆里，并把它向公众开放。
开放日这天，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人来到现场。她是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当听说有人要筹备“纳粹大屠杀教育中心”时，主动来给予支持。
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们这些原子弹轰炸的幸存者，并不只是受害者那么简单。因为是我们日本人开始了战争，而我们并没有试图阻止它。我们罪孽深重。”
“然而，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与我们完全不同。”她说，“他们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许多孩子来到现场。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说：“我现在还是个孩子，但我将来会在社会上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从学校学到什么，将成为我们以后作出决定的基础。”
“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让这一切不再重演的社会。”他煞有介事地表态说。
乔治也来到了现场。时隔多年以后，他又一次看到了汉娜的手提箱。他曾带着自己的妹妹，提着她的手提箱，带着她一步一步走向悲哀的终点。
50多年来，这位兄长从没没忘记过汉娜。同样，50多年前的一天，特莱辛集中营里，当汉娜突然得知她要被送到哥哥待的地方去时，也觉得非常高兴。临行前，她特意打扮了一下，以便让哥哥知道她过得不错。
她洗了洗脸和很脏的头发，提上她的手提箱，被塞进黑暗拥挤的车厢里，满怀期待地走向生命尽头。